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母亲病逝。奶奶经管我长大，教我做好人、办正事、走大道

奶奶离开我们有60多年了，时至今日，我依然不会忘记奶奶对我的抽打和训诫，不会忘记奶奶对我的疼爱。

由于担心戳到父亲的痛处，在父亲生前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始终不敢向父亲提及母亲的过早病逝，父亲也从未主动向我说起他早年的丧妻之痛。由于同样的原因，爷爷、奶奶也同样对我闭口不谈母亲的过早病逝，我只是从我大娘（大伯的媳妇）的嘴里听到些只言片语。

1953年，母亲得病了，病得很厉害，犯病时忽冷忽热的。一会儿冷得打哆嗦，一会儿又热得满头大汗。

我从爷爷口中得知，母亲得的这种病叫发药子。为给母亲治病，爷爷到处为母亲求医问药，当得知一种叫盘尼西林的药，可以治疗母亲的病时，爷爷便到邻居家借钱，然后又托人从遵化买来了一盒药。

据大娘说，那位买药的人手拿一盒药，才迈进我家院门时，爷爷就赶紧迎了出来，夺过那人手中的药，甚至都顾不得说声谢谢，又赶紧回到屋里，把早已备好的温水端到母亲眼前，“快把药吃了……”

母亲吃了这盒药后果然有些好转，又有复发时，爷爷便托人再去买，可是却再也买不到那种药了……

那天早晨，母亲觉得自己可能挺不过去了，眼里噙着泪水，直愣愣地盯着躺在她身旁还不满周岁的我小弟。3岁的我站在炕沿下，母亲伸出她那干瘪的一只手，紧紧地攥着我的两只小手。就在我还不知死亡的恐惧中，就在我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时，母亲在哆哆嗦嗦中，慢慢地咽气了……

母亲的遗体就停放在板柜旁边的一块门板上。在大人们的哭声中，不懂事的我却在母亲的遗体前后左右藏猫猫。奶奶、大娘见状，举手打了我的屁股，打完后无不更加伤心痛哭了起来……

母亲走后，由于奶奶难以同时抚养两个孩子，便将小弟过继给别人家了。然而，我那过继出的小弟，不到3岁就不幸夭折了。

虽然我与小弟一起生活不过一年的时间，但生活的困苦，却让我过早地更加感知到了兄弟间的情谊，至今仍会常常勾起我对小弟的无限思念。母亲走后，我与父亲、爷爷、奶奶，我们四人相依为命，奶奶也成了经管我成长的第一人了。

我们一家人合影。

1954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冷，时间也过得特别慢。父亲被村子派出去做民工去了，到很远的地方去修水库。恰在此时，远在开庄的大姑姑家的表嫂生小孩了，由于大姑姑刚生完小表弟，才坐完月子，身体虚弱，不能伺候儿媳妇的月子，只好捎话，让奶奶去帮伺候一个月。由于家里尚有4岁的我需要照顾喂养，奶奶很为难，但是还是答应了。

奶奶去姑姑家那天，爷爷扶着奶奶，在大门口的骑驴石上骑上了毛驴，爷爷赶着毛驴就要出发了。我一看奶奶要走了，便哭着、喊着、追着，说啥不让奶奶走。

大约追出百十米，奶奶怕我急出病来，便下了驴，搂住我，我顺势扑到奶奶的怀里，把头深深埋在奶奶的衣襟里。奶奶一边给我擦眼泪，一边重复着曾经多次哄过我的话：“大孙子乖，奶奶去你大姑家，要照顾你大姑姑，还要照顾你表嫂，哪有时间管你。你在家要听大娘的话，跟大娘吃，跟大娘住，不要惹大娘生气……”

在奶奶的抚摸中，在奶奶的哄说中，我擦了把眼泪，逐渐止住了哭泣。于是，奶奶又找了个小坝台，骑上了那头小毛驴，继续赶路。我一看奶奶又要走了，便又追了上去。无知的我，哪里知道奶奶是位小脚女人，个子不高，腿脚又不好，上下一次毛驴是很不容易的。见我又追、又哭、又喊，奶奶只好又下了毛驴。

这次，奶奶生气了，爷爷也不耐烦了，他俩一起吓唬我:“你再追，就用大板石把你压在河边上……”

我看奶奶真没心思带上我，只好止住了哭闹。奶奶又找个坝台骑上了毛驴。见毛驴驮着奶奶，爷爷赶着毛驴走远后，我擤了一把鼻涕，又抹了一把眼泪，便回头往家里走，边走边想：奶奶真狠心，她就舍得把我一人扔在家里。

奶奶在姑姑家的20多天时间里，我每天不止一次地站在大门口的骑驴石上，远望着沟外，盼望着远处的山路上出现了毛驴，毛驴上还有奶奶那亲切又熟悉的身影，但是，每次盼望都成了失望。

我在批改作业。拍摄于1986年。

那天，我的棉裤已经有五、六处露棉花了，有的地方棉花全部丢了出去，只剩下里外两层布，只感觉冷风嗖嗖地往身子里灌。于是，我就想自己缝棉裤。先找到针线和一些破棉花，然后脱下棉裤，坐在炕上，把棉花塞进破损的地方，就开始前后上下缝合。可是，当我费劲又笨拙地穿针引线时，针尖不是扎坏了我的额头，就是扎破了我的脸巴，几针下来，额头、脸巴多处都扎出了血，但我依然不顾流血，继续缝补我的棉裤。

正在我低头缝补时，我的奶奶从姑姑家回来了！奶奶进屋后，见我额头、脸巴上有血迹，嘴里心疼地喊着“嗨、嗨、嗨"，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哭了起来，然后就把对门的大娘叫了过来。

大娘才匆忙进屋，奶奶就劈头盖脸地说道:“我就说吗，猪肉贴不到羊身上，婶子大娘当不了娘。这孩子的棉裤都坏成这样了，你咋就看不到呢？”

其实当时，我大娘家的大哥、二哥也都十来岁了，大妹子也才刚出生，大娘手头的活儿也忙不完，二哥的棉裤也露了棉花，而且大娘还真没少为我缝缝补补。我只感觉奶奶的训斥有些过分。面对婆婆的教训，大娘忍着，没吭声。我知道，奶奶都是为了我好；我也知道，大娘也确实尽力了，大娘是被冤枉的。

1966年5月，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也波及到我家所在的小山村了。村里有人想借机将我家土地改革时划定的中农成分改成富农，还无中生有地诬陷爷爷是国民党员、伪协合会会员。

爷爷不是伪协合会会员，更不是国民党员，他也从未承认过。爷爷成了村里被批斗的重点人物了。每次挨斗会，奶奶都要被迫去陪绑。

1967年的正月廿三晚上，村里又开批斗会了。当时，奶奶正闹心口疼，每天吃的东西很少，身体很弱，经常呻吟不止。晚上，村里四位女将，硬是将奶奶连扶带拽地给拽到台上陪绑。那天，天气很冷，奶奶被人按着头、猫着腰，浑身直哆嗦，回到家后，奶奶便一病不起了。

到二月初三的晚上，奶奶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奄奄一息。村里的医生，怕沾上走富农路线的嫌疑，不敢到我家里给奶奶看病。爷爷只好写张纸条，派二哥和我悄悄地到离家10里地的蓝旗营公社卫生院，去请刘景兴院长。爷爷认识刘院长，刘院长也真是我家的大恩人！

见到纸条后，刘院长二话没说，立刻背起药箱子，骑上自行车就匆忙往我家赶。二哥和我在后边紧跟，等二哥我俩到家时，他已经给奶奶评完了脉、打完了针、服完了药，嘱咐了奶奶几句话，回蓝旗营了。

二哥和我进屋时，意外地看见奶奶很精爽地坐在炕梢的褥子上，见我们哥俩进屋后说:“天多冷啊，快喝点热水，压压风气。”说完，就让大娘从橱里拿出四块果子（桃酥），给二哥我俩每人两块。很难忘，那两块果子竟成了奶奶对我们哥俩的最后疼爱了！

1967年二月初四清晨，当爷爷、父亲醒后叫奶奶时，奶奶已经没有了气息。我们69岁的奶奶悄悄地走了，走得无声无息，又格外安详……

我被评为省优秀园丁。

如今，我们这些晚辈们，在人间行正道、做好人，我的奶奶和我爷爷，就在天堂里慈祥地看着我们……

注：本文是根据我的语文老师焦俊卿的童年经历而成的。为了阅读理解方便，以第一人称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