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东大街见证了怀柔3000年的沧桑之变

文/刘贤学

[配图源于智慧软件]

怀柔区280多个行政村，若问哪个村庄最古，人们可能会从隋唐时期出现的仙台、邓各庄、唐自口、桃山、苏峪口、黄花镇六个村中挑选出一个。然而，不论怎么绞尽脑汁挑选，答案也不会正确。

因为当年编纂《怀柔县地名志》时，隋唐及早于隋唐出现的村庄不是六个，是七个。 而被遗漏的恰恰是怀柔最古的、比上述六村要早一两千年的村庄，就是怀柔城的发祥地，今天的东大街。

▲怀柔最古的村庄

一、怀柔1381年建城前，该地有村庄。这可以从城内唯一的一座五道庙的位置得到证明。

解放初期以前，在会馆胡同北口、府前街上有一座仅一间房的五道庙，它占据府前街近一半的宽度。五道庙的出现应早于怀柔城，因为建城后不可能在新划定的府前街上建五道庙。五道庙的实用性很强，它是为怀柔城发祥地住户服务的。

二、怀柔城发祥地村庄的历史应在3000年以上。

近几十年在怀柔城北和城西出土了大批文物:3000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陶器、青铜器、贝币；商周及26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50多座。

这些墓葬仅是有钱人家修建得比较坚固的坟茔，此外还应有大量的早已糟朽无存的平民墓葬。

这些墓葬是何人所埋？可以肯定地说，是怀柔城发祥地村庄的人所埋。

三、怀柔这个最古的村庄具体位置在今东大街，即钟家胡同至会馆胡同一带。

证据是，上述墓葬及文物均埋在城北、城西，而不在东大街一带，因为阴宅和阳宅是不能混杂的。为何不埋在城东和城南呢？因为城东和城南是涝洼地，地下水位很高，不适宜做墓地。

此外， 肯定怀柔最古的村庄在东大街，还有一个证据:明代初年怀柔建县、建城后，一些县属机关和庙宇均建在今府前街以北、云路街以西，没有一处在东大街，因为那里已是村庄建城后就不能叫“村庄”了。

明朝的基层行政组织称“里”，在城市的“里”则称“坊”。明代怀柔城内只东大街一带有居民和商户，因之这一片称“东坊市”。在明朝《怀柔县志》的地图上，“东坊市”三字就标在今东大街所在地。

当时，“东坊市”的居民和商铺有多少户呢？估计最多三四十户。因为怀柔建县二百多年后的万历年间，全县是七里一坊，共58个村庄、1020户，平均一个村庄17.5户。二百多年前的明朝初期人烟当更稀少。

▲怀柔最古的胡同

怀柔最早的居民聚居地在钟家胡同一带。

这一带的地形地势要优于会馆胡同一带，前者平坦，后者西北向东南倾斜，高低差约1米。因之，钟家胡同是怀柔最古的一条胡同。根据历史记载，明代、清代直到解放，钟家胡同是全城最富文化底蕴的胡同--它一直是文人聚居之地。

明代万历二十二年，家住钟家胡同的的钟大相，在乡试中考中了举人，出任江苏省淮安府同知。从此，钟大相成了怀柔城首屈一指的富户，人送外号“钟半城”。

“首富”怎么会说“半城”呢？盖因当时怀柔城内的居民只聚居在东南部半个城，另半城为官府、庙宇、荒地，故所谓“半城”，其实也就等于是全城。

天启三年，钟大相之子钟其潔继承家业和其父的诨名“钟半城”。他很开明，不仅参与了怀柔县学的重建工程，还出资办了两件好事:一是在云路街南端修建了一座“杏桂连云”牌坊，二是在怀柔城南修了一条灌溉水稻和蔬菜的“宝带渠”。

钟大相父子之后，钟家胡同的文化渊源一直绵延不断。到解放前后，钟姓聚居的钟家胡同，共有钟姓人家13户，非钟姓4户。

家住钟家胡同路西的钟方一，民国初年曾任河北省雄县代理县长，回怀后任怀柔高级小学校校长。钟方一侄子钟华，解放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 曾编辑过全国统编小学语文课本。钟家胡同最里边的樊家大院，其主人樊佐卿也担任过怀柔高级小学校校长。

解放前，一位年近九旬的钟老太太去世时，举办了最盛大、最隆重的一次殡葬活动。

送殡队伍从“引路”的、“鼓乐队”、“打幡”的、“执事”、“抬扛”的、抱“下世罐”的、送葬的....几乎排列百米之长，尾随帮忙的、看热闹的又有百米之长。

殡葬队伍出钟家胡同北口向西，到署前街向南，然后沿前街(今商业街)东行，出东门后再奔坟地。在商业街， 每遇较大商店都要停留一会儿，等待商店主人设供桌，摆糕点、水果、 香案，磕头致敬、名为“路祭”。 钟老太太之长子钟某，时任”察哈尔省”省长。

钟典文，五十多岁，大个子，据说做一件长衫用布十八尺，蓄“仁丹”胡、油光黑亮，末稍尖尖地翘起，很富特色。他说话总带“之、乎”一类文言虚字。常有人向他请教某日动土、出行、婚嫁宜与不宜的事，此人擅长阴阳之术。

上述这些人的家人及与之交往的人，言谈举止自然与常人不同。 于是形成了钟家胡同与众胡同不同的文化氛围。 钟家胡同居住的这些文化人，其住宅自然也与普通百姓不同。胡同内曾有典型大四合院三座，典型三合院五座。如此密集的标准住宅， 在怀柔城所有街道中首屈一指。

▲几位老手艺人

木匠孙守先，家住东马道北端。他那时担任解放后新划定的东大街村的村长。但村长是业余的，只晚上掌灯在村公所办公，白天他得干本业，以挣钱养活一大家人。

孙师傅大个子，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手艺高超。孙师傅好说、话多，言谈中透露不少手艺人的规矩，其核心是“保障质量”。 他常说，好手艺人打的门窗，二三百年不坏、不散。手艺“潮”的，刚打完一按就晃悠。他打好街门安上后，用斧子当当一敲，说:“你听，铜响儿！”又敲一下门槛，说:“铁响儿，三百年坏不了！” 孙师傅干事认真，不含糊，丁是丁，卯是卯。

1958年修怀柔水库时，孙守先是怀柔大队木工组长。为迎接输水隧洞开闸放水，7月15日，在抢建石厂村西木桥时，怀柔和顺义的木工共80多人连续奋战14个小时。《怀柔水库报》的报道中特别提到“木工孙守先一刻不停，干得特别欢。”1959年，怀柔农机修造厂成立，孙守先又到修造厂任木工车间主任。

在钟家胡同，还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车匠”，也姓钟。他是最后一代“车匠”。解放后出现了用汽车胶轮取代木制铁瓦轮大车，以打制铁瓦轮为核心技术的“车匠”一行也就消失了。

钟师傅家院子里放着几只车轱辘，样子非常坚固。钟师傅说过:“车没跑几年，轱辘散了，那还叫手艺人？只配插蝈蝈笼子！”

钟师傅身板硬朗，快八十了还能挑水浇菜，口不气喘，面不改色。 据说“车匠”劳动强度大，有人常服中成药“大力丸”，其中有一味药叫“牛板筋”。

东大街还有一位老“棚匠”，姓彭名安。棚匠的活儿是用杉篙绷席搭棚。棚的种类很多，结婚搭喜棚，有钱人过生日搭寿棚，死人出殡丧棚，庙会搭商棚、戏棚，还可以搭牌楼。

彭师傅曾指挥三五个徒弟在会馆胡同的四合院搭凉棚——把整个院子全罩起来。凉棚很大、很高，高过四周房脊。有时六十多岁的彭师傅也动手操作，在杉篙绑的架子上攀登利落，矫健如猿猱，像演杂技，观者皆啧啧赞叹。

解放后，棚匠业务一落干丈，老年的彭师傅卖菜为生。

▲古村新生

1948年12月6日怀柔解放后，城内分为四个行政村:新街、成贤街一带，也包括西门外，为新贤街村；今府前街以南，南北小街以西为南大街村；观音堂胡同，即今府东二条以东、府前街以北为后城街村；云路街以东，包括商业街东段路南，为东大街村。

城内四村的村民，既有农民， 也有没种过地的小摊贩、无业的商人、小手工业者、旧社会的军警政人员等等，人口成分较纯农村复杂得多。东大街当时有70多户，近200口人。

1949年1月下旬，中共怀柔县委分两片(钓鱼台和杨宋庄)召开了农民代表会，部署土地改革工作。会后，各村迅速成立了农会。县城内成立了联合农会，主任是解放前卖水为生的后城街人曹福。之后，包括东大街在内的平原解放区共65个村进行了土地改革。

县城内地主的“浮财”，贫农称为“胜利果实”。——箱子、板柜、衣服、被褥、粮食等， 全被集中搬运到“線家大院”，再从这里把“胜利果实”分给贫苦农民。

線家是张各庄的大地主，在县城有多处房产。 此大院后来曾设第一幼儿园。

大街上，分到东西的人和没分东西的人都喜气洋洋，脸上浮现出愉悦的笑容。

不久又把五名地主游街一次。怀柔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怀柔新区土改运动》一文中提到“给五名地主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示众”，其中就有东大街的地主钟方一。

1951年，在政府的号召下，东大街组织了几个临时互助组和一个长年互助组。1953年又发展到东大街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名叫“黎明社”。它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及大型生产资料仍归个人所有，而以人股形式加入合作社，年终连同劳动力一起分红。

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加大了对农业集体化的宣传力度，合作社办公室贴了一片苏联集体农庄的彩色图片，十足地引起了人们对美好前途的憧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离我们不远了”等富有感召力的口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956年初，东大街初级社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畜、 大型生产工具归集体所有，取消了土地报酬，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那时东大街约有土地三千余亩，几乎家家有余粮，社员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有了很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爱因热情普遍高涨。社干部动员农民卖余粮给国家的工作很好做，因之年年超额完成任务。 1956年5月，怀柔县人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9.38%,全县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合作化

1958年夏末，“人民公社化运动”席卷全国。9月9日，全县13个乡合并为5个人民公社。东大街属于东风人民公社城关管理区。此后，与全国广大农村一样，东大街也卷人了极“左”的风暴之中。

农村生产、生活秩序全被打乱，农村经济迅速下滑。1959年，全县农民年人均所得仅44元，与1949年全国农民人均收人相等。东大街的日工分值为一毛钱。 只够买一根冰棍儿。

三年难熬的苦日子到头了。1962年春，农民眼前又闪现出希望之光。大队核算改为生产队核算，东大街大队分成两个生产队。农民有了自留地，还允许小片开荒，公共食堂解散了，上级的“瞎指挥”少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多了，生产队可以根据生产的忙闲，安排劳力去搞副业挣现钱。农民的日子慢慢好起来，东大街年人均收人达到了70元上下。 1964年，人均收人近100元。

1963年6月，怀柔农村开展了“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北京市有“工作队”六七人到东大街领导此项工作(各村都有)。忙了几个月，无而终。

1965年2月，又来了十余人“工作队”(全县有“四清工作团”)搞“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队员中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还有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 当时商业街路南的百货公司刚建成营业，其24幅大橱窗画引起“工美” 师生的兴趣。

“大四清”搞得极深入认真，祖宗三代都要查清，阶级成分要重议重定(名曰“阶级复议”),上榜公布。1966年夏，“大四清”尚未结束，有的工作队员就被单位召回，可到北京刚一下车就挨斗游街，原来“文革”的恶浪已在北京掀起来了。

从“小四清”到“文革”结束，十多年的“折腾”，却对农业生产没有太大的影响，原因很简单，社员们一家老小要吃饭，因此必须老实种地，农民无心也无力旁鹜。“文革”结束那年，东大街大队社员年人均收入达到了135元，粮食亩产达到了951斤，均超过了县委提出的“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标准:粮食亩产800斤以上，社员年人均收人90元以上。

▲城镇农民的奉献

东大街大队属于“自足队”，即“自给自足”，无余粮卖给国家，也不吃国家统销粮，解放初东大街有3000多亩耕地，此后外拨及公路、水渠占地，到1976年，仅剩418亩，这就是余粮队变自足队的原因。

这看似社员与国家没关系，没贡献，其实不然。修建怀柔水库、密云水库、北台上水库、边坑水库、琉璃庙至崎峰茶战备路、挖运潮减河....大街都出义务工了(生产队记工分，国家给些伙食补助)。

1964年春至1979年春，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怀柔农村轰轰烈烈地进行了15 年。这在怀柔农业发展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初的学大寨，内容比较简单，在城镇地区，主要是平整土地。

怀柔城北，西起水库东岸，东到下园、于家坟；南起城墙，北到大小中富乐村南，全是黄土丘陵，土丘累累、沟壑纵横。耕地是坡岗，耕作不便，不能浇水，因此多种谷子、白薯等耐旱作物，靠天生长、产量很低。 耕地之外是零零落落、长满杂树荒草的数十座大土丘，高三四米至十几米不等。

1964年“学大寨”之前，农村有“完场、歇冬”的传统。即场院粮食全部归仓后，全年农事告竣，农民开始“歇冬”休息，直待至次年春天春播。

自从1964年冬开始"学大寨”。“歇冬”的传统取消了， 冬闲变冬忙，男女老少齐上阵，平整土地学大寨。“文革”中甚至春节都不休一天，名曰“革命化春节”。

1964年至1970 年，平整土地均属“造台田，小打小闹”，工程不大。1971年以后，要求平整的地块面积越来越大，工程自然也越来越大。经过八九年的奋战，城北大面积丘陵沟谷变成一马平川，为80年代湖光、滨湖、杨家园、于家园、潘家园、富乐北里、富乐南里、北苑等地区的城市建设尊定了基础。

今怀柔一小、滨湖公园中园和东园均是东大街的土地、是东大街社员顶严寒冒酷暑用数万个工日平整出来的。

改造西大荒。西大荒在宰相庄西，故名西大荒，范各庄人则称东大荒。它东靠大沙河，西邻雁栖河，中有牤牛河，实为泛水区。水大则溪流纵横，水小则坑塘遍地，高低不平，灌木丛生，狐兔出没，人迹罕至，是怀柔平原区面积最大的一片蛮荒之地，总面积25.9平方公里(合9700亩)。

上世纪60年代，先后修建了大水峪、北台上两座水库这片荒滩由干涸而萎缩。在“以粮为纲”的方针指引下，怀柔县决定“变荒滩为米粮川”。

县政府“治理西大荒领导小组”对人多地少缺都的城关镇“特别照顾”，分给2000亩进行改造。 城关镇所分到的2000亩，是地形最复杂、条件最恶劣的一块。镇党委书记刘立生指挥各生产队派人派车大干了两三年，土地基本平整了，道路修通了，还栽了不少绿化树和果树，建了猪场。

但几年后这片土地就现了原形；漏水漏肥，根本不能搞种植，“变西大荒为米粮川”的设想落空了。

但土地平整好了，农业不行正好搞工业。1983年，县政府决定在那里搞“山区工业小区”，东大街和其他生产队社员这才风尘仆仆离开那片酒遍汗水的土地。

▲光明在前

从80年代初开始，随着城内新规划新建设的推进，东大街社员逐步退居城外。现在主要分住在两大片；青春市场北边和南斜街。东大街原地的住户已经不多了。

改革开放后，东大街充分利用地处城镇的优势，努力发展第二产业，壮大第三产业，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2000年人均纯收入达到5470元，是“文革”结束的1976年的41倍。现在，怀柔最古老的村庄——东大街，在“城市化”的大潮中，已经变成“城中村”。在新的机遇面前，地处怀柔城中心区的东大街，正在“城乡一体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