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相声演员修明炎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年仅42岁。消息传来,圈内人唏嘘不已。他是青年相声节一等奖得主,是搭档口中“乐乐呵呵”的“津京”,是父母走后独自面对世界的普通人。他走了,走得安静,却像一块投入湖心的石子,荡开的不只是哀思,还有一圈圈关于传统艺术命运的涟漪。
我们悼念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人。修明炎的离世,像一面镜子,照见的是一代青年曲艺人的生存困境,也照见了相声这门百年艺术在时代洪流中的踉跄身影。
今天,相声还在演,小剧场也还在开,但台上的面孔越来越熟,台下的观众越来越“专”。年轻人走进剧场,更多是为某个“网红演员”而来,而非为“相声”本身。脱口秀用五分钟讲完一个社会议题,短视频三秒抛出一个笑点,而相声还在铺垫——铺垫情绪、铺垫逻辑、铺垫文化背景。它太“慢”了,慢得像是上个时代的遗物。
但这真的是相声的错吗?或许不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门讲究“说学逗唱”的艺术,正在失去它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接棒的人群。
许多青年相声演员,学了十年基本功,却在毕业后发现无处可去。曲艺院校教的是《报菜名》《八扇屏》,可观众想听的是“996”“内卷”“AI会不会抢我饭碗”。传统段子讲得再好,也难在抖音上破圈。于是,有人转行跑外卖,有人直播带货,有人干脆去演短剧。不是他们不热爱,而是热爱换不来房租。
更深层的断裂,在于传承。相声讲究“师承”,可今天的师父,自己也未必站得稳。市场萎缩、收入微薄,谁还能像过去那样,花三年五年带一个徒弟?师徒关系逐渐变成流量捆绑,甚至对簿公堂。当“拜师学艺”变成“找饭吃”,艺术的纯粹性便开始瓦解。
但希望并未熄灭。就在我们感叹“相声不行了”的时候,一些年轻人正悄悄把这门老手艺,种进新的土壤里。
在西安,苗阜、王声带着青曲社,把秦腔、方言、陕西民俗揉进段子,《满腹经纶》登上春晚,让全国听见“陕派相声”的声音;在武汉,左邻右社的年轻人用武汉话讲相亲、讲租房,外地游客听不懂方言,却能从表情和节奏里笑出眼泪;在北京,嘻哈包袱铺的年轻人把“社恐”“元宇宙”编进《黄鹤楼》,让传统段子长出当代枝叶。
更有意思的是,一群外国人在说相声。乌克兰人耶果、日本人西田聪,他们用生涩却真诚的中文,讲着中外文化差异的笑料。他们不懂“贯口”有多难,却用跨文化的视角,让相声成了中外青年的共同语言。还有大学生,把“测控技术”和“鸿门宴”混搭,用工科思维解构历史段子——这些看似“不正经”的尝试,恰恰是相声最需要的“新生”。
这些实践告诉我们:相声没死,它只是在等待一次真正的“转译”。从老茶馆到小剧场,从电视春晚到短视频平台,从“说给懂的人听”到“说给想听的人听”,相声需要的不是被供起来保护,而是被重新理解、重新表达。
修明炎一生演过《学评书》《学聋哑》《出口成章》,他懂这门艺术的筋骨。他曾在父母离世后写下:“40岁的我,当真经历了这些。”这句话,像一句无心的隐喻——今天的相声,也正站在这样一个“至亲不在”的时刻。老规矩还在,老观众渐少,新人难留。它需要的,不是悲情的送别,而是勇敢的接续。
艺术不会自然传承,它靠人一代代扛下去。每一个愿意在今天写新段子、演新包袱的年轻人,都是在为这门艺术续命。我们不必强求相声重回万人空巷的年代,但至少,别让它在我们这一代,变成只能在纪念日被提起的名字。
修明炎走了。愿他在另一个世界,还能和搭档说一段《论捧逗》。而我们活着的人,或许该做点什么,让台上的笑声,别那么快冷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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