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21岁的秦国孝公即位时,因为连年征战,国力大弱,老百姓穷困潦倒。
接壤的楚国、魏国都已发展成为强国,黄河、崤山之东还有其他强国环伺,淮河、泗水流域也有十几个小国林立。
弱秦就像落入饿狼阵中一样,随时都有被吞并的危险。于是孝公发奋要变法修政,以图强国。
于是,孝公向各国发出了一份诚心意切的求贤令。表达出对贤才的渴望,对强国的雄心。
商鞅看到求贤令,便西行入关,决意辅佐孝公。
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著名的代表人物。法家提出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讲究的是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
商鞅本来在卫国相国公叔痤手下任职,公叔痤认为商鞅虽然年少,但是个治国奇才,一直向魏惠王推荐。魏惠王犹豫不决,公叔痤便说:“如果君主不愿重用商鞅,我建议您早点杀掉他,万一被别国所用,对我国定是大害。”
公叔痤爱才,又怕魏惠王真的杀掉商鞅,便又劝商鞅赶快逃走。
商鞅笑着说:“国君没有听从您的建议使用我,自然也不会听从您的建议来杀我。
果然如同商鞅所想,魏惠王认为公叔痤一定是病的糊涂了,又是想重用商鞅,又是劝杀死商鞅,和下人说,这公叔相国糊涂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可怜啊。
所有的变法都是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同样,秦国想变法,也一定会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甚至会出现流血、牺牲。
面对变法的重重阻碍,商鞅劝谏孝公说: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是没有必要和他们商议决策性的意见的,只需要让他们享受到成功的利益,他们自然就会赞同。所以说“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以甘龙为首的顽固派则认为:法不轻变,要使用老百姓都熟悉的规矩,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和民心的稳定。
商鞅说:“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商鞅的认知,很明显的高于很多人。他认为,人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自己所学的知识、经历,如果不突破认知思维,这类人很难开创大业。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制定规则,愚笨的人被聪明人和他们制定的规则管理。贤能的人懂的因时、因事而作出改变和调整,无能的人才会因于旧的习俗,因循守,不得变通,没有进步。
孝公大赞,于是制定出关于“犯连坐”、“重军功”、“罚私斗”、“重农耕”等变法的内容。变法和新政在很多方面都限定了贵族享受的利益和特权。
为取信于民,展示出新政府的诚信的态度和变法的决心。商鞅让人在国都南门竖立一个三丈的木杆,张贴告示说:能将此木杆移到北门的人,就赏赐十金。老百姓不信,也没有人愿意去搬;于是重新告示:可赏赐五十金。有一个小年轻半信半疑的将木杆扛到北门,立刻就得到了五十金。老百姓开始对新政府建立信任!
新法执行以后,因为法律严苛,不少老百姓甚至是王公贵族都受到了法律的严审。比如,因为太子犯错,太子的老师公子虔被判割鼻,另外一个老师公孙贾被罚脸上刺字。
非议变法好还是不好的民众被判定为“刁民”,驱赶到了边疆戍边,这还有谁敢犯法呢。
于是,新法执行了十年之后,因为统一了度量衡,成立了郡县制,废除了景田制度,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秦国出现了: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太平风气。同时呢,为国、为公作战者勇,民众不敢私下内部斗殴,秦国的国力和战力迅速增强。
在《资治通鉴中》,作者司马光也发出了感慨:“信誉”是一个国君最重要、最美好的品德。国家靠人民保卫,人心靠执政者信誉而稳固。真正的王道就是“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国不欺其民,善家不欺其亲。”
如果出现了“上不信下、下不信心、上下离心”的情况,就一定会一败涂地,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了。
“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这四位国君才是信誉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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