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少将被中统特务逮捕，蒋介石无奈亲自出面营救：他是我的女婿

他是蒋介石的“驸马爷”，还在国民党内部任职，却始终都坚定地站在共产党这边，他就是陆久之。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也都能猜到，他是我党在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无名英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位陆久之先生的传奇人生吧。

陆久之是1902年生在湖南长沙的，家里头可不是一般人家。他爹陆翰早年是清朝的知府，后来跟着军阀孙传芳当军法处处长，家里洋房有好几栋，田产也不少。按说陆久之该是个少爷，可他打小就跟别的富家子弟不一样。

小时候，他就跟着爹去衙门，见着差役欺负老百姓，他就敢拉着爹的衣角问：“为啥要欺负人”；十几岁的时候，偷偷找先生要《新青年》看，翻到陈独秀写的文章，能坐在书桌前琢磨一下午，嘴里还念叨“这才是该走的路”。

18岁那年，陆久之跟家里吵了一架，揣着几块大洋就跑去了上海。他没去投奔爹的朋友，反而钻进了杨树浦的一家纱厂当学徒。

纱厂的日子苦得很，天不亮就得起来干活，老板还总克扣工钱，有回一个工友累得晕倒在机器旁，工头不但不叫医生，还骂骂咧咧地说“耽误干活”。陆久之看着心里不是滋味，偷偷帮工友擦药，还琢磨着怎么帮大家要回欠薪。

就是这时候，他认识了厂里的工程师蔡叔厚。蔡叔厚看着文质彬彬，不像个只会摆弄机器的人。有回陆久之跟他提了工友欠薪的事，没几天蔡叔厚就找了老板交涉，硬是把欠薪给要了回来。陆久之觉得这人靠谱，没事就跟他聊天。

后来他才知道，蔡叔厚开的那家电器公司，其实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蔡叔厚见陆久之正直又有想法，就慢慢跟他说革命的事，陆久之越听越明白，主动提出要帮忙。有时候帮着传递传单，有时候给地下党同志送粮食，慢慢成了联络点的“常客”。

1927年，上海的天突然变了。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到处抓共产党人，街上时不时能听见枪声。组织上觉得陆久之身份特殊，爹是军阀的人，自己又没公开过革命身份，就让他打入国民党调查组潜伏。

这一潜伏，就像把自己扔进了“漩涡”里，白天要跟国民党的人虚与委蛇，晚上还要偷偷跟组织联系，连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怕被人盯上。

1929年，组织派陆久之护送日本共产党书记佐野学去上海。刚到码头，就被国民党特务缠上了，佐野学当场被抓，陆久之虽说没暴露，可上海也待不下去了。组织上商量着，让他去日本避风头，正好也学点东西，为以后的工作打基础。

在日本的那几年，陆久之没闲着。先考进了铁道学院学技术，后来又转去早稻田大学读法律，还找了份兼职，给上海的《申报》写通讯稿。

记者身份可是个好掩护，他能名正言顺地去采访日本军官、驻华官员，跟他们喝酒聊天，暗地里把听到的军事情报记下来。他嘴甜、会来事，没多久就跟不少日本人混熟了，有回一个日本军官喝醉了，跟他说“有批军火要运去东北”，陆久之转头就把消息传给了组织。

抗战爆发后，陆久之回到了上海。

这时候的上海，一半在日本人手里，一半被汪伪政府把控。组织上给了他新任务：打入汪伪政府，获取日军的情报。为了装得像“亲日派”，陆久之还在霞飞路开了家歌舞厅，每天穿着西装、梳着油头，跟汉奸、日本人喝酒打牌，活脱脱一个花花公子。

可没人知道，他把打探到的情报，用密写药水写在戏票背面，趁去戏院看戏的时候，偷偷交给地下党联络员。有一回，他得知日军要在苏州河布防，连夜把情报传出去，帮着新四军避开了日军的埋伏。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汪伪政府倒台，陆久之按理说该被清算，可他有个“护身符”：汤恩伯。

说起这俩人的交情，还得追溯到1921年。那时候汤恩伯也在日本留学，想考军校却没人搭线，急得饭都吃不下。陆久之他爹听说后，觉得汤恩伯是个可塑之才，就托关系把他送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汤恩伯记着这份情，日本一投降，就把陆久之拉到自己手下，当了“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外人都以为陆久之是靠关系上位，没人知道，这是他新的潜伏身份。

在汤恩伯手下，陆久之办了2件大事，一件是结婚，一件是办报。

先说结婚，那时候陆久之都44岁了，还是单身。不是没人给介绍，是他怕自己的身份连累家人。后来汤恩伯的秘书长夫人周安琪说：“我认识个姑娘，人好得很，就是命苦了点，你见见？”

这个姑娘，就是蒋瑶光。蒋瑶光不是蒋介石的亲闺女，是陈洁如收养的。陈洁如早年跟蒋介石结过婚，后来蒋介石为了娶宋美龄，跟她办了离婚，可“蒋家”这层关系还在。

蒋瑶光的命确实苦，之前嫁过一个朝鲜人，以为找着了依靠，没成想那人是日本间谍，抗战胜利后怕被抓，卷着钱跑了，留下她带着俩孩子，靠陈洁如的接济过日子。

陆久之第一次见蒋瑶光是在静安寺的一家咖啡馆。蒋瑶光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怀里抱着小女儿，说话轻声细语的，没一点“大小姐架子”。两人的相处过程中，陆久之常常帮助她，就是这些小事，让蒋瑶光觉得这人踏实。

1946年，俩人办了婚礼，没请多少人，就家里几个亲戚。街坊邻居议论纷纷，说陆久之是“攀高枝”，想靠蒋家往上爬。陆久之听见了也不辩解，只跟蒋瑶光说：“我娶的是你，不是蒋家的名头。”

婚后没多久，蒋瑶光就知道了陆久之的真实身份，有天晚上，她看见陆久之在灯下用毛笔写着什么，写完还把纸烧了。陆久之见瞒不住，就跟她坦白了。蒋瑶光没害怕，反而说“以后我帮你”。

再说办报，1945年，上海有上百万日俘等着遣返。这些人心里不服气，时不时闹事儿，国民党当局也头疼。陆久之跟汤恩伯提议：“光靠当兵的看着不行，得给他们讲道理，办份报纸吧，教他们懂和平，别再想着打仗。”

恩伯觉得这主意好，就让他全权负责，还挂了个“董事长”的名，想借着这报纸捞点“教化日俘”的名声。

陆久之心里早有打算，这报纸不光是给日俘看的，还能借着它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找了个进步青年当总经理，又托关系请了郭沫若、茅盾、田汉这些人写文章。这张叫《改造日报》的报纸，很快就在上海火了。

每天早上，报摊一摆出来就被抢光，文人、学生、工人都爱看。可中统的人很快也盯上了，每天派人在报社门口转悠，编辑们都提心吊胆的。

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当时负责日俘遣返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给国民党当局写信，说《改造日报》在“给日俘灌共党思想”，还说总经理是“第三国际间谍”。

不久之后，国民党内部也为此争吵起来，何应钦把汤恩伯叫到南京，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这董事长是怎么当的？花着国军的钱，给共党做宣传！”

汤恩伯急了，把陆久之叫到南京，本来想发火，可陆久之先开口了：“恩伯，这事儿不怪他，是我没把好关，以为只要讲和平就行，没料到会惹这么大麻烦。”他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汤恩伯念着旧情，没好意思深究，只让报纸停刊了。

可中统没打算放过陆久之。

1946年冬天的一个早上，陆久之刚走出报社大门，就被两个穿便服的人拦住了。他被押到南京，关在陈果夫以前的一栋老别墅里，没审也没问，就这么晾着，中统是想等他自己招供，最好能咬出更多地下党。

蒋瑶光听说丈夫被抓，当场就晕了过去，醒了就拖着病体去求人。先找汤恩伯，汤恩伯这时候自身难保，推说“中统的事我管不了”。后来她又找了几个国民党的老熟人，人家一听说跟“共党嫌疑”有关，都躲着走。最后，陈洁如说：“走，找蒋介石去。”

俩人去了蒋介石在南京的官邸，陈洁如没哭没闹，只把一块金表放在蒋介石面前。这表是 1924年黄埔军校刚开办时，蒋介石送给她的，表背上刻着俩人的名字。

陈洁如说：“介石，我不求你别的，就求你放了我的女婿。他要是有问题，你可以查，可别这么不明不白地关着。”蒋介石盯着金表看了半天，手指摩挲着表背的刻字，想起了当年在永安大楼办的那场婚礼，也想起了后来为了娶宋美龄，把陈洁如送到美国的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对秘书说：“让中统放人，别再查了。”中统的人接到命令，气得直骂娘，可也不敢违令，毕竟是“蒋先生的女婿”，真闹大了，谁也担不起责任。

陆久之被放出来那天，天还没亮。他没回家，直接去了地下党的联络点，把中统的审讯方式、关押地点都告诉了组织，让大家提前防备。

后来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还笑着说：“怕啊，可要是因为怕就停下，那之前的苦不就白受了？”此后，陆久之还是一直为了革命事业奋斗。

2008年，陆久之在上海逝世，享年10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