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的成本

以往不自量力，谈了不少关于性别、种族、性取向等话题，核心都是“歧视”，最近读托马斯·索维尔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歧视经济学”一章让我有所悟，便试着写点感受。

索维尔先把歧视细化分为：成见（prejudice）、偏见（bias）和歧视（discrimination）。

成见指的是在事前做出判断。我们日常说的歧视，很大一部分属于成见的范畴，也广泛用于指代对特定群体的不利看法。这些成见在群体意义上可能并非全部是错的，比如很长一段时间欧美的白人雇主对非裔工人怀有成见，但经过实证评估，非裔工人整体的工作效率的确偏低。同样，当一些重体力活，或者工作时间不确定的职业，雇主常常不愿意雇佣女性，他们担心女性员工可能会怀孕，或者在生育后把更多精力投入子女教育。这也算是成见，但往往也是雇主面临的经验事实。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女性这个性别有恒定的成见。比如有统计认为，年龄在40-64岁之间，从未结婚也没有子女，接受过大学教育并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平均收入水平高于同等条件的男性。当雇主不再担心女性怀孕和照顾子女影响工作，自然愿意雇佣女性员工。索维尔也指出，“这种情况还说明，在就业领域，成见并不会导致不公”。

偏见不同于预先形成的成见，而是分为认知偏见和群体偏袒。前者是基于某种个体的偏好，比如有些面试官更喜欢打扮整洁的面试者，于是那些打扮随意的优秀求职者可能被刷掉。后者是基于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袒，比如有些人喜欢选择和提携自己的老乡。认知偏见是基于个体选择，他们自己承担认知偏见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就好，我们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们放弃那些无关的标准。后者虽然照顾和偏袒了自己的老乡、族裔、性别等等，但一方面说明其所属群体处于弱势地位，需要特别照顾才能获得机会，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自己同样要承担这种偏见带来的后果，别的企业或者组织可能以同样的价格雇佣到更优秀的员工，对那些存在偏见的企业或组织遭遇更有力的竞争。

索维尔强调，成见和偏见都只是态度而已，更应该关注的是态度在何种程度上转化为“歧视行为”，因为这是发生在意识之外的现实世界的公开行为。

有趣的是，成见或偏见与歧视行为不一定存在对应关系。再次强调，就是说有成见或者偏见，与诉诸歧视行为之间，可能不存在相关性。他甚至明确讲到，“理论上讲，即使偏见或成见有所减少，歧视也有可能增多；而在成见和偏见较多的地方，也有可能歧视较少”。

我们的印象相悖的现实，源于一个核心概念：歧视成本。就是说当歧视成本很高的时候，即使组织或企业负责人有强烈偏见，也可能出于理性考虑放弃歧视行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橄榄球联赛的华盛顿红人队签约了第一个黑人球员，但雇主却是个极端种族主义者。正是这个雇主打破了华盛顿队使用全白人阵容的传统，因为当时华盛顿队很弱，雇佣黑人球员，他们才能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快速提升球队实力，现实动力会战胜成见或偏见。

在歧视成本很低的时候，歧视更容易发生。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的公立医院不会雇佣犹太医生，但私立医院中的医生大多数都是犹太裔。犹太人占总人口的10%，却几乎包揽了私立医院中的医生，而患者也纷纷流向私立医院。因为对公立医院来说，决策者是波兰当局和医疗部门，他们的歧视成本很低：雇佣同样医术但更贵的非犹太医生会产生佣金成本，或者雇佣到同等薪酬但水平更差的非犹太裔医生会产生医疗成本（更多的误诊、事故和赔偿等），这些成本都由纳税人买单。所以他们实施歧视行为的成本很低，反正决策者不用承担实际成本。

索维尔也列出两组数据：波兰东部的反犹情绪更高，但犹太工匠在东部找到工作的机会却更大；同样美国南方曾经非常歧视黑人，但黑人工匠在南方找到更好工作机会的概率却高于北方。原因在于，当时波兰西部的行会更发达，美国北方的工会更发达，行会和工会都制定了看似更平权、但是普遍高于市场供需关系的薪酬标准，导致求职者长期过剩，雇主试错成本低，追求性价比的动力也没那么足。结果，那些真正有技术且愿意接受更低薪酬的犹太人、黑人工匠，在看似更“平权”的波兰西部、美国北方，反而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在管制严格的领域，那些反自由市场的部门和组织，哪怕标榜着自己更公正，但由于歧视成本很低，往往更容易发生歧视行为。反之，无论该区域或者组织怀着怎样的成见或偏见，只要真正开放自由市场，人们再反感某些群体，也会用脚投票。100年前，竞争激烈的百老汇广泛雇佣黑人，垄断的电话公司却不愿意雇佣黑人接线员，正是因为如此。

索维尔还在隐含指出，用一蹴而就的方式建立平权，也许短期内实现了所谓平权，但可能因此在更长时期造成了自由市场的阻碍。比如反歧视法实施，导致很多外国企业和本国企业设厂时，“自动排除那些黑人占比30%及以上的郡”，这是否会造成更多的少数族裔无法获得工作机会呢？

在教育领域，黑人毕业率更高的大学，却是那些黑人录取标准和其他族裔相似的学校。换一种说法，当很多大学向黑人倾斜的时候，黑人的毕业率却在降低。而且这种录取的倾斜政策导致了教育的错配，一流大学招了很多达不到他们要求的少数族裔学生，导致二流大学缺乏合格的少数族裔生源，不得不再次“下沉”，招更差的学生，又进一步影响了社区大学的招生。一步步传导下去，从名校到社区大学都找不到符合自己标准的少数族裔学生，这些学生反而更难毕业和找到合适的工作。

好心办坏事。这是很多缺乏深度思考的理想主义者常犯的错误，也是哈耶克口中“致命的自负”，这类自负如今还大行其道。

我们当然承认文化环境的影响，但正如索维尔所说：一种“不受文化影响”的测试只有在一个不受任何文化影响的社会中，才能发挥检验测试者水平的作用，但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不受任何文化影响的社会。也就是说，一些人想跑步进入理想社会，但现实是我们不可能活在不受任何文化影响的真空里。

因此我反对那些急着制造区隔和壁垒的“纯净”，那不过是通过限制实现短期目标，比如“全女经济”这种逆市场化的模式。与其急于打破甚至忽视文化影响，急着制造真空和壁垒，倒不如想想如何通过自由市场，提高歧视成本，消除更多的管制，打破更多壁垒，引入更充分更自由的竞争，让歧视行为在市场选择中自然瓦解。歧视成本的提高，自由市场的建立，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想一口吃成胖子，只会给这个过程造成更多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