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6年参军进新疆，一直干医务工作，80年随丈夫调回湖南

文/胡荣

我1942年9月15日出生在河南省永城县东大营村，父亲是一名乡村小学校长，母亲在家务农，我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三个弟弟，当时家庭生活很艰难。

1956年7月，新疆兵团到永城县招兵，条件是年满18-24岁的青年，县里的很多青年都积极踊跃报名，少男少女热情很高。

当时我要准备上初二了，还不到年龄，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心情非常激动，学也不想上了，就想去。

第二天上午，我就急切地赶去报名，负责招兵的一位同志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说：“满15岁了。”

他说：“不行，你年龄太小了，不能去。”我又向他们表决心软磨硬泡，说了很多好话，还是不行，不给我报名。我心里很难过。

这时，正好村里有个叫刘淑云的女孩，他自己想去可家里人嫌新疆太遥远艰苦女孩去不放心，坚决不同意她去。

就这样我顶替刘淑云先报了名。

过了几天新兵就出发了，大家和送行的家人们依依惜别后就乘车直奔河南省新兵集合地商丘市，那天我们坐的是军用大卡车，很威武。

终于随部队踏上了去新疆的征程，开启了我人生崭新的一页。

当时我们乘坐的是用来运输货物的闷罐火车，一节车厢只有6个窗口，几十人靠着行李席地而坐，闷热难耐，还好车厢里大多都是我们商丘地区的同乡，大家相互照应。

1956年7月17日晚火车到达了张掖。在城内休息整训了几天，兵团接兵干部对人员按部队编制以连排班重新进行了整编，填表登记造册，并发放了军装大衣被褥等生活用品。

这时我按自己的真实身份填表登记了相关信息，至此我穿上军装才算是正式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参军入伍了，非常激动，心里也踏实了，身体的不适也好多了。

接着我们又坐在遮着蓬布的大卡车车厢里浩浩荡荡开始了下一段漫长艰难的进疆之路！

经过几天艰苦跋涉，1956年8月底我们终于到达了新疆兵团农一师胜利九团，地名叫玉尔滚。

8月底的一天早上，新兵集合宣布我们永城县来的全体人员300多名新兵被分配到了胜利九团四连。

来到连部，下车后我们这些怀着美好憧憬和期待的新兵们全都傻了眼，地面上只有几幢低矮的土坯房，周围星落散布的是“地窝子”。

从周围“地窝子”里呼啦啦跑出来很多战士热情地迎接着我们。“地窝子”说白了就是1米多深的大土坑，大小依住人多少而定。

当晚我们就先住在了帐篷里。

第二天连队就派人指导我们自力更生挖自己住的地窝子，大的住8个人，小的住6个人，挖好后在“地窝子”里的土台子上先铺上红柳枝再铺上一层芦苇，垫上棉絮就是睡觉的床了。

天气太冷了我们就两个人的棉被垫一床盖一床再盖上棉大衣拼伙睡在一起。

当时我们的地窝子住了8个人，一排的地通铺。

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热情十分高涨。

当时连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修路挖渠垦荒造田，由于这些都是重体力活，在连队干了近2个多月。

领导知道我读过些初中，人还算机灵，就安排我担任连队的通讯员，负责团部和连队之间的上传下达送信联络、帮着连部整理一些文档资料工作。

12月初，兵团要从我们这批新兵人员中抽调一批战士充实到工程队、机耕队、师医院等单位去。

我又服从组织的安排，被选调了到当时设在阿克苏的新疆兵团农一师医院护训班学习护士。从此走上了我一生的从医道路。

农一师医院是1950年2月建立，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兵团二军五师医院。1953年部队整编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医院。

我在师医院经过两年多护训班的边工作边学习，掌握了很多基本的医疗知识和操作技能。

1959年 6月经医院组织上严格政治审查和业务考核，我又从医院内科二组调到医院新成立的师医院干部病房工作。

在此工作期间，还有幸长期陆续亲身近距离的接触到了王震将军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老首长。

记得很清楚，那天上午9点多钟，农一师师长林海清来院住院。他是和警卫员来的。林师长是湖南湘潭人，个子不高，中等身材，面带笑容，人很和气，看上去很温暖的样子。

当时已是担任国家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来到农一师视察工作。听说林师长住院，王震将军就亲自来到师医院病房看望自己359旅的老部下。

那天我正在病房做医务护理准备为师长换药，只见一位身材伟岸，穿着朴素，可亲可爱的长者走进病房，林师长见到后连忙起身敬礼，感谢老首长来探望。

我当时也不知道紧张和拘束，只知是北京的大首长来看望我们师长了。

首长的相貌和穿着就仿佛像我老家的一位慈祥可亲的邻家老伯，没有前呼后拥的人群。我也傻糊糊地不知道部长是多大的官。

林师长说这是王震将军，我听到过这个熟悉的鼎鼎大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心里开始紧张，手忙脚乱，赶忙倒茶。

师长又让我给首长削个苹果吃，我从来没有吃过，更别说会给苹果削皮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削的坑坑洼洼，厚薄不均。坐在旁边的首长和蔼地笑着对我说：“小鬼，不是这样削的，我来教你。”

他一边削一边问我：“小鬼，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的？多大了？”。

“1956年，18岁”’。

他说：“你是老兵了，可以带新兵了。”

还问起我：“你是哪儿人？”

“河南永城县”，

他笑着说：“永城，我知道，永城出美女呢。”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两位老首长也都爽朗地笑了。

短短的交流，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暖意。老将军平易近人，关心群众，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官架子的形象，至今还浮现在眼前。

记得农一师李正肃副师长来医院看望林师长，他们正在病房里谈工作，我敲门进去为林师长量体温、测血压、脉搏。

我带着听诊器，手里拿着血压计、一个记录本子、一个大的座钟用来看时间。

李副师长看见后笑着说：“小翟，你们很忙啊！”。

林师长说：“她们是很辛苦的！”。

李师长又说：“拿这么大的家伙太费劲了，我给你开个条子，去买块手表，上海牌的”。

当时生活物资供应非常紧张，很多都需要凭计划票证才能购买。我听到后又高兴又不好意思，就懵懂直爽地说“谢谢首长，我买不起”。

李副师长说：“买的起，到师供销处去买”。

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2元，买手表要70多块，我就把李副师长写的条子收好了，心想等自己攒够了钱再去买。

过了一段时间，正好医院有一个得了病毒性肺炎的小孩手术需要输血，A型血，我的血型是A型就给她输了血。

后来我就用医院给的献血救助病人的100元营养费，拿着李副师长写的条子，到师供销处找到李副师长的爱人才买了那块珍贵的手表。

那是在我结婚后，记得有一天，在阿克苏大街上我带着大儿子去取了照片正往回走，正好迎面碰到李正肃副师长，他问我干什么去？

我说去取了和儿子的照片，他笑着说给他看看，看后说照的蛮好的，就要我送给他一张。

想想那个年代的首长们出门从来没有前呼后拥，为人谦和，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

在那个年代，首长和士兵们心连心。师首长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主动当起红娘为我们介绍对象。

1961年6月份的一天，路略参谋长让他的通信员林道静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要给我介绍对象。

他就给我讲师司令部生产室的参谋胡正国的情况，湖南人，大学生，有知识，人忠厚老实正直可靠，文笔和字都写的很好，你放心。

后来林师长知道了，他也和我说参谋长介绍的胡正国是他的老乡（林师长是湖南湘潭人），人很好，能写有知识，工作踏实勤奋。

这之后不久，我在给李副师长换药时他也说胡正国是个好同志，革命性坚定，工作扎实，人诚实可靠。我认识的师机关很多人也都说胡正国人品不错。

我想，干脆就听首长们的话，信任首长们的安排吧！

后来，生产室的主任雷佳騋热心安排我和胡正国见了一面。至此才是我俩第一次见面相识。从此，我们就开始通过写信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1961年11月25日我们结婚了。当天是同事们帮忙简单的布置了新房，师首长安排通信员送来了一张写着祝福和勉励语的大红纸，路参谋长夫妇也来参加了。

在路参谋长的主持下和同事们的祝福声中，举办了一场简单热烈的婚礼。

当时在首长和战友们的热心催促下，我们在11月22日才决定了结婚的日期；由于临近年底，胡正国他们的工作很忙，我也还在正常上班。

那时候，师部机关的用房非常紧张，婚房的事情还没有着落；11月24日下午，在赵恒烈科长、张士衡副主任和廖科长与师部管后勤的索管理员紧急的商量下，最后同意把一套不到十平米的宿舍房暂腾借给我们做新房。

算起来真正的结婚准备时间只有短短的10个多小时，就完成我们人生的大喜事。

我们内心十分感激老首长们为我们牵线的这段姻缘，感激兵团这个团结友爱温暖的革命大家庭，感谢兵团的战友们给予我们无私热情真诚地帮助。

1969年5月，师机关的很多老首长都靠边站或被打倒了，丈夫也受到牵连被下放到农一师八团司令部生产组担任生产参谋工作。

1970年9月丈夫又被定性为顽固的知识分子“臭老九”，开除干部队伍，下放到了最偏远艰苦的八团五连当农工，监督劳动改造。

当时我在师医院工作了10多年，得心应手，非常稳定，按政策是可以不随夫下放的，但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一家人能够在一起同甘共苦，照顾丈夫和两个6岁、4岁年幼的孩子，我就主动申请跟随丈夫一起下放，相伴相随。

先到胜利八团团部卫生队担任护士，后又分别到了五连和四连连队医务室做卫生员（助理医士）工作。

当时兵团基层连队医务人员严重不足，每个连队人员家属都有三百多号人就只能配备一名医务工作者，医疗条件也很艰苦，面对各种复杂的病患情况，经常加班加点，有时还要深夜出诊。

每年到了连队春播秋收农忙季节还要背着药箱跟随战士们一起下到田间地头，做好现场医疗后勤保障工作，在此同时还要照顾好两个年幼的孩子，安排好家庭生活，工作强度和生活的辛劳可想而知。

记得在五连时的一天，当地的一位维吾尔族的男牧民，急匆匆的来到五连卫生室，用很不流畅的汉语边比划边说他爱人要生产了，是难产很久都没生下来，急的直哭。

我急忙背着急救包跟着他跑去，检查后果然是难产，孩子的头和一只手都露出来了，我急忙带好手套做好消毒，引导扶助产妇生产，慢慢处理逐步扶正胎位，还好产妇是第二胎生产，宫缩较好，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共同努力，终于顺利产下了一个女孩，母女平安。

她的维吾尔族老乡家人都非常感激，男主人高兴的双手拥抱在胸前说你是好样的，是解放军的好战士“亚克西”。

那时经常有当地的少数民族老乡来看病，都是免费的，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行动感动着当地维吾尔族的百姓。

1972年的一次机缘，我们的情况才得到了些许改变。

当年5月，师领导曾纪银副师长到胜利八团检查指导工作时专程来到五连并点名要见我丈夫胡正国。

曾副师长见面后关切的问起了我们工作、生活和孩子的情况，还到简陋寒碜的家里实地去看了看，深情地说你们受苦了，很快就会给你们调整工作，做好准备。

没过几天团部领导就指示给他重新安排工作，调到了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胜利八团四连去担任农业技术员工作。

那天在五连开来一部吉普小车，师首长来了说是来找胡正国的，当时他还在戈壁滩上放羊。

连长赶忙派了一个班长去把他找来，来时他还穿着一件老旧的军用棉衣，用一根布条绑在腰间，手里还拿着一根红柳枝羊鞭，看到这样子真让人心酸。

1973年5月，兵团农一师重新复查后落实政策，给他摘除了“臭老九”的帽子。

丈夫又调到了农一师直属设在阿拉尔的师农科所担任技术员，从事棉花科技研究和生产技术指导推广工作。我也伴随着一起调到农科所卫生所担任医生工作。

1980年8月，在家中老人们的一再恳求下，依据国家独生子女的照顾政策，丈夫申请调回了湖南，在湖南文理学院担任副教授，我也于当年10月份跟随调回在学院医务室担任医务工作直至退休。

丈夫于2015年离我而去了，这些年来对他的怀念却从来都没有减轻消褪过，无时无刻都萦绕在我的在心里，在梦里，更加清晰，更加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