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文化的“活态档案”

（来源：内蒙古日报）

转自：内蒙古日报

◎朱洪坤

　　当清末隆盛庄的月饼炉火光跃入舞台，当四胡和扬琴的旋律缠绕着塞外商道的驼铃，由丰镇市乌兰牧骑创演的东路二人台新编历史剧《月满隆盛庄》以戏曲为舟，载着北疆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精神的璀璨光芒，在内蒙古戏曲艺术的长河中划出了一道惊艳的轨迹。这部作品既是对东路二人台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更是北疆文化提升行动中极具地方辨识度的“活态样本”——它以商埠传奇为骨、多民族交融为魂、传统技艺为脉，将塞外古镇的烟火气与中华美德的厚重感熔于一炉，成就了一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舞台艺术作品。

　　地域文化的深度锚定：

　　从商埠记忆到北疆文化的具象化

　　《月满隆盛庄》的根基，深扎在隆盛庄这方“长城内外大驿站”（剧中语）的土地上。编剧冷恒以近乎考古的细致，将清末塞外商埠的繁华与多民族共生的生态，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共情的舞台场景，让北疆文化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象的生活肌理。

　　剧中对隆盛庄的描摹，是一部微型的“塞外商业史”：东西南北四大街的商号鳞次栉比，票号、缸房、陆陈行的算盘声交织成“买卖做到恰克图”的繁荣交响；三瑞元商号的中堂悬挂着“仁中取利，诚信辉映丰川月；义内求财，勤俭迎来隆盛春”的条屏，关公塑像端坐案几，这不仅是晋商文化的符号，更是塞外商贸“以信立市”的精神图腾。而月饼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更是被赋予了文化载体的意义——从“热锅胡油火苗欢”的数板式制作流程，到中秋夜米官手中“圆圆的月饼映孤星”的抒情隐喻，再到尾声“黄金月饼”上的“团圆”二字，月饼早已超越了食物的属性：它已成为游子归乡的“味觉路标”（冯瑞隆病中紧抱的五仁月饼，藏着对米官的牵挂），更是北疆文化“包容共生”精神的物化象征。

　　这种地域文化的呈现，绝非简单的“风情展览”。当马贵端着蜜酥馓子说“尝尝我们回族的手艺”，当塔娜带着八十大坛烧酒支援乡亲们消杀鼠疫，当小状元（张占魁）以抗清义士的身份捐银救民，汉族人的诚信、蒙古族人的豪爽、回族人的热忱与江湖义士的侠义，在“共抗瘟疫”“共护商号”的情节中拧成一股绳——这正是北疆文化“多元一体”的精髓：不是各民族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在共同的生存与发展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神共同体。

　　东路二人台的艺术革新：

　　传统程式与现代审美的破壁融合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路二人台的“土味”与“活气”，是其最珍贵的艺术基因。《月满隆盛庄》没有为了追求“创新”而消解这份特质，反而通过与剧情、主题的深度耦合，让传统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一）音乐唱腔：民族韵律与情感节奏的同频共振。

　　东路二人台的音乐灵魂，一定程度上在于“接地气”的旋律与“跨民族”的融合。剧中四胡的醇厚与扬琴的清亮，并非简单的乐器叠加，而是与剧情情感同频共振：分红大会上，算盘舞的节奏与“包头月饼行，进账十万八千两”的数板结合，把商埠的热闹劲唱得活色生香；米官与秀兰“跨空对唱”时，绵长旋律缠绕着“圆圆的铜镜照愁容”的唱词，将相思之苦揉进音符里。

　　主题歌《平展展的大丰川》更是东路二人台“民歌化”特质的体现。歌词“胡麻开花满坡蓝”“浪翻麦田金灿灿”，用当地百姓最熟悉的自然意象勾勒家乡风貌，亦巧妙点明非遗技艺丰镇月饼制作必需的原料胡油与小麦粉，语言质朴如口语，却自带诗意；旋律高亢时如大丰川的长风，舒缓时如西河湾的流水，这种音乐处理，使其具有了“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民间特质，又强化了符合北疆文化自身特色的辨识度。

　　（二）表演形式：载歌载舞的“生活性”与“戏剧性”统一。

　　东路二人台“唱念做打皆生活化”的表演程式，在剧中被转化为推动剧情、塑造人物的有效手段。算盘舞不再是单纯的技巧展示，而是伙计们“金银满柜粮满仓”的喜悦外化——演员们手指翻飞模拟拨算盘，脚步跳跃呼应“六千二、五千三”的数板，把枯燥的算账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舞台语言；打月饼舞中，“抡圆按扁撒芝麻”“三次刷油金灿灿”的动作，既是对劳动场景的还原，更是对“绝门手艺代代传”的传承意识的视觉表达；塔娜逼婚时的“手绢颠轿”，红绸翻飞、鼓乐喧天，既符合蒙古族女子“敢爱敢恨”的性格，又以二人台特有的热闹劲儿，强化了在媒婆怂恿下“霸王硬上弓”的戏剧冲突。

　　值得称道的是，剧中“唱”与“舞”的结合从不脱节：米官唱“进不能，退不能”时，身体的局促扭动对应内心的挣扎；冯瑞隆唱“诚信是根本”时，手势的坚定与唱腔的铿锵呼应，把晋商的风骨立在舞台上。这种“唱舞一体”的表演，既保留了东路二人台“载歌载舞、生动活泼”的传统，又让每一个动作、每一段唱腔都服务于人物与剧情，实现了“民间性”与“艺术性”的平衡。

　　创作手法的匠心：

　　导演的舞台叙事与编剧的语言诗学

　　一部优秀的舞台作品，是导演与编剧艺术理念的共生体。《月满隆盛庄》中，导演孙润平的“视觉叙事”与编剧冷恒的“语言诗学”相得益彰，共同构建了这部剧的艺术高度。

　　（一）导演手法：历史场景的“沉浸式”还原与戏剧节奏的精准把控。

　　演员出身的导演孙润平，对舞台的“视觉质感”与“情感浓度”有着自己的追求。在场景构建上，他巧妙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舞台背景呈现的隆盛庄古镇写意轮廓、夜空明月，与舞台上的月饼烤炉、关公塑像等实物道具形成呼应，让观众仿佛“站在清末的隆盛庄街头”；鼠疫场景中，干冰营造的“烟雾”与村民“脸裹白布”的装扮结合，再配上“上吐下泻、浑身抽筋”的台词，将瘟疫的恐怖感具象化，却又不失戏曲的写意美。

　　更难得的是导演对“群像戏”与“个人戏”节奏的平衡。分红大会的群戏，演员们的走位错落有致——冯瑞隆与掌柜们寒暄、月河分发银票、马贵推销干货，多线并行却井然有序，把商埠的“活”气铺展开来；而米官独处炉前的个人戏，舞台灯光聚焦于他与月饼，背景渐暗，只剩下“圆圆的月亮映孤星”的唱词，瞬间将观众拉入他的孤独与悔恨中。这种“繁”与“简”“虚”与“实”的切换，让剧情张弛有度，既展现了塞外商埠的社会百态，又深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二）编剧语言：方言俚语的 “土味”与抒情唱词的“诗意”共生。

　　编剧冷恒的语言，是这部剧的“灵魂底色”——它带着隆盛庄的泥土气，却又藏着打动人心的哲思与诗意。人物对话全用方言俚语，却绝无晦涩之感：马贵说“四老财巷子的石板有两道深壕，得多少挂牛板车才能压出来”，一句话道出三瑞元的家底；塔娜说“好马登程奔到头，好汉做事做到底”，草原女子的耿直跃然纸上；月河私下抱怨“没好处谁愿意当孙子”，小人的市侩暴露无遗。这些语言不刻意雕琢，却精准贴合人物身份。

　　而唱词的创作，则展现了“方言诗意”的独特魅力。“喝醋酸入肚，刀割指头疼”，用最朴素的生活感受写失恋之苦；“冰欺雪压腊梅俏，寒冬散尽春来早”，以北疆的自然景象喻人生沉浮；冯瑞隆的诚信唱段“诚字是摇钱树，信字是聚宝盆”，把抽象的道德理念转化为百姓易懂的比喻，既接地气，又有力量。这种“土味”与“诗意”的统一，让这部剧的语言既保留了东路二人台的“烟火气”，又具备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

　　主题的时代回响：

　　从传统美德到时代精神的当代转化

　　《月满隆盛庄》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一部“好看”的戏，更在于它将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进行了有机转化，为当下社会提供了精神滋养。

　　冯瑞隆的“诚信”，不是僵化的“晋商符号”，而是穿越时空的价值准则——当他宁可亏空商号，也要“一家一户登门赔罪、双倍退钱”，当他怒斥章老爷“诚信是万里茶道的命，丢了它就丢了根、丢了魂”，这种“宁亏银子不亏良心”的坚守，恰是对当下商业伦理的警醒；汉蒙回等各民族共抗瘟疫的情节，不是简单的民族团结口号，而是通过马贵送白灰、塔娜送烧酒、小状元买药材的具体行动，展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守望相助理念，这与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高度契合；而米官从“逃婚者”到“重振商号者”的成长，从“愧对义父”到“羊羔跪乳守身旁”的转变，则传递了“知错能改、担当有为”的成长主题，为当代青年提供了精神参照。

　　这部剧对“传承”的书写，更具深意——冯瑞隆守护的不仅是三瑞元的家业，更是“打月饼”的传统技艺；米官回归后重振的，不仅是商号的繁荣，更是“诚信经营”的商道精神。这种“技艺传承”与“精神传承”的双重书写，恰是北疆文化提升行动的核心要义：文化的传承，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保存，而是在时代语境中，让传统技艺活起来、传统美德立起来、民族精神传下去。

　　当然，作为一部新创剧目，《月满隆盛庄》也存在很多可提升的空间。比如，时间跨度中的情节留白过大（第三场“逃婚”到第四场“求婚”间隔两年，核心人物米官的成长与蜕变被简化为“熬过冬迎来春事业有成”的一句唱词，导致人物“浪子回头”的弧光缺乏支撑，观众难以共情其“重振家业”的底气来源）、情感转折的逻辑断层（从第二场“红盖头逼婚”的刚烈执着，到第四场“滚下马背摔醒，瘟疫劫后余生，该忘的忘、该放的放”的通透豁达，塔娜从“执念者”到“释怀者”的转变显得突兀，削弱了角色的立体感）、功能性配角缺乏“在地性”关联（小状元张占魁仅作为“救塔娜、抓月河、捐银票”的“侠义符号”，与隆盛庄的深层关联未被挖掘，导致其“仗义疏财”的行为缺乏情感根基）以及现代舞台技术的应用（LED、多媒体）反而削弱了东路二人台的“写意性”剧种的独特美学等。但当剧终的“黄金月饼”映出“团圆”二字，当主题歌“长城内外大驿站，万里茶道美名传”的旋律再次响起，《月满隆盛庄》已然超越了一部戏曲作品的范畴——它是北疆文化的一部“活态档案”，是东路二人台的一个“革新范本”，更是传统艺术与时代精神对话的“成功实践”。它证明：传统戏曲不必“限于圈层、难破壁垒”，只要扎根地域文化、贴近时代需求，就能在舞台上绽放新的光芒；北疆文化不会“锁于地域、鲜见外界”，只要通过艺术的转化与传播，就能让更多人读懂这片土地的厚重与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