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柯文逝世，曾批驳“冲击-回应”模式，提出“中国中心观”

柯文（1934.6.2-2025.9.15）

著名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于当地时间2025年9月15日，在美国波士顿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柯文，1934年出生，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亚洲研究及历史荣休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1955年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研究兴趣包括清史、中国思想史、中西关系史、历史编纂学、批判性历史与公众记忆的冲突。代表作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97)、《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2008)、《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2014）、《走过两遍的路：我的中国历史学家之旅》（2019）。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0月

在处理王韬关于中西文化背后有着共同的人性这一观点时，我对这一宏大的议题变得兴趣盎然，这一观点也逐渐变成了我的史学观的一个重要面向。我对义和拳的看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根据传统的说法，几乎在任何方面，义和拳民和西方人都认为对方和自己是完全相反的。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人将义和拳起义描述成两种势力之间的斗争，一种代表着进步、文明与启蒙，另一种则是野蛮、愚昧、迷信和排外主义。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学派更倾向于将它解释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

这两种观点都在强调拳民与外国人之间如何不同，而对二者的相通之处不够重视。我的研究发现，当时无论拳民还是外国人，都从宗教的角度来解释双方的冲突，且宗教色彩之强烈让我震惊。由此，我注意到，在总的趋势上，任何一方都视自己为本真、善好的超自然力量——上帝或神仙（gods）的代言人，而对方则信奉无能的伪神，甚至干脆就是邪恶的化身。

对十九世纪末的基督徒来说，上帝之手无所不在。如果上帝愿意他的子民存活，他将拯救他们脱离险境。如果上帝希望传教士继续宣教，他也会确保他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就像一位传教士对于发生在1900年的长期干旱所作的评论那样，“上帝思虑周详”，“会降雨舒缓灾情”。而同时代的中国人，拳民也好，非拳民也罢，也都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包括下不下雨，归结为由上天或“神仙”掌控。

还有，传教士将义和拳运动看成是魔鬼的力量，要多邪恶就有多邪恶；义和拳民则将传教士，甚至所有的外国人，包括中国基督徒，都看成是人世间一切邪恶的根源，是“神发怒，仙发愁”的直接原因。义和拳的揭贴对“天无雨，地焦旱”这一自然现象的解释，也完全嵌入在宗教结构之中。这些揭贴给了义和拳运动的参与者一个清晰的行动纲领，指引他们如何做才能让神不再发怒，人间重获太平。

——《柯文谈他的中国史研究之旅》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美]柯文(Paul A. Cohen) 著;林同奇 译。中华书局，2002年。

“西方冲击-中国回应” （impact-response model） 学说这个理论预设19世纪的中西互动是一条单行道，车全部由西方开往东方，不但过度简化，而且忽视或边缘化了中国的内生变革；另一种模式是“传统-现代” （tradition-modernity model） ，以列文森为代表，认为中国在西方入侵之前是一个停滞的帝国，朝代不断更迭，但实质的进步微乎其微。他们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性在源头上互不兼容，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格格不入，成为现代化的阻碍。中国的旧秩序必须打碎，才能建立现代秩序；第三种是“帝国主义模式” （imperialism model） 。这一理论的提出者虽然大力鞭笞冲击-回应理论，但实际上也难以摆脱其阴影，比如他们笃信“19纪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全面冲击之前，中国社会一成不变，似乎无法自成变革大业”。

尽管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觑，但他们都过分夸大了西方的历史作用——他们认为中国近代史发生的任何有意义的变化，都是在西方冲击下引起的，这在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结论。这种观点堵塞了从中国社会内部探索中国社会 自身变化的途径，背后的底色是西方人的种族优越感。

——《汉学家柯文：克服西方中心之偏见》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美]柯文(Paul A. Cohen) 著;杜继东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如果我们不要求历史学家提供他们无法提供的东西——原原本本的历史，如果我们承认历史学家能够提供的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是有价值的——至少因为它们与历史的直接创造者的理解和解释是有所不同的，那么，一切努力都不是没有意义的。

也许真是如此：“历史最终的不可知性”欺骗着对历史特别有兴趣的那些人；“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历史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幻的——是跟在我们身后的一个幽灵，当我们回过身去，它就消失了”。

然而，正是历史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和短暂性对历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利用搜集到的证据和自己的所有想象力，努力去理解和解释历史。最终的结果是，历史学家的解释既非原原本本地复原历史，亦非对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叙述者的价值观和愿望的简单体现。（当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是，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我们面对的就不是历史而是神话了。）

更确切地说，历史学在重塑历史时，必须在现在与过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撷取二者当中特别重要的内涵，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

——《历史三调》

《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美]柯文著，董铁柱译，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2月

《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美]柯文著，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版（原版）左 简体中文版采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刘楠楠译本（右）

历史学家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先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解释给读者，然而我要指出，若说亲历的过去和历史学家重构的历史是大相径庭的，就是过度简化。于历史学家而言，亲历的历史或许凌乱混杂，于亲历者而言却并非如此。人们生活中当然有纷繁复杂的部分，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每个人认识自己的生活，并不会觉得它混沌繁杂。所以在个人层面、个人亲身经历层面，叙事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历自己的人生时，我们本能地把生活纳入叙事框架中。丹尼尔·夏克特（Daniel L. Schacter）用了心理学语言写道： “大脑主要通过记忆来试图理解经历，讲述关于经历的有连贯性的故事。要认识自己的过去，我们只能依赖这些故事，所以它们深远地影响了我们怎样看自己和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我们“讲故事”给自己听，以此梳理自己的经历——这是记录自己的传记，而非构建历史。所以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小说《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中叙事主人公杰弗里·布拉斯韦特 （Geoffrey Braithwaite）的话：书籍用来解释人生，而实际上，事情是自自然然就发生的。这话并不完全对。在实际的人生中，我们也渴求理解、解释，这种渴望我们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能主观体会到。

——《走过两遍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