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终于开始「相声化」

两档脱口秀节目落幕，单口喜剧的夏天结束，终于迎来了秋天。

高强度的竞技综艺，让本属于小众演艺模式的脱口秀变得大众化，但也终于让人感到涸泽而渔的端倪。

老选手的产能逐渐跟不上比赛节奏，大量依靠内部梗来制造笑点，比如两档节目的冠军，何广智与翟佳宁，决赛的段子都属于内部梗，吐槽和解构同行、节目、评委甚至观众。对于我这种十年老粉来说，他们用来砸挂的对象都很熟悉，自然笑得开心。可冷静下来一想，有多少人熟知脱口秀演员的人设与内部关系？当越来越多脱口秀顶尖选手放弃议题创新和公共话题，转而依靠一套“自己人”的暗语，在牢固基本盘的同时，恐怕也建立起更高的大众门槛。

另一方面，节目组通过大量挖掘新人制造话题，也涌现出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选手。但无论节目还是舆论，都太急了，恨不得立刻给刚刚出头的新人贴上标签，早早“红”起来。比如小帕和王小利，在首秀的惊艳之后，再也没有突破。首场表演中，小帕以轻松的方式化解和演绎了悲情人生，我分明感受到她的锐利、智慧和洒脱，但此后的表演中她几乎停在原地，偶然有针对消费社会的反讽，其他作品几乎都在围绕自己的人生和家庭进行拆解，但巧妙程度都不及第一次亮相。王小利则以松弛感打出第一炮，我当时都叹为观止，但她沿着这个方向开始无所顾忌地狂奔，过分强调自己松弛的“正确性”，导致以多样性出道却走向多样性的反面，终于祭出“批评”黄蓉的昏招。

房主任的横空出世，和小帕一样，有其独特的人生经历，也有性别议题火爆的东风。初听她的故事，当然会感动，会赞叹和鼓舞。哪怕有人恶意解读她的故事，我也愿意为之反驳。但她在脱口秀舞台上面临的问题，仍然需要她自己解决，即如何让话题从自己的悲惨婚姻中走出来，将个人经验上升到更广泛的社会观察才能走得更远。她在节目中的讲述虽然仍会让人感动，但从现场反应和评分中也可以看出，房主任或许还需要完成一次质变。

还有一些突出的新人，可能被迅速归入某个门派，比如小四爷就被称为“穷门”领袖，接替何广智成为底层生活代表。脱口秀的门派，也迅速为人熟知，方法上分为表演型和文本型，内容上有专注于底层自嘲、职场吐槽、女性话题等等。

这些现象不禁让我想起阎鹤祥在节目中的一段话，“我老觉得，脱口秀将来也会出现师承、门派，包括制式的大褂的服装。到那天，单口喜剧就完了。”

阎鹤祥将脱口秀称为相声的对跖点，如今看来，相声的命运似乎在脱口秀身上正在重复。虽然不是以大褂、师承这些显性方式，但在内容风格上逐步形成所谓“门派”。虽然不时出现闪光的新人，但无论出于节目需求的人设打造，还是演员自主选择，都很快被打上标签，有了某种特定的烙印。

这种制式正在悄然形成。风格上的类型化，让人想起相声的“帅、卖、怪、坏”；知名的厂牌和小群体，悄然有了师承的样子；出梗技术的制式化，也成为单口喜剧行业的“说学逗唱”。

在我看来，最可悲的就是“内部梗”的广泛使用和一再有效。

遥想相声百花齐放的鼎盛时期，选题也非常开放和广泛，侯宝林的《改行》反讽了清末咸丰帝国丧期间禁止卖艺的荒诞，马三立的《逗你玩》这类生活段子余味无穷，刘宝瑞《珍珠翡翠白玉汤》甚至解构到朱元璋，马志明的《大保镖》把不学无术的混子表现得令人捧腹，马季的《宇宙牌香烟》反映市场化初期的广告乱象，冯巩牛群的《小偷公司》对官僚主义辛辣的讽刺至今难忘。

经典的喜剧作品不会用“内部梗”制造门槛，无论相声、小品还是单口喜剧，不外如是。郭德纲在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除了复兴经典作品，还创作了大量基于自身经历和视角的作品，“你”字系列和“我”字系列都让人眼前一亮，譬如《我要上春晚》的大胆与诙谐。但如今，每到现场表演，大家记忆深刻的都是于老师的“家庭成员”，以及于老师“抽烟、喝酒、烫头”的三大爱好，“内部梗”的使用堪称登峰造极。

也许是郭德纲的创作高峰已过，但相声在创造力的衰退，恐怕不能责怪郭德纲，而是看还有多少发声空间。讽刺类相声在各大公共平台上被噤声，敏锐的郭德纲自然能捕捉到这个风向。

这种风潮也开始影响到新兴的脱口秀，一次次触碰边界，不知道哪些话会触怒谁。公共空间的议题窄化，让新兴的脱口秀行业正在体会跟相声一样的外部环境。综艺的大干快上和不停催熟，也让脱口秀行业面临人才和创作的断层。希望脱口秀能扛过去，不要走上相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