陕北红军下辖4个军，为何没出一个元帅？4个军长分别是什么军衔

十大元帅名单一摆，不少人心里犯嘀咕：红军五大“山头”里，三大主力方面军、南方游击队都出了元帅，唯独陕北红军连一个元帅都没有。要知道 1936 年中央整编陕北红军，光是成建制的军就有 4 个，兵力过万，还是中央红军长征的 “救命落脚点”，实力压根不弱。更让人好奇的是，这 4 个军的军长后来授衔，有人当上上将，有人只评了少将，甚至还有人没授衔。这是怎么回事？

毛主席当年说过：“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 这话一点不假，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确实有明显的 “山头” 划分。陕北红军作为其中一个，论贡献一点不差 —— 要是没有刘志丹、谢子长打下的陕甘根据地，长征中的中央红军说不定连个安稳的落脚点都难找。可为啥偏偏这个 “山头” 没出元帅？核心原因藏在 “领军人物的际遇” 里。

纵观其他“山头”，红一方面军有朱德、林彪始终在关键军事岗位，红二方面军有贺龙统筹全局，南方游击队有陈毅坚持斗争。而陕北红军的情况却特殊，创始人谢子长 1935 年就因伤重牺牲，另一位灵魂人物刘志丹 1936 年东征作战时也不幸阵亡，两位核心将领、根据地奠基者牺牲时，都才 30 出头，正是能独当一面的时候。

他们要是能活到建国后，凭着 “创建陕北根据地” 和 “为红军提供落脚点” 的功劳，完全有资格冲击元帅，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后续能挑大梁的高岗本有潜力，他曾任红 26 军政委、东北军区司令员，抗美援朝时协助彭德怀统筹后勤，但1955年授衔前，他终因为政治问题被处理，没参与授衔。

而除了领军人物的际遇之外，“融合早，职务调整大”，也是陕北红军没出元帅的一个原因。1935 年中央红军到陕北后，陕北红军很快就跟中央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整合，红 26 军、红 27 军编入红十五军团，后来又改编为八路军 115 师 344 旅，军长们大多改任副职或地方职务，战功积累上差了一截。

1936 年整编后的 陕北红军4 个军军长，红 27 军军长贺晋年，是土生土长的陕北将领。早年在国民党部队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后来带领群众创建陕北游击队，从基层连长逐步成长为军长。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他率领红 27 军在榆林、绥德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有效牵制了国民党军的地方武装，为根据地稳定立下汗马功劳。解放战争时期，贺晋年奔赴东北战场，不仅成功剿灭谢文东、李华堂等长期盘踞的匪患，还参与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战后升任第四野战军第 15 兵团副司令员。

建国后，贺晋年担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分管防空、装甲兵等重要军事部门，本应在授衔时获得匹配资历的军衔。但 1954 年高岗事件发生后，因与高岗工作交集密切，贺晋年受到牵连。1955 年首次拟定授衔名单时，他仅被定为大校军衔。贺龙、彭德怀得知后当即向毛泽东反映：“贺晋年是陕北红军的元老，当年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全靠他和战友们提供物资支援，授予大校实在不妥。” 毛泽东也认为评定偏低，明确表示：“贺晋年的贡献和资历，至少应授少将。” 最终贺晋年的军衔调整为少将，虽与预期有差距，却也体现了对其历史贡献的认可。

红 28 军首任军长是刘志丹，1936 年他在东征战役中牺牲后，部队指挥权交由宋时轮接任。宋时轮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具备系统的军事理论素养，作战风格勇猛且善于谋略。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领部队在冀东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野战军第 10 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 9 兵团司令员，参与淮海、渡江等关键战役。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宋时轮率领第 9 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顶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与美军激战，虽因极端气候遭遇较大伤亡，却成功遏制了美军北上势头，为后续战役奠定基础。

建国后，宋时轮逐步转向军事教育领域，致力于培养新型军事人才，1955 年凭借其在革命战争中的卓越战功，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四位军长中军衔最高的一位。

红 29 军的指挥权经历过两次调整，首任军长萧劲光来自红一方面军，任职不久便调回中央军委工作，随后由陕北本地将领李仲英接任军长。李仲英早年曾在杂货铺当学徒，后受谢子长革命思想感召加入红军，从普通士兵逐步晋升，作战时敢于冲锋陷阵，任连长期间曾带领一个排成功端掉敌人炮楼，缴获大量武器装备，被刘志丹称赞 “打仗有股狠劲”。但李仲英的军旅生涯多次经历岗位调整，时而率军作战，时而负责统一战线工作，还曾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军事教员，职务晋升始终未能突破，解放战争后期仅担任西北野战军第 8 纵队第 14 旅副旅长兼参谋长。

建国后，李仲英出任甘肃临夏军分区司令员，负责当地剿匪和民族工作。因在处理民族矛盾时采取简单急躁的方式，不久后被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管教处处长。此后，他被举报 “吸食鸦片”“利用职权牟取私利”，为此他曾多次申诉：“肺部因战负伤，吸食鸦片是用于镇痛，且经张闻天批准；所乘轿车为老战友王震所赠，并非贪污所得。” 但申诉未被采纳，最终被开除党籍，安置在西北高干疗养院闲赋，1961 年因病去世，未能参与 1955 年授衔。

最后看红 30 军军长阎红彦，他是陕北红军的核心创始人之一，1932 年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便与谢子长、刘志丹共同担任领导职务，任第一大队大队长，在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阎红彦率领部队在西北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保卫陕甘宁边区安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3 纵队副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 3 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为战役胜利提供有力支持。

1949 年重庆解放后，阎红彦转入地方工作，先后担任川东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副省长等职，逐步脱离军队系统。1955 年授衔前夕，考虑到陕北红军需要一位将领代表参与授衔，经中央军委研究决定，紧急任命阎红彦为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使其重新回归军队序列，最终以这一职务被授予上将军衔。

说白了，陕北红军没出元帅，并非部队实力不足，而是天时和人事的巧合。整编后陕北红军四位军长的军衔差异，既与他们的战功、资历直接相关，也受时代环境、工作岗位调整等因素制约。无论如何，陕北红军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为红军保住“落脚点”，这份功劳，比军衔更值得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