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院子弟的“潜规则”

1949年，北平被定为新中国的首都。这座闲散、冷清了二、三十年的古城又一次回到了政治中心。大批革命干部、军人、文教人员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以胜利者的姿态接收了这座城市。很快他们发现，拥挤的四合院，逼仄的胡同，根本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外来者。于是，在老城的西边和北边出现了一片又一片的办公楼和宿舍区。渐渐地，一些楼房周围建起了围墙，北京的大院形成了。

当那些“大院”没有进驻北京时，北京人的居住形态是分散的，他们散居在胡同里，形成老北京的市井文化。然而大院的出现，使北京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活形态和独特文化。大院里，衣食住行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居民们自成一体，很少跟墙外的胡同市民打交道。老北京的人情世故他们懒于了解，风俗老礼儿更知之甚少。他们在内部形成了自己齐整的秩序，又与院外的城市相对割据。他们在各自的大院里营造着属于自己的大院北京。

01

一院一世界

对于胡同内的老北京而言，院中世界始终有一份神秘感。最初的大院居民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带有各地方言腔调的普通话，工作好像永远很忙，生活好像不用自己操心便料理得井井有条。

每个大院都是一个功能齐备、自给自足的小社会。礼堂、操场、浴室、游泳池、俱乐部、商店，甚至医院、邮局、储蓄所、幼儿园、小学、附属中学……应有尽有。他们足不出院就可以得到生活、工作所需的所有资源。

上世纪60年代，八九岁的杨五一跟随父母迁往西山脚下的北京军区大院。在那里，他度过了难忘的少年时光。虽然，随着父亲的下放，他早已搬离大院，但至今他仍能不假思索地画出大院的布局图。

北京军区大院北面依山而建，一条贯通始终的大路把大院分成东西两院，西边是司令部，东边是政治部。司令部的办公楼在西院最北端，办公楼前是经常组织活动的大礼堂，礼堂外面是一片广场。几乎每个星期，广场上都放电影。每到这时，杨五一和院里的小孩们便会搬着小板凳坐在屏幕两边。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看得小孩们如痴如醉、热血沸腾。

广场南面是大片的宿舍区。部队大院的生活遵循着有序的级别关系，住宅区便是最典型的体现。杨五一说，宿舍区里最显眼的就是部长们住的二层小白楼，站在西山上都能看见，其他宿舍楼则是红色的。杨五一的父亲比部长们低一级，住在小白楼南面的四层红色宿舍楼里，再往下就是大参谋们住的五十几号楼，而大部分普通干事则住在小河对岸的九十几号楼里。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杨勇的小别墅，在院外的半山腰上。

大院里的生活保留着明显的集体生活印迹。许多院内居民依据早、中、晚三次定时广播，规划每天的作息。很多人虽然有家庭，但仍习惯于去食堂吃饭。杨五一记得，北京军区大院里，有数不清的食堂，按级别不同相互区分。级别高的食堂就是人少一些，菜做得精细一些罢了。

大院的孩子们一出生便过着集体生活。他们从小被送到大院附属的幼儿园全托，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幼儿园毕业以后进入附属小学，还是住校。

大院里家庭关系也显得不像普通市民那样紧密。从小在海军大院长大的林园记得即便是一周回家一次，有时她也见不到父母。在她模糊的记忆里，父母总是很忙。她和兄弟姐妹们有时会跟着保姆到他们家去过周末。“当时也没觉得特别惨，因为大院里的孩子们都这样。”林园说。

大院的孩子们从小上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甚至一个中学，一同参军。家庭关系的松散，使得他们彼此之间联系得异常紧密。

杨五一说，大院子弟们最集中的一段院儿内生活是文革初期。文革初，学校全都停课闹革命了，家里的大人靠边站的靠边站，挨整的挨整，大院成了他们这帮半大孩子的天下。“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人互相瞧不上，两拨孩子在院里碰上了，话茬不对就能打起来。”可一旦院里的孩子跟外面的孩子发生了冲突，院里孩子则显得异常团结。“只要说是我们院的孩子跟人打起来了，那二话不说全院都上。”杨五一回忆。

那一时期，大院子弟与市民子弟之间冲突的极端案例，就是被许多“大院戏”反复提及的，大院子弟“王小点”手刃胡同顽主“小混蛋”的公案。据说，王小点率领一干大院子弟，运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把“小混蛋”堵在了北京展览馆附近。传说中“小混蛋”被扎了二十多刀。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小混蛋（王朔扮演）

就是在一次次的“岔架”过程中，大院子弟间建立了外人难以体会的感情。王朔、叶京的发小儿刘俍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我们之间好到不讲理的程度，我托你办事，你必须给我办成，办不成我就骂你，我不考虑你有没有能力办。那时大家都没什么钱，有时一算日子，哥儿们是不是该发工资了，二话不说，就拉着刚发工资的哥儿们上外边吃饭去了。没什么话说，那会儿挣得都不多，一顿饭半月工资没了，但那也要请。”

就如《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高洋把兄弟们坑了，有兄弟为他送了命，但最后大家还是原谅他。“本是同根生，割了他，就伤了我。”

02

院里院外

在胡同里，所有的居民的户籍都要归居委会管，你想办理户口，领粮票，都要找街道居委会，而在大院里，居委会就是本机关的一个部门。对于大院外的老北京市民生活，大院子弟们都不甚了了。搬进北京军区大院之前，杨五一生活在护国寺附近的平房区。“那时大院还没建好，护国寺这片胡同里住的都是北京军区的人。”

虽然住在胡同里，也没有院墙，但杨五一感到其实那还是个“大院”。他们的一切生活都是有组织的，根本没机会接触到普通市民。见面闲聊说几句客套话，平时做了稀罕吃的互相送送，过年过节串个亲戚，结婚送礼摆喜酒……这些北京人的老礼儿，跟大院里的人无关。他们习惯于更简单，更直接的方式。

在海军大院长大的袁忆清，婆家也是部队的。直到出身“地方”的弟媳进门，才第一次有人张罗给孩子压岁钱。“我们小时候根本不讲究这些，大人也不给，孩子也不要。给来给去多麻烦！”袁忆清更喜欢院里简单的方式。

对于胡同里长大的市民孩子而言，大院里的生活也显得非常神秘。1963年，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灵山考进了北京外语学校。外语学校里集中着很多部委、军队的高干子弟。灵山此前从来没想过，北京城居然还生活着这样一个阶层。最明显的例子是几乎一人一块手表，“胡同里即便是大学生也很少戴表”。“欧米茄”、“劳力士”这些名字，她也是在那时第一次听说。

大院子弟们彼此间的话题更与市民孩子不同。对于政治他们有着超乎一般的兴趣。“他们凑在一起老聊国家大事、世界形势，要不然就是一些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内幕消息。胡同里的孩子哪儿管这些呀？我们以前就是唱歌、跳皮筋，要不然在一起学习。政治跟我们压根儿没关系。”灵山回忆。

对于父母间官职的高低，大院子弟们异常敏感。民俗学者高巍小时候住在景山后街，家里是地道的老北京人。景山后身是著名的总参大院，他所在的小学中有不少是大院子弟。高巍记得：“那时候已经取消军衔制了，这帮大院孩子们没事就把大人以前的肩章拿到学校互相比。官大小比完了，就比谁参加革命早。我那点儿关于军衔的知识都是那时候学来的。”

至今让灵山记忆犹新的一幕是，搬进学生宿舍第一天。同屋的一个女同学问她：“你们家是高干吗？”灵山说，不是。女同学不言语了，过了一会儿说：“你长得像‘高干’。”“长相还能看出来？高干家出来的长什么样？”女同学说不上来，但在他们心中确实有一把尺子。对于平民子弟，他们确乎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优越感。

大院子弟和胡同子弟，分属两个阵营。在学校里，即便不是一个院的，大院孩子也愿意跟大院孩子在一起玩。杨五一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几乎都是大院的。虽然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但他坦言对胡同里老北京的生活并不了解。“跟胡同里的孩子接触也不多，人家也不跟你深交。”

作为胡同里长大的代表，高巍对于大院子弟的处事方法也感到惊讶。那一年王朔因为与母亲的关系紧张而到《心理访谈》做客。他跟母亲的对话方式让高巍感到惊讶，“胡同里长大的孩子不可能这么跟父母说话，就算街坊听见了，也能给你大嘴巴。”

就算再生气，胡同里的孩子也得跟爹妈称“您”。

高巍认为，大院文化算不得北京文化，他们是一种革命式的、斗争式的文化，不是敌就是友，没有第三条出路。老北京文化是宽容的，平实的，闲适的。“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虽然没有什么高贵的生活，但荣华富贵他们都见过。虽然，彼此也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儿打架，但打完了还能交朋友，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事实上，高巍口中闲适、随和的胡同北京也早已是陈年往事。正经八百的北京四合院在今天的北京已经越来越稀少，即使没拆也不像个样子了。解放初，北京人口仅有100多万。现实中，老北京人早已是凤毛麟角，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大院子弟们的冲击下，在北京市旧城改造的风潮之中，随着一条一条胡同的消失，老舍描写的那种四合院里居民们家长里短、共议国家大事的老北京场景正在渐渐淡出，许多从小就生在城外大院宿舍楼里的北京孩子，连四合院都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