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着花样在燕郊创业的盲女，想为儿子拼出一套房子（上）

“我妈现在每天都在催我生二胎，让我赶紧趁年轻生一个健康的孩子，说不然等我们老了怎么办？”

“我就不明白了，我倒是有个哥哥，他倒是正常人，但是他帮我了么？有时候我真想反问我妈，但老太太年纪那么大了，我又不落忍。现在我特别害怕接到我妈的电话，只要一张口就是问我今天赚了多少钱，店里总共来了几个客人……”

那是2024年初夏，我第一次去许乐怡的店里按摩，听见她上来就跟我聊这些，有些不知所措。聊天再深入都可以，但聊钱还是太冒昧。我试图转移，没承想许乐怡的知识面特别广，一个小时内，先是聊到摇摇欲坠的房价，接着是慢牛股市、一路高歌猛进的黄金，最后是大洋彼岸的竞选，兜兜转转，始终绕不过金钱和权力。她语速快，思维也很跳跃，且不喜欢自己说起的被打断，开始我还能插几句嘴，到最后，干脆默默倾听，仿佛在一个半小时内不间断地刷了几十个短视频。

“这几年钱越来越难挣了……所以我也能理解我妈，她是穷怕了。人一旦穷，就身不由己，你能理解吗？”

我透过按摩床的窟窿，发出了一个短促的“嗯”。

之后的一年，我作为重度按摩爱好者，就这样每次以一两个小时为单位，陆陆续续听她讲全了自己的故事——在黑吉蒙的交界处，记忆里，一只丹顶鹤正在缓慢张开翅膀。

许乐怡出生于1991年，如开头所说，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她爸妈都是东北老家市区粮站的工人，按常理，在那个计生政策执行得最为严格的地区和年代，她是无法来到这个世上的。不过她爸是满族，老一辈人又有多子多福的观念，这才有了她。

出生那天，许乐怡第一次睁眼，就出了问题——她的眼睛像是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雾，看不清瞳孔。是先天性白内障，医生建议尽快手术，“最多不能超过一岁”。

她妈想不明白，因为往上数几辈，家里也没有一个人生过这病。医生也下不了定论，说除了遗传，也可能是孕期吃东西不注意导致的，比如说吃错了药。这个模棱两可的问题先是困扰着她妈，之后又困扰着她：这病真的不是遗传吗？毕竟，怀她的时候，她爸妈还都在粮食加工厂上班，吃的是公家饭啊。

新城市的新工人，无论生男孩生女孩，他们都喜欢，甚至觉得生女孩子更好，因为女儿更温柔，更体贴。在90年代的东北，重男轻女似乎早已翻篇儿，女性的地位看起来更高，可在许乐怡长大的过程中，却总能听到亲戚朋友甚至是爸妈，在她耳边念叨：“得亏是个姑娘，这要是个小子，眼睛还这样，可该咋整？”

能咋整呢？跟养儿子一样，该治病治病呗。父母借了点钱，凑够了手术费，在许乐怡三四个月大的时候，就给她做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大手术，让她那个迷雾般白茫茫的世界透进了第一缕光。她对这些当然没印象，但架不住她妈总提，因为她的到来，让生活原本不错的家庭第一次背上了债。

许乐怡觉得，她妈只是想让她对这个家心存愧疚，继而感恩——可为什么要愧疚呢？

“难道是我想来到这个世界的吗？”

许乐怡没长成乖巧温顺的模样，除了先天性格使然，和她哥哥也有莫大关系。哥哥比许乐怡大四岁，当年他们的爸妈一厢情愿地认为，儿子需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一个除爸妈之外的至亲，不然，他未来人生将何去何从？不只是孤单，遇到事了也只能自己扛，连个可以商量的人都没有。但很可惜，许乐怡对于哥哥的记忆里并没有任何手足情深的瞬间。哥哥从小寡言，大部分时间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学习是好，但也独性得很。她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哥哥从小就没有喜欢过自己。

比如某年中秋节前，爸妈拎回一盒月饼，四块不同的口味，说好过节时一起分享，可许乐怡馋得不行，半夜翻箱倒柜地拆开盒子，偷摸吃了一块。第二天，哥哥为此闷闷不乐，边骂她自私，边赶紧拿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到了过节那天，家里只剩下两块月饼。许乐怡特别好奇哥哥拿走的那块月饼到底是什么口味的，这个问题一直到了“小年”大扫除的时候，才由她妈在壁橱里找到了答案——那块她哥哥只吃了一口的五仁月饼，在里面藏了小半年，除了闻着有股哈喇味，愣是没长毛。

“他明明就不爱吃月饼，就咬了一口，剩下的宁愿放坏了也不肯让我尝一口。但偏偏从小呢我就爱吃甜的，所有没吃过的东西我都馋，都想尝一口。哥哥一般都会让着妹妹的，对不？但我哥他从小就这样，我妈自己都说，全家最自私的人就是我哥……”沉静片刻，许乐怡又小声嘀咕道，“但我长大后也会想，人自私又怎么了？再说，人不就应该为自己考虑吗？”

许乐怡不喜欢哥哥，但却理解哥哥。毕竟，爸妈尽力做到不偏向，这让原本只属于哥哥的东西，都要分走一半给她。

许乐怡三岁那年，爸妈下岗了，家里能分给两兄妹的东西就更少了。物质的匮乏让兄妹俩的嫌隙变得更大了，许乐怡敢肯定，就是从那时起，哥哥更加讨厌自己了——因为从她出生起，家里就没发生过一件好事，先是为她看病花光了积蓄，接着爸妈下岗没了收入。

“我爸妈在粮店，这怎么可能不是铁饭碗呢？那可是粮食啊，谁能不吃饭呢……”直到今天，许乐怡的爸妈也依旧想不明白，本应比铁还硬的饭碗，怎么这么轻易就翻了呢？

许乐怡把这一切归结于他们“认知太低”，说那时的她爸妈没有手机电脑，没有快手抖音，更没有人工智能，一切都靠经验生活，所以看不见日新月异的世界。我对她的观点不置可否，即便在当下看似拥有这一切，谁又能预见未来呢？太多人上一秒还在工位忙碌，下一秒就要被老板扫地出门，社会要发展，人类要进步，总有一些地区要“奉献”，也总有一些人要“牺牲”，轮到你了，便是你了，你的想与不想，真的没那么重要。

下岗之后的最初几年，买断工龄的钱足够支撑一家人眼下的生活，许乐怡爸妈并没觉得日子有多难。但他们也居安思危，在第一时间涉足了最易入门的餐饮业，决定摆地摊卖炸串，因为这种单价低、品类丰富的刚需食品是穷人首选。

经考察，摆摊地点选在了学校门口，客流量稳定且足够大。他们两口子还认真研究了“竞品”，“价格不算低，卫生条件也差”。这使得他俩信心满满——既然是“前粮店正式工人”的身份，那必须跟那些来路不明的小商贩形成鲜明对比：穿戴要整洁，食物要新鲜，油的品质不但好，还要定期更换，就连出摊用的小餐车，都是崭新订制的不锈钢款。开业活动、特价酬宾一个也不能少，势必要大展拳脚，干倒所有竞争对手。

可不到一个月的工夫，许乐怡爸妈便认清了现实：第一，他们确实干不过小脏摊，说不上人家味道哪里好，可自己炸出来的东西就是替代不了，他们以为人家油锅旁的污渍是陈年老垢，但在学生眼中，那是岁月累积起的口碑沉淀；第二，需要再就业的人越来越多了，学校门口那一亩三分地也越来越挤，竞争压力极大；第三，也是让他们彻底放弃的主因——各路时不时冒出的检查人员，让他们实在招架不住了……

许乐怡爸妈从不觉得摆地摊卖炸串算是他们第一次创业，因为天天东躲西藏，根本算不上正经营生。痛定思痛之后，他们觉得还得干点有门槛的事业，便去农村学养殖。这一次，两口子脚踏实地、系统学习，认认真真地积累经验，整整一年的时间都在农村的养殖场里打工，既没怕脏更没怕累，甚至连工资都不计较。

到了第二年，他们几乎花了所有积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猪舍。从业时间短，资金也不够雄厚，就要比别人付出更多时间、更多心血。小猪舍一点点扩大，渐渐有了猪场的规模。他们依旧有着“工人阶级”的清高和骄傲，自认为能把产业经营好，是因为比农村人更有见识。

好日子也就维持了两三年，大自然便用自己的方式惩罚了自以为是的城里人——一场口蹄疫把猪场存栏清零，到最后，许乐怡爸妈钱没赚到，倒还欠了钱。

“老人们都说，‘家财万贯，有毛的不算’。活猪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就烂一个大口子，接着就一只一只地死掉，边烧边死，到后来烧都不赶趟了。方圆几里地都是烧猪毛的味儿，就是猪肉摊燎猪蹄的味儿……”

许乐怡给我讲这段时，我侧过头，看了一眼她。她的脸微微上扬，面色如常，语速轻快，并无情绪起伏，甚至语气里还有点调侃的意思，像是讲着别人家的故事——尽管那场疫情，彻底改变了她一家人的命运。

她继续道：“那一年的雪可真大，第一场雪就站住了，一整年没化。家里是没钱，但年还得过。那会儿我已经记事了，印象里，我爸一杯一杯地往嘴里灌酒……”

那似乎也是我曾经最熟悉的场景：一整个冬天不开化的雪，一杯又一杯冒着热气下了肚的白酒，还有长辈一年又一年逐渐失掉的体面。鞭炮声里，大人小孩站在冰天雪地里，双颊通红、睫毛挂霜，也都要仰着脸笑……东北家长从小就会教育孩子，不能吊丧着一张脸，埋怨天埋怨地，既没用也讨人嫌。那是一种近乎盲目的乐观，是即便兜里只有俩钢镚也得傻乐下去的素养。

“我爸妈总觉得，自从我出生之后家里就开始走下坡路。也就是那会儿，我妈带我去市里找最厉害的瞎子算命。瞎子说我这一生就是多灾难，但最后也都会化险为夷。连财运也是，不会有什么大钱，但是关键时刻也不会缺钱……那时候年纪小，哪会信这些，也总是奇怪，人怎么会没得选？但日子越过越觉得，谁生下来可能都拿着一个固定的剧本 ，而我天生就是来渡劫的。”

天生残疾，父母下岗，接着又遭遇家里破产——一切悲情又狗血。命运真是最残忍的编剧，敲击键盘的手又快又狠，没有感情，全是技巧。有人天崩开局，有人一路开挂，一切毫无公平，更无道理。就像许乐怡一样，如若真要计较，也只能全部推给命运。

白天天光充足时，许乐怡戴着千度以上的特制眼镜，可以勉强看清世界的轮廓。

她入学比同龄人晚，但一路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她都不觉得自己和常人有什么不一样。她成绩不算好，甚至也不怎么喜欢读书，却偏偏喜欢上学。每天从家去学校，走进教室、坐在课桌前的过程，是她人生迄今为止最好的时光。

上了初中，她开始蹿个儿，长胳膊长腿，腰肢纤细，皮肤特别白。其实她的眼睛也很大，只是对焦困难，即便戴上眼镜，眼部肌肉也会不自觉地向上挑，像是在斜眼瞅人。除此之外，她看上去和别的孩子没有任何不同。老师评价她：口才好，脑子快，样貌也出众。

许乐怡那时对这个评价只是一笑了之：“其实我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就是不想面对，我唯一的奢望就是一直念书。”

那年她十四岁，脚下的路依旧漫长且笔直，没有一点分叉。她的哥哥已经在准备高考，成绩不够理想，重金补课成了日常。那时的东北家长大都抱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理念，领先全国开始给孩子上补课班，狠狠内卷，几乎每个父母都统一地把“只要你想读书，咱家砸锅卖铁也会供你”这句话放在嘴边。

但也是那会儿，许乐怡她妈第一次提出让她退学。许乐怡挣扎过，她反问她妈，不念书的话，要她做什么？她妈支支吾吾，最后还是说出口：学门技术，以后总得能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吧。

至于到底要学哪门技术，许乐怡不敢继续问，但心里门清儿：“盲人”作为前缀，后面只能跟着“按摩”两个字。这四个字是她从小到大的禁区，却也是宿命。她不是没努力过念书，可一到晚上，视力就更加受限，灯光再亮，她也还是看不清眼前书本上的字。

第二年的夏天，哥哥考上了普通二本，他不想复读，早早地收拾好行李，逃似的开始了大学生活。许乐怡升到初三，成绩不好的同学们开始陆续辍学，另谋人生出路。她坐在教室，只剩一片茫然：爸妈对她的成绩不管不问，视障用的特制教材也找不到，老师为了升学率把她的座位从第一排调到了最后一排……全世界的人都在提醒她，让她知难而退。

直到摸底考试她沦为垫底，这才妥协。

“学习如果没用，为什么家里砸锅卖铁也要供哥哥上大学呢？如果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呢？如果我是个男孩呢？如果我的眼睛是正常的呢……”这些问题排列组合，在她心里交替闪现，直至今日也没有答案。

中考前夕，班主任和她妈轮番和她谈话。

“我有个亲戚在满洲里干按摩，我妈让我去投奔他。可我明明就告诉过我妈，长大之后我肯定不会干按摩的。其实小时候我也想过，长大后我得和别人活得不一样，但到底怎么才能活得和别人不一样呢？”

午后的按摩院，许乐怡能自问，却无法自答，我的心跟着她的话，一阵怅然若失。眼睛也看不见，成绩也不好，光喜欢念书有什么用？抗争多半无用，埋怨成了不痛不痒的日常。她不是学习的料，不是天才，不是意外，只是人群中普普通通的一个盲人。命运如此召唤：就这样吧，学门技术，出一出力气，要能赚口饭吃……

十六岁，许乐怡从爸妈的手里接过了火车票，终点满洲里。那是中俄交界的口岸，四季也更加分明：夏天有辽阔的草原，冬天有肆虐的暴风雪。

许乐怡待的按摩院很高端，顾客大多数是有点小钱的男人，技师倒是有男有女，大多数都比较年轻，许乐怡是店里唯一的视障人士。她从做足疗学起，最开始手腕会痛，一单提成二十块。拿到工资的第一个月，又觉得其实也没有特别痛，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新世纪之初，大型的连锁超市还是稀罕物，只要得空，许乐怡就要去逛一逛。那是个崭新的世界，货架上摆满了零食，她几乎都没尝过，要花钱挨个试一试。她总是感到很饿，但胃口实际上又很小，买回的零食总吃不完，但就是忍不住要买。她妈怕她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电话里嚷着要帮她攒工资，并承诺绝对不会花一分一毛。她不同意，她妈便找按摩院的老板直接要，一下就惹毛了她，她直接收拾行李买好车票，佯装要回家。那次，一向强势的母亲第一次马上“熄火”了，似乎生怕女儿为此丢了生计。

自此，对她妈说的话、嘱咐的事，许乐怡开始反着来了。也是那时，她认清了一个道理：自己能赚钱，可真好。

她妈对她的未来依旧忧心忡忡，管不了女儿的钱包，便惦记起了女儿的“终身大事”。她妈反复叮嘱她，“找个普通男人就行”，如果实在找不到，“找个别的地方残疾的也行”，但唯独不能和她一样，是视障人士。不说还好，这样一说，她噌地一下就有了逆反心理。

那家按摩店只是收费高，并不提供其他服务，正规到不能再正规。可架不住每天都有想揩油的男顾客来，他们借着醉意，丑态毕现，如同急于求成的动物，不分场合，更不分对象。喝醉的男人一般都是组团来店里做按摩，他们什么都喜欢，什么都好奇，会打听女技师是哪里人，多大年纪，家里几口人，去过哪里，平时喜欢吃什么，又或者用长辈的语气假模假式地询问，年纪轻轻为什么不念书要来做按摩，方方面面事无巨细，但唯独对自己娶回家的老婆没兴趣。许乐怡还没谈过恋爱之前，就见到了太多歇斯底里的女人。她们大多熟练掌握夺命连环call的技能，也有武力值爆表的，会跟踪到店，一边跟老公讨要说法，一边对无辜的女技师挥舞巴掌。有男顾客带着婚外情对象来店里消费，正牌妻子便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来捉奸，直接将按摩店升级为案发现场。

许乐怡看不清他们如何上演全武行，却能听懂那些夫妻之间彼此最恶毒的咒骂。

“他们结婚的时候想过有这么一天么？”十六岁的她越想越失望，觉得男人不可靠，情情爱爱也没意思。特别是有钱的男人，他们大多“博爱”，却唯独对妻子薄情。在那里短短两年，许乐怡从没见过，也从未从其他技师嘴里听说过，有哪一个不忠的丈夫能回心转意，或对妻子真的感到抱歉，他们只会在男人堆里吹嘘，觉得自己“真有本事”。

许乐怡逐渐认清一个现实：高攀只会累垮自己，找对象结婚的话，另一半得和自己差不多。家也成为不了避风港，而是最现实的地方——谁赚钱谁的腰杆才硬，靠谁不如靠自己。人就活这一辈子，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属实没必要。

两年后，为避免眼疾进一步恶化，许乐怡回家做了斜视矫正的手术。手术结束后，她没有着急回满洲里，而是寻思着找个地方，系统地学习中医理疗。她妈没反对，托关系找到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却不肯掏三千块的学费，让她“边干边学”，过几个月后再说拜师。老中医也精，不教她一点真本事，只把她当免费劳动力，她只能每天给患者按摩，干活累得够呛。几个月后，她妈还是不想交学费，便让她去了盲校。

“小时候也没见我妈对钱那么计较，结果越老越抠。现在一想，这事怪可惜的，当时应该好好拜师的，哪怕我自己花点钱——所以说啊，人得了‘穷病’，路就会不自觉地越走越窄。”

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契机，就这样从许乐怡的指缝里滑走。有时她会怪母亲，有时她会怪自己，但更多时候，她还是把一切推给了看不见的命运。

十八岁的许乐怡重返校园，心境却早已沧海桑田，初中教室里那抹斜斜打在脸上的阳光，已是遥不可及的温暖。那是全省唯一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所有专业都围绕着“中医按摩”展开。听说即便是北上广深的此类学校，至多也只会多加一些“音乐艺术类”的相关课程，并没有更多选择。

年纪相仿，处境相同的男孩女孩聚在一起，谈恋爱比上课还积极。许乐怡的初恋大她四岁，也是本省人，双眼全盲，一点光感也没有。得知她恋爱的噩耗，她妈立刻冲到学校，一心想着如何拆散两人。许乐怡丝毫不怵，心里甚至有些得意，自己凭什么一定要听妈妈的安排？

她妈上来是暴怒，最后是痛哭，翻来覆去无非一个意思：“你自己都看不见，再找一个也看不见的，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看不见有看不见的活法，要是我看不见，他却能看见，我还觉得不公平呢。”

这并不是气话，而是许乐怡深思熟虑后的真实想法，即便到今天，她依旧这么想。

不过，跟初恋男友谈了一年多，许乐怡愈发觉得不对劲。那男孩并非天生残疾，是初中发生意外才致残，心里的郁结始终没打开，酒成了唯一的解药。

“见过光明的人没法子忍受黑暗，‘先天盲’和‘后天盲’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像我那个对象，心态特别不好，到现在也学不会面对现实。归根结底，我俩还是不同。”许乐怡如此解释道。

毕业后，许乐怡提了分手，两人分道扬镳，各自回了老家。可那男孩一旦喝醉，就会坐几个小时的车，半夜三更来敲许乐怡家的门，劝也劝不走，撵也撵不动，闹到最后只能报警。

许乐怡心有余悸，择偶标准又加了重要的一条：“喝酒的千万不能找。”

还没彻底摆脱掉初恋男友，她妈便马不停蹄地给她安排起了相亲。见的对象里有年纪大、家里穷、离过婚的正常人，也有家庭条件还不错、或缺胳膊或断腿的残疾人。她不愿意去，她妈便冷言冷语，问她到底想要找个什么样的，让她务必得有点自知之明。

许乐怡学会了手机上网后，买了一部当时最流行的高配诺基亚，没事就要打开手机QQ看一看。有一日，盲校的同学周晓辉发来一条好友申请，两个人互道你好，当天没有什么下文。许乐怡其实对周晓辉印象很深，他个子高，很瘦很瘦，在学校时，有次周六男生们来女寝玩，周晓辉恰巧坐在她的床铺上。许乐怡忘记是谁讲了一个什么样的笑话，只记得周晓辉坐在自己的床边，似乎在笑。她看不清，但借着光勾勒着周晓辉的轮廓，觉得这个男生还行。周晓辉家里是农村的，上面有一个哥哥，母亲当年在怀他时误食了错的胃药，造成他眼底受损，一直到他三岁时才发现，治疗已经为时过晚，他落下的是终身残疾。

QQ上，老同学一开始的都是旧事重提，但聊着聊着，就变成一日三餐的报备，早中午的问候。QQ上跳动的头像远比现在一动不动的微信头像更具魔力，许乐怡抱着手机，眯着眼睛，看着屏幕上被放大许多倍的字体，莫名其妙地傻笑。再后来，他俩开始没日没夜地打电话。

嫌在老家赚得太少，许乐怡想继续去内蒙上班。周晓辉当时在天津打工，试探性地问她愿不愿意到天津发展。许乐怡想了想，觉得还是满洲里好：清水煮熟的手把肉不用加任何调料，咸奶茶里放上炒米和牛肉干，一丁点儿沫子都不起的涮羊肉配上新鲜的韭菜花，物美价廉又无比正宗的俄餐，还有呼伦湖里打捞起的白鱼……这么多好吃的，她还没和周晓辉分享。

于是，当晚两人就买好了各自去长春的车票，再从长春出发，一起去了满洲里。次年，两人决定结婚。

周晓辉带着礼物来看未来的丈母娘，却连家门都没进去。许乐怡她妈坚决反对，难听的话说尽。但许乐怡坚持要嫁，她妈拗不过，便索要六万块的彩礼。这并不符合东北当地嫁女儿的规矩，城里的年轻人结婚，男方的彩礼都是象征性地给一点，女方家里若是独生女，大概率还会给一笔丰厚的嫁妆。但许乐怡她妈说，既然周晓辉是农村的，那就按农村的规矩来。

周晓辉没有讨价还价，痛痛快快地拿出了六万块。这一次，许乐怡以为自己自由了。

婚礼在周晓辉的老家举行，许乐怡的亲属一个也没去，包括爸妈和亲哥。娘家给她置办的唯一嫁妆是个金镯子，六万的彩礼，一分没让她带走。许乐怡心里有点难受，但这难受并不多。她给自己选了掐腰款式的白色婚纱，裙摆轻盈，刚好触到地面。她告诉我，她从小就喜欢掐腰的连衣裙，把腰衬得很细，腰线以下全是她的大长腿。她穿着洁白的婚纱在逼仄的婚房里转圈，那画面和记忆里张开翅膀的鹤似乎重叠……

一直以来，许乐怡都很满意周明辉。这个男人没钱，也没什么事业心，不够温柔，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唯一有的，不过是生活细枝末节里努力扒拉出的一点体贴。但就是这点体贴，也足够她受用，毕竟，这个老公是自己选的。那是她人生里为数不多能够自己做主的时刻，也是人生之路好不容易才不吝啬赠予她的一个分岔路口。

婚后不到一年，许乐怡怀孕了。有了自己和老公的前车之鉴，她吃东西很注意，从没生过病，更没吃过药。

可儿子周游生下来时，眼睛上也长了一层白雾。

困扰许乐怡多年的问题有了答案：并不是妈妈的过失导致她失明，而是命运从不怜惜她分毫。祖上几辈个个都没毛病，偏偏到了她这里基因突变。不仅如此，她还把这病遗传给了孩子。

月子里，许乐怡的眼泪就没停过，落下了严重的月子病，到现在只要阴天下雨，还是会偏头痛。她妈过来照顾她，一句安慰的话没有，反而骂她不听话，说她活该，“为什么不嫁一个有钱有能力的男人，为什么不嫁一个眼睛能看见的男人？”

许乐怡没力气和她妈争吵，其实连她自己也有些后悔：“如果让我重新选，我不会结婚，更不会要小孩。但那会儿年纪太小了，能懂什么呢？总以为只要是女人，必须要结婚生小孩……”

三个月后，许乐怡和婆婆带着全部积蓄，第一次坐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她们找到同仁医院旁最便宜的旅店，在地下二层，要下很长很长的台阶。房间一点光也见不到，灯要一直开着。空间很小，摆上两张单人床后基本就满了，许乐怡再小心也绕不过，总要磕一下，在她离开北京时，膝盖上全是瘀青——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天子脚下寸土寸金”吧，如果不是来到北京，她一辈子也不知道原来地下也能住这么多的活人，在东北老家，只有死人才住地下面。

可首都就是首都，在老家让医生束手无策的病，在这里只是一台轻易拿捏的小手术。周游的手术很成功，除了康复期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晶体粘连。医生询问要不要继续治疗，许乐怡想都没想，便同意了。走出医院，许乐怡才犯了难：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那天回去的路特别漫长，走到了旅店门口，她能想到的还是妈妈。鼓起勇气拨通电话，未曾想全是责备：“谁让你不听话呢，你冒冒失失地就去带孩子看病，走之前咋不和我商量？为啥不提前做好计划？你自己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么？”恨意在此刻到达巅峰，旧账本在心里一页页自动翻起，只要张嘴，都是呛到流泪的灰。气头上，许乐怡张口索要六万块的彩礼，她妈不但不同意给她，在挂断电话前，还撂下一句“白养你了”。

许乐怡擦干眼泪，又给远在济南的哥哥打电话。其实他们平时很少联系，但她的骨血至亲只有这几人。

电话接通，哥哥爽快地让她说一个数。她开口说借一万。接着，是长长的沉默，以一声叹息作为停顿：“这事我做不了主，还得问你嫂子。我和她沟通一下，一会儿让她给你回电话。”

地下室没信号，许乐怡怕错过嫂子的电话，就一直坐在旅店的门口等，边等电话，边靠回忆打发时间。

哥哥和嫂子是大学同学，俩人毕业后一起留在了济南。嫂子老家在中原地区的农村，听嫂子自己说，她老家过年时女人做好饭也从不上桌——在许乐怡的东北老家，这简直闻所未闻。嫂子在家里是长姐，妹妹一大堆，偏偏孩子里最小的是个弟弟。许乐怡她妈当时就认定这是一大家子“扶弟魔”，对这个未来儿媳更不满意了。果不其然，嫂子不但在婚前狠狠要了一笔彩礼，把钱直接打进了娘家的账户，用来供妹妹弟弟上学，临近婚礼，得知小姑子结婚还有嫁妆，就逼着准婆婆追加了一个差不多克数的金镯子。

那天许乐怡在旅店门口等了整整两个小时，手机也没有响过一下。她调出了嫂子的电话号码，到最后也没有拨出去。

周游出生后几天，周晓辉就马不停蹄地回到内蒙打工。底层老百姓，手停口停，再加上孩子生病要用钱，心里再多不舍，也能狠下心。得知儿子没钱继续手术，周晓辉便硬着头皮去求老板预支两个月的工资。老板对他知根知底，可他们按摩这行拿钱跑路是常态，仍不愿通融。周晓辉有些激动，说话都不利索了，手敲桌子，反复解释：“这是救命的钱，这是救命的钱！”见这个一向老实巴交的员工如此激动，老板这才让他打了欠条，按了手印。

公公在农村老家也跟着着急，把那年买种子的五千块钱以及从大儿子那里借来的钱，一起托人给儿媳妇汇了过来。许乐怡当时并不知道这笔钱的来处，后来回到农村的婆家，瞬间泪如雨下——那一年的土地里没有长出庄稼，换来了孩子眼里暗淡的光。

周游手术过了一个多月，哥哥的电话才姗姗到来，他埋怨许乐怡不主动跟他们联系，又说自己好不容易凑了几千块：“你嫂子当时给你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后来听妈说你住在地下室的旅店，估计是那边没有信号……”许乐怡没要她哥的钱，也没和她哥计较。戳破这层心照不宣的窗户纸，今后又该如何面对“至亲”？

她笑着总结道：“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个是跟别人借钱，另一个是被人屁股后面追债。再好的人，也经不住钱的折腾。再好的关系，也经不住钱的考验。”

周游刚满两岁，许乐怡也回满洲里继续打工，孩子放在农村，由公公婆婆看管。

生了孩子以后，许乐怡才真正明白钱到底有多重要，它能买来想要的一切：光明和健康、孩子的未来、家人的好脸色，还有做人的尊严。她前所未有地缺钱，她得马不停蹄地赚钱。

周游三岁多，夫妻俩不但还完了欠款，还攒下了一些。许乐怡终于松了口气，对那些没做过的事情又蠢蠢欲动了起来——其中之一便是“旅行”，哪怕不是完全能看见，她也想体验，她想为自己而活。可她还没确定目的地，儿子的眼睛又出现了严重的斜视。在省内的医院，小周游经历了人生中第三次手术，许乐怡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那点积蓄，再次被命运之手掏走。

只是，做完斜视矫正，周游的眼神依旧闪躲，但包括主治医生在内，谁也没在意。

因为儿子的这次手术，许乐怡忽然在心里原谅了她妈。之前她带着恨意活了二十几年，即便结婚生子，也无法共情自己的妈妈，直到这一次掏出所有积蓄给儿子看病，她才一下子释然了：“在我爸妈那个年代，他们生下我，看我是个残疾，却没抛弃我，也没放弃我，借钱也要带我去省里的医院看病。下岗后，家里条件更差了，但既没少我吃，也没少我穿……无论如何，我都该感谢他们。”

许乐怡回到内蒙，不再排斥妈妈的电话。那时她嫂子生二胎，她妈去济南伺候月子，婆媳同在一个屋檐下，她妈把柴米油盐捣碎后的苦品了又品，咽不下的那部分一股脑地吐给了女儿：嫂子要在济南买房，亲孙子需要人照顾，老两口既出力也出钱，却还是讨人嫌……许乐怡不厌其烦地安慰着妈妈，不知不觉成了“听话懂事”的乖女儿。她曾用结婚短暂逃离了原生家庭，可等自己也成了妈妈后，非但没有获得想象中的自由，反而戴上了新的枷锁。

她反复和我强调，她本来不想和别人一样当什么“乖女儿”，也不想当“贤惠的妻子”，她也以为自己能“成事”，可命运之路上曾出现的那个迷人分叉，最终还是通向了同一个目的地。她是如此，她的下一代也是如此，绕不开、躲不过。她成为了母亲，也开始祈求儿子平安顺遂，唯一的愿望，便是不要像她一样，来这世界一遭，仿佛只为渡劫。

许乐怡攒够了开店的钱，和周晓辉在满洲里开了一家盲人按摩院。租好的店面重新装修，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开始的生意并不好干，坚持了半年才有了起色。就在夫妻俩靠自己的手艺刚刚在整条街有了点名气时，房东却要把他们撵走，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一分补偿。许乐怡不肯搬，房东就天天找人来闹，报警也没有用。这属于经济纠纷，得去法院告。

“人家看准我们是盲人，估计连法院的大门都找不到，所以不害怕呗。再说，我们还是外地人，欺负起来更顺手吧……”许乐怡给我讲这些时笑呵呵的，依旧像是在说别人的事，语气里没有一点丧气，乐观到听者都想替她哭泣。

他们只能联系办过会员卡的顾客，把卡里的钱一一退回。最后一对账，加上之前的投入，到底还是赔了一点。离开内蒙后，又从老顾客那里得知，他们的按摩院连招牌都没换，不但继续营业，房东还摇身一变成了老板。

在满洲里第一次创业失败后，许乐怡没选择回东北老家，而是直接来了北京。一来她不想生活在爸妈眼皮子底下，二来老家那情况，也的确赚不到什么钱。她掰着手指头数了数，身边从小到大的亲戚朋友们，只要稍微年轻一些的，无一例外都在天南海北漂着。

许乐怡第二次来北京，依旧感叹这里的寸土寸金，一切东西还是那么贵。这里工作机会多，工资也还行，但租房太贵，收支相抵，怕是攒不下什么钱。思来想去，她不情愿地住进了员工宿舍，一屋挤好多人，开门一瞬间的味道很是上头，什么香水也盖不住。前两个月的工资拿到手，她更不满意了：老板扣点太狠了，技师每天得不停地干，但到手的钱不到一半。她又动了单干的念头，打听起房租价格，还不是正经的门市房，小小的一间，就要万把块。二次创业的想法就此作罢。

她想到刚来北京时看的合租房，连一张双人床都放不下，也要上千块，就有点好奇：这么贵的房租，普通人一个月到底要赚多少钱，才能在这座城市好好活下去呢？

看似平静的打工生活持续了小半年后，儿子周游放寒假要来北京玩，许乐怡想着不能带孩子住员工宿舍了，就委托中介找房，发现两千块竟只能合租一个单间，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还得押一付三。

这时，周晓辉的远房表亲推荐了燕郊。那家人十几年前来北京做建材生意，一早就在燕郊买了房。

许乐怡第一次听说这个地名，还以为是北京的某个郊区，另一个同事无比嫌弃地告诉她，燕郊属于河北，不过是离北京近一点，就往自己脸上贴金，又说起身边的XX，和老家人吹嘘自己在北京买了房，但其实买在了河北，那地方的房子便宜得很，白送也没人要。

这反而勾起了许乐怡的兴趣：这地方离北京坐公交车就能到，房子真会那么便宜？第二天，她便请了假，按照事先搜好的地址独自前往勘察。

那是她第一次到燕郊，下午四五点钟，原本空荡的街道，人似乎一下子全都钻了出来。接送孩子的家长乌泱泱地挤在路边，推车的小贩挡住了路口，整条街汽车的鸣笛声络绎不绝，“看起来也没和北京有什么不同，只是楼更高更密了一些”。

但最让她惊讶的是：“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比北京还多？这靠着这些人，干点什么不行？”

2017年，二十六岁的许乐怡在燕郊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那时燕郊的部分房价已经超过四万块的高点，人们张口闭口都是房子和票子，连空气都跟着膨胀。

按摩院开在普通小区的一层，两室一厅，推开门有一个小院子。房租每月一千五，一小时的按摩定价四十八元。他们夫妻俩计算过了，平均每天只干一个钟，就能做到收支平衡。

许乐怡也给自己的按摩店“上团购”，但和其他商家不同，团购价和到店价只差一块钱。她想稳定下来，不欢迎占便宜的羊毛党，要专做回头客。她在店门口张贴海报，不但明码标价，还承诺“绝不办理会员卡”。

几乎没有适应期，顾客从开张那天便络绎不绝。月初的第一个周末，夫妻俩就赚出了房租，只是有些辛苦。“那些年燕郊的人太多了，比想象中多太多。那会儿真的特别好，随便干点什么都行”。

许乐怡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追剧，尤其是仙侠剧，其中最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剧里的神仙总是要在凡间历劫，才能飞升上天。在燕郊开店的第一年，她头一次觉得自己也活成了主角，迎来了触底反弹的剧情。她天真地以为，自己与命运的缠斗，可以告一段落了。

按摩院开了大概一年左右，物业就频繁上门了，说是有业主投诉，小区一层不能用作商业。许乐怡十六岁进入社会，摸爬滚打，不算多精明也不算傻，麻溜给物业的人塞红包，效果立竿见影。可一个月过后，物业又换人来查。陆陆续续“上供”了大半年，她发现物业只揪着她这一只羊可劲薅，要钱的频率从一个月变成一个星期。

不堪重负，只能搬家。

居民楼不能再租，门市房太贵，搬太远会损失老客户。选来选去，只能选小区隔壁的商住公寓楼。不过差了几百米的距离，顾客却直接减半。许乐怡安慰自己，得过且过吧，正好不用那么累。

可半年后，公寓楼的房东又要卖房，她又要被赶出去了。再好的买卖也经不起来来回回的折腾，这次她着急了，问房东是否能通融。房东倒有一计，提出，低于市场价，优先把房卖给他们夫妻俩。

那是2018年，燕郊四十年产权的公寓均价也在一万五左右，一套下来要一百五十多万。许乐怡的心动最多只有一秒——她根本买不起。

北京的限购，让热钱源源不断地涌入到这个小镇。公寓楼光速售出，许乐怡的小店也再次搬迁。

没有在房价高位时接盘，算是躲过一劫，我夸她有远见。

许乐怡笑着摇头：“现在说的都是后话，这谁不会说？我没什么远见，当时就是单纯没钱。那会儿我把兜掏干净，也就三十多万，差首付远着呢。而且，后来这钱到底也没保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