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场所：窑子、青楼、堂子

看小说、影视时，“窑子”“青楼”“堂子”是常见字眼，大众多知晓它们是性交易相关场所，但三者的具体异同却少有人细究。

我们现代人常常把它们等同于妓院，其实在古代，青楼的原意是指富贵人家豪华雅致的青砖瓦房，是许多风流才子、达官显贵雅集之所。因为是富贵人家的姬妾和家妓居住的地方，从唐朝起，青楼逐渐成为风月场所的代称。虽也属于烟花柳巷风月场所，但始终属于“高级场域”——大街上的凡夫俗子是进不去的，客人多为文人士大夫、富商、江湖豪客等有素养、有地位的群体，其中又以文人为主。他们来此未必是为性交易：或静坐品茶、谈心闲聊，或听曲赏艺，或与女子吟诗作画、对弈饮酒，更多是追求精神层面的共鸣，有人借此游戏人生，有人寄情红粉知己。

并不是每一个上青楼的男子都会与姑娘们发生关系。里面有很多文人雅士只不过是在那里坐一坐，喝几杯茶，吃几块点心，谈谈心，或是听姑娘唱几段小曲；还有一些喜欢与姑娘吟诗作画、喝酒下棋，之后就会离开，并不会黏着不走。

旧时上海的书院门口

唐代诗人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中的“青楼”，便是指这类高级风月场所，而非低档的窑子。青楼中的女子也多非仅懂皮肉交易的俗流，不少是才貌双全的艺伎，苏小小、董小宛、杜十娘、李香君等便是典型——她们能歌善舞，精通琴棋书画，可与客人唱和诗词，且懂风情、善解人意，因此成为文人显贵争相追捧的对象。

旧时上海四马路是红灯区

若勉强类比，青楼近似现代的高端娱乐场所，“从业人员”需兼具颜值与才艺，消费门槛极高，但这一类比并不完全精准。本质上，青楼在当时兼具“娱乐圈”与高端社交场的属性。文人常在此获取创作灵感，白居易、柳永、苏东坡等都曾是常客，他们的不少佳作便诞生于此；达官贵人则借此处进行社交应酬。对文人士大夫而言，青楼提供的远不止性服务，更是一个摆脱传统礼教束缚、可与知己畅聊的自由空间，是古代中国独有的风月文化符号。

青楼的运营也有一套“行业逻辑”：女子来源或为被购买，或因生活所迫，上岗前必须经过调教，如同进入“娱乐圈”需兼具颜值与真本领；还会有类似“经纪人”的角色，通过选秀筛选出容貌出众、智商情商双高的女子，以维持场所的高端定位。

与青楼的“高阶”不同，“窑子”从源头便带着“低俗”与歧视色彩。它本是陶瓷、砖瓦行业的词汇，一说源于利用废弃窑场经营，一说由“娼寮”简称“寮子”演变而来，起初是骂人的方言。去窑子的嫖客无任何艺术层面的追求，纯粹是为性交易，因此窑子被称作“性快餐”场所，“一手交钱、一手办事”是其核心特征，这也是它与青楼最本质的区别。

“逛窑子”一词源于南宋。当时战乱频发、经济衰退，曾经兴盛的青楼画舫逐渐衰落，简陋廉价的妓馆兴起。这些妓馆为节省成本，常利用位置偏僻但空间充足的废弃窑场经营，“窑子”逐渐成为低档妓院的代称。这一变迁不仅反映了社会经济的下滑，更折射出古代女性的悲惨命运——部分青楼才女可能沦为窑姐，也体现了语言随时代的演变轨迹。

“窑姐”一词本身带有强烈的歧视性，类似现代“小姐”一词被污名化后，人们不得不改用“小姐姐”“小妹”“美女”等称呼，本质上都是语言在社会偏见影响下的无奈调整。

到了明清时期，风月场所发生显著变化。卖艺不卖身的女子越来越少，青楼的“精神属性”淡化，逐渐沦为单纯的性交易场所，“青楼”一词也随之贬值。

上海开埠后，风月场所又出现“堂子”（如长三堂子）、“书院”等称呼。初期它们与传统青楼类似，属于较高档的场所。《九尾龟》《孽海花》《海上繁华梦》《亭子间嫂嫂》等小说对这些情况有较为真实的描写。但随着后续战争频发、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堂子、书院的品质大幅下降，逐渐失去了原本的高端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场所中女性的称呼，也暗藏等级与歧视。“妓女”是统称；“窑姐”特指窑子中的从业者，带有贬义；“婊子”原指古代表演歌舞杂技的女性艺人，后逐渐演变为对性工作者的侮辱性称呼（最初写作“表子”，“表”即“外”，指外室），强调对女性的道德污名化，多用于辱骂。而青楼、堂子、书院中的女性，初期多被尊称为“姑娘”，从称呼上便可看出场所的等级差异。

如今一些描写旧时生活的文艺作品，常将青楼与窑子混为一谈，实则是对历史背景的不了解——并非所有风月场所都能叫“青楼”，也并非所有都叫“窑子”，二者在定位、客群、功能、文化属性上有着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