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立虹 | 文化抗战的灯塔：《讲话》指引我们永不迷航

文化抗战的灯塔：《讲话》指引我们永不迷航

——纪念抗战80周年有感之六

侯立虹

文化抗战，是夺取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而伟人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则是文化抗战的灯塔，她不仅仅是文艺发展的里程碑，而是文化抗战乃至整个抗战史上的重大事件，所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不能不单独论述《讲话》对文化抗战的重大引领作用和对抗战文化重大指导。

众所周知，《讲话》之所以成为文化抗战乃至中国文艺的指路明灯，不仅是因为系统阐释了党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确立了党对文艺的领导，形成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确立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且使文艺文化抗战从此实现了与工农兵真正意义上的结合，真正形成了以笔战斗的文化军队，开辟了文化抗战新局面和新的文艺时代，真正发挥了文化军队不可替代的作用。关键是，《讲话》距今已经83年了，全党尤其是文艺工作者一直在学习，对那些震铄古今的重大理论重大观点更是了然于心，可令人遗憾的是83年前就解决了的问题，如今却莫名其妙的又出现了，不仅为谁的问题出现了颠倒，而且也摆不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社会功能和导向更出现了严重偏差，因此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不能不老生常谈，不能不回顾《讲话》所推出的关涉党的文艺战斗力、教育力、影响力重大论题，关涉文艺命运和文艺工作者艺术生命的重大论断。

一、 把握文艺的正确方向：文艺必须为抗战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

《讲话》高屋建瓴，不只是站在当时的文化抗战，而且立足这个文化事业和文化发展，推出一个全新的一反千年传统的重大观点——文艺应当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是文艺的方向，也是文艺的生命所在。不仅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提出“如何为”的问题，科学而精准的诠释了“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推出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一重大文学创作准则，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这是对众多文艺抗战团体、大量抗战作家群体“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深入前线和后方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开创文化抗战新局面的概括提升，并指出了质的飞跃路径，不仅是文化抗战指路明灯，更为文化的健康繁荣发展提供了保证。

所以，《讲话》很好解决了两个结合。一是很好解决了“枪杆子”和“笔杆子”的结合，促进“文化的军队”对“手里拿枪的军队”的有力支持支援，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讲话》不仅开宗明义指出开会目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确立“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的性质，而且指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伟人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讲话》的抓大作用就是促进“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两支军队结合，让文化军队有力的支持支援“手里拿枪的军队”。这次九三大阅兵，显示了“手里拿枪的军队”的威力，但还没有向世界展示“文化的军队”的实力，反倒出现了自称“湘雅学院78级，黄某”恶心大阅兵的帖子，网民孟某某诬蔑、诋毁“九三阅兵”活动被依法查处，在以金钱为中心的诱惑下，信仰缺失，思想滑坡，道德沦丧，必然导致文化军队的不堪一击，这是重温《讲话》的根本所在。

二是很好解决了小鲁艺和大鲁艺的结合。《讲话》围绕为谁普及为谁提高问题，提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才能明确“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明确对人民群众而言，首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是普及而不是提高。这就是小鲁艺（延安具体的鲁艺）和大鲁艺（广阔社会）结合问题，周扬请毛主席给鲁艺“开个小灶”，伟人一针见血提出“小鲁艺我们知道就在桥儿沟那里，那大鲁艺在哪儿呢？大鲁艺就是社会嘛！社会里有工厂，有农村，有抗日的军队，有机关，有学校，有千千万万的群众，有极丰富的生活”，小鲁艺和大鲁艺的结合，就是文艺工作者深入民众深入广阔的社会，将群众文艺加工提高后变成参天大树。令人揪心的是，当时《讲话》批评的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情形又死灰复燃，闭门造车，胡编乱造，别说反映社会实际，就连自己编造的也不能自圆其说，被群众创作文学垃圾，尽管吹的天花乱坠，群众也不买账，所以也就有了“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尴尬。

更重要的是，现今有人完全反叛了《讲话》这盏文化抗战的明灯，文艺不是为祖国为人民群众，而是为了金钱，为了金钱什么都写，甚至为了讨好西方，为了所谓文学大奖，为了博得西方欢心和拿到大奖，不惜丑化祖国、跪舔中华民族的仇人，很是令人扼腕，他们害怕甚至反对“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根本方针，公开兜售文艺为少数人为资本为跪舔西方服务的黑货，公开翻当年抗战文化和为人民服务文化的案，公开或变着戏法诋毁攻击《讲话》，把文坛弄得乌七八糟，他这就是重温文艺“为什么人”“如何为”这个根本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 文艺都从属于政治：必须摆正文艺与抗战与政治的关系

《讲话》指出“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在当时抗战是最大的政治，文艺必须为抗战服务，所谓脱离抗战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但文艺为抗战服务不是喊口号，不是贴政治标签。所以毛主席又提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他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虽然没有直接批判“与抗战无关”的怪论，也没有论述围绕文艺要不要为抗战服务的尖锐斗争，却从大量的实践概括出文艺“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三大规律，又通过“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阐明了政治和艺术的辩证关系，为文化抗战指明了方向，也成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关键。

现在一些文人试图把自己打扮成超政治的人，把作品弄得似乎与政治毫无关联，实际上文艺一直与政治紧密连在一起，即使低级趣味的屎尿诗、色情文学，也都资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的反映，也根本没有脱离政治，那个只写阴暗角落的XX日记，向敌视中国的西方递刀子，本身就是鲜明的政治。阴阳怪气攻击文学从属于政治，进而嘲笑抗战文化，抹黑解放战争文化，攻击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文化，不更是活生生的政治吗？

三、 歌颂谁暴露谁：决定了文艺批评必须把握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导向

《讲话》根据“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特别指出“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还强调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即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这一观点强调了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意义。而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导向，又决定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讲话》针对“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错误观点指出 “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提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实际上讴歌什么，暴露什么，是由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倾向所决定的，所谓纯粹写实，纯粹中立，纯粹不带政治色彩，都是不存在的。这实际是对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来攻击解放区的丁玲《三八节有感》、王实味《野百合花》等文章批评延安所谓落后现象，对片面理解歌颂与暴露，主张“文艺的任务就是‘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所谓歌功颂德”，华君武等漫画家许多讽刺和批评延安某些现象的漫画，中央青委机关的几个年轻人办的《轻骑队》墙报，讽刺和批评延安的一些现象，等没有摆正“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的纠偏和反正，对为谁歌颂为谁暴露，站在谁的立场歌颂暴露，给予了明确而精准的回答。

实际上对今天依旧有着重大指导作用，比如某文化名人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留言，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否定，也是对革命先烈的轻视和亵渎，还有那些以偏概全丑化新中国，丑化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甚至为了拿大奖拿国外什么奖侮辱祖国，完全背离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的原则，成为变相的汉奸卖国贼。

四、 文人也是有骨气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和骨气

《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要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而不是对敌人负责的态度；要为工农兵服务，而不是为剥削者服务；要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讲话》“结论”的末尾，特意讲了鲁迅：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毛主席把鲁迅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思想文化领域要特别重视学习鲁迅这个榜样，因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是自我革命，也是社会革命，而且更加深刻，难度更大。在这方面，鲁迅不仅敢于揭露、批判社会的腐朽落后现象，毫不留情，但更不留情的事情是针对自己的——严于解剖自己，是一个彻底的自我革命者，的的确确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现在很多文人为了点利益，为了点钱，奴颜婢膝，甚至甘心接受美日的狗粮，真的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虽然活着但已经死了。

五、不能不说的《讲话》贯彻落实

《讲话》之所以深入人心，之所以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就是因为党中央和文艺工作者对《讲话》学习贯彻落实的极端重视。

首先是党中央围绕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这个中心任务，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个根本，高度重视贯彻《讲话》精神，发布《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和《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两个文件，掀起了全党学习《讲话》的热潮，加强对文艺工作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个正确方向等方面的领导和指引。以中央总学委名义发布《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不仅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而且要求“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则明确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中共中央关于《讲话》的正式定位，使《讲话》成为文艺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文件，也就有了落实《讲话》的硕果累累。

二是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化活动，创作出一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王大化和李波创作的《兄妹开荒》，以秧歌剧的形式第一次展现了翻身农民大生产的故事，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贺敬之、丁毅等取材“白毛仙姑”民间传说，以旧社会剥削制度“使人变成鬼”，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新社会“使鬼变成人”的鲜明主题，创作了歌剧《白毛女》，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在张家口演出时，战士们看得直掉眼泪，擦干眼泪后喊着口号就上了前线。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文艺创作也是守人民心的具体形式。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决定了党的文艺工作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必须为人民服务。83年前的《讲话》把文艺为人民的问题和如何为人民的问题，作为文艺的方向和文艺的根本问题，不仅为文化抗战指明了方向，也为党的文艺工作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是健康文化与奴才文化的分水岭，也是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文化的试金石，像警钟一样，警示和昭示今天的文艺创作——

是为西方还是为国家为民族！

是为获奖还是服务社会服务群众！

是为资本还是为百姓为大众！

202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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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