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的“左疯”症候群：行为背后的意识形态扭曲与法律底线

在当今的好莱坞，明星们不再只是银幕上的偶像，他们越来越像一群政治狂热分子，沉迷于一种极端左翼的“表演艺术”。

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犹太裔女演员汉娜·爱宾德在2025年艾美奖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这位因出演《Hacks》而获奖的年轻女星，在台上不顾场合，高喊“fuck ICE”（意为“去他妈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并大叫“free Palestine”（解放巴勒斯坦）。虽然她没有直接用脏话辱骂美国，但她的言论本质上是在攻击美国的移民政策和外交立场，间接表达了对美国的厌恶。

更荒谬的是，她作为犹太裔，却公开支持巴勒斯坦，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治正确”秀。现场观众竟然爆发出热烈掌声，全场欢呼，仿佛这不是颁奖典礼，而是一场反美集会。爱宾德享受着美国娱乐业带来的名利和财富，却在公开场合诋毁这个国家——她为什么不干脆搬到加沙去生活呢？那里才是她口中“解放”的理想国度，不是吗？

这种行为并非孤例。从行为主义观点来看，好莱坞这些“左疯分子”的举动不是随机的冲动，而是长期积累的意识形态扭曲所致。行为主义强调，人的行为受环境强化和模仿影响，这些明星们在好莱坞这个封闭的左翼泡泡中，不断强化彼此的极端观点，形成一种集体癫狂。回顾历史，早在2017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主持人吉米·金梅尔就在开场白中多次嘲讽当时的总统唐纳德·川普，将整个颁奖典礼变成反川普的舞台。获奖者们争相上台表达政治观点，比如梅丽尔·斯特里普在金球奖上的演讲，间接批评川普的移民政策，引发川普回击称她是“最被高估的女演员”。更有甚者，一位男星在奥斯卡台上只说了一句“Fuck Trump”，就收获全场起立鼓掌，仿佛这句脏话是某种“勇敢宣言”。2025年的奥斯卡同样不例外，主持人柯南·奥布莱恩在颁奖过程中多次间接讽刺川普的政策，将一部关于移民的电影获奖作为攻击总统的借口。其他明星如马克·鲁法洛和苏珊·萨兰登也频频在社交媒体上支持“解放巴勒斯坦”，甚至戴着“Artists4Ceasefire”的别针上台，呼吁加沙停火，却对哈马斯等恐怖组织的暴行视而不见。这些行为强化了他们的“左疯”身份：他们不是在理性讨论政治，而是在比赛谁更极端、谁的脏话更响亮。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左疯”行为不仅仅是言语上的放肆，还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极端意识形态，甚至越界成仇恨言论和暴力威胁。行为主义告诉我们，重复的强化会塑造思维模式，好莱坞通过电影、电视剧和明星言论，不断灌输反美、反传统价值观，导致一些年轻人被洗脑。拿2015年的查理周刊袭击事件为例，那些极端伊斯兰分子枪杀编辑和漫画家，正是因为杂志刊登了讽刺先知的漫画。袭击者们声称是为了“捍卫信仰”，但他们的行为背后，是长期暴露在极端宣传下的结果。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好莱坞直接影响了这些凶手，但好莱坞明星们对类似事件的暧昧态度——一边高喊“言论自由”，一边支持可能助长恐怖主义的“解放巴勒斯坦”——无疑在间接强化这种扭曲。爱宾德的言论甚至被哈马斯宣传媒体转载，他们赞扬她的“free Palestine”口号，却荒谬地用黑条遮盖她裸露的肩膀，以符合他们的“道德标准”。这不正是讽刺吗？好莱坞的“左疯”分子们在无意中成了恐怖组织的宣传工具，却还自以为是“进步先锋”。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极端言论并非完全受第一修正案保护，尤其是当它跨越界限成为暴力威胁时。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言论保护想法、辩论甚至异议，但绝不保护暴力。仇恨言论如果演变为对他人生命的威胁，就是犯罪，而非“表达自由”。长期以来，我们目睹激进左派将威胁正常化、呼吁暗杀并为政治暴力欢呼的时代，但这种时代已经结束了。根据美国法典18 U.S.C. § 875(c)，传输任何包含绑架威胁或伤害他人威胁的通信均为联邦犯罪。同样，18 U.S.C. § 876 和 18 U.S.C. § 115 规定，威胁公职人员、国会议员或其家人均为重罪。你不能呼吁谋杀某人，不能“SWAT”国会议员（即虚假报警导致特警出动），也不能泄露保守派家庭的私人信息并以为这是“言论自由”。这些行为都是可惩罚的犯罪，每一个威胁都将面临法律的全力追究。好莱坞的“左疯”分子们，通过他们的脏话和极端口号，不仅在制造社会分裂，还在设计一种暴力修辞，旨在沉默他人表达保守派理想。这种策略清晰可见：他们用恐吓和恫吓来抹杀异见，但我们绝不会被沉默——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的自由，为了查理的遗产，他的遗产不会被恐惧或威吓抹除。

从行为观点进一步剖析，这些明星的“左疯”症候群还体现在他们的双重标准和虚伪上。他们生活在比佛利山的豪宅里，开着豪车，享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奢华，却在台上咒骂美国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爱宾德高喊“fuck ICE”，但她自己作为美国公民，从未真正面对移民政策的严苛现实。类似地，罗伯特·德尼罗多次在公开场合辱骂川普，称他为“白痴”和“骗子”，却从不反思好莱坞自身的腐败——性骚扰丑闻、种族歧视和金钱崇拜。他们的行为就像一种条件反射：只要涉及川普或以色列，就条件性爆发脏话和口号，但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骂总统算什么好汉？这种满口污秽的“表达自由”，根本不配称为文明人的行为。相反，它让好莱坞从昔日的梦工厂，堕落成一团烂污的“好莱污”——一个充斥着伪善、极端和低俗的泥潭。

历史上，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就深谙通过艺术和媒体操控人心之道。他利用电影、戏剧、音乐和书籍，将纳粹思想灌输给大众，那些执行者——演员、导演和明星——本质上成了纳粹的帮凶和伥鬼。今天的好莱坞“左疯”分子们，何尝不是在扮演类似角色？他们通过颁奖典礼、社交媒体和影视作品，传播一种极端左翼的意识形态，强化反美、反传统的情绪。行为主义视角下，这种强化会产生连锁反应：观众模仿明星，年轻人被洗脑，最终社会分裂加剧。想想那些在街头抗议的激进分子，他们的口号和行为，难道不是源于好莱坞的“启发”吗？

总之，好莱坞的“左疯”症候群不是娱乐界的闹剧，而是社会毒瘤。从汉娜·爱宾德的脏话到奥斯卡的反川普狂欢，这些行为暴露了明星们的浅薄和危险。他们不是在追求真理，而是在表演一种病态的政治正确，甚至触碰法律红线。希望更多人清醒过来，别再被这些“伥鬼”迷惑。否则，好莱坞将彻底沦为意识形态的战场，而非艺术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