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苗语地名汉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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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研究主要分析苗语地名的汉译，以湘西州的苗语寨名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苗语地名的汉译。研究结果表明，苗语地名的汉译以异化策略为主。在异化策略下，翻译方法以音译和直译为主，音译多见于高频词“排”和“夯”及与地形地貌、方位相关的地名，而直译则主要应用于与植物相关的地名。苗语地名的汉译主要采用增译、减译和苗汉混译的翻译技巧，增译通过增加助词及加前缀“大”“上”和“下”，区分行政区域或明确方位；减译多涉及词头和关键信息词的删减；苗汉混译则多表现为苗语名词与汉语名词相组合。苗语地名汉译具有特点：以异化策略为主；后置定语的异化保留；一词多译；原语言文化意义的传递缺失。

关键词：苗语寨名；翻译方法；翻译技巧；异化策略；定语后置；一词多译

地名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对地名背后历史文化内涵的再现。本研究以湘西苗语寨名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其汉译状态。质性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苗语地名的文化内涵及其在汉译中的再现；而量化分析则有助于揭示翻译过程中存在的规律性问题，可为本次汉译研究提供更客观的视角。本研究涵盖近千个苗语寨名，语料主要来源于笔者前期的田野调查，以及权威文献资料《湖南省保靖县地名录》《湖南省花垣县地名录》《湖南省古丈县地名录》《湖南省凤凰县地名录》《湖南省吉首市地名录》《湘西土家语苗语地名词典》。本研究所涉及的苗文为国家语言文字部门认可的东部方言苗文。本研究拓展了少数民族地名翻译的内涵，为翻译学和应用语言学领域引入了新的学术视角，也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开发、利用、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1 湘西苗语地名汉译的翻译策略

异化（Foreignization），是一种强调在翻译过程中保留原文语言和文化特色的翻译策略，即译者应尽可能不打扰原作者，而是将读者引向原作者。这种方法旨在通过保留原文的独特性来传达原语言的文化特质，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接触到原语言文本的异质性。异化策略下的翻译方法主要包括零翻译、音译、逐词翻译和直译四种，现存苗语地名汉译文本的异化策略主要体现在音译和直译上。

1.1 以音译为主的异化策略

音译（Transliteration）是一种将原语言的文字符号通过目标语言中发音相同或相近的文字符号表达出来的翻译方法。这种翻译方法保留了原语言的发音特征和结构，使译文能够在目标语言中呈现出接近原文的语音形式。本研究选取了湘西州各县市共计581个苗语寨名作为量化研究语料，并通过Python对这些语料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表中的汉语高频词主要为苗语寨名的汉语音译，且这些音译词多与地形、地貌相关。这展现了苗语寨名的汉译以音译为主，音译有效保留了原有地名的发音特征，反映了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特点。

1.1.1 以“排”和“夯”为高频词的音译

通过对表1的分析，发现以“排”和“夯”为主的汉字在音译苗语寨名中出现频率最高。苗语词“Banx”属于名词，意指“坪、坝、平坦坝子、大背篓”等。由于苗语不同方言的差异，在现存汉译文本中，“Banx”常被音译为“排”或“板”，如表中排名1和10所示。其中，以“板”为音译的汉语寨名主要集中在凤凰县。苗语词“Hangd”既可作名词，也可作方位词。作名词时，“Hangd”意为“溪沟、峡谷、渊冲”，作方位词时为“下面、末尾、末端”。汉译时，该词通常被音译为“夯”。由于篇幅限制，本研究仅列出部分以“排”“板”和“夯”为首的汉语音译寨名（见表2）。这种汉字的选择反映了音译的方法，是当地地理文化特征在汉语中的再现。

通过对表1和表2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汉译文本具有以下特征。其一，首字使用规律。在这些寨名中，“排”和“夯”通常作为汉语音译地名的首字，反映了音译对原语言音韵特征的某种程度的保留。其二，定语后置差异。苗语中的定语通常位于名词之后，这与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存在差异。在现有汉译文本中，这种定语后置的结构特征得以保留，使得汉译文本在语法上呈现出一定的同质性，但也揭示出翻译中未进行语法重构所造成的表达张力和语义缺失，可能会引发目标语言使用者对地名逻辑的误读。其三，音译的局限性。苗语地名的汉语音译尽管在发音上保留了原语言的特征，但在汉语文本中显得生硬，且缺乏对原语言文化背景的解释。这种局限性导致了原语言文化内涵在汉译过程中被削弱，影响了目的语读者对原语言文化的深入理解。

1.1.2 以地形地貌为主的音译

通过对自建语料的分析，笔者发现许多苗语地名的命名与其所处的地形地貌密切相关，如“山岭、水井、山洞、凹地、岩壁、坪坝”等。这些地名的汉译主要采用音译方法，由于各县市苗语语调的差异，相同的苗语地名在汉译时会出现不同的译本，虽然原语言的意义相同，但在目的语中表现为不同的汉语词汇，即“一词多译”，增加了对原语言语义理解的复杂性。表1的统计结果可具体展现这一现象。

苗语中的“Lieux”“Liub”“Lious”对应汉语的“水井”。因苗语的方言差异性，这些词在汉语中的音译表现为“凉、辽、溜、留、柳和柳务”等多种汉字形式。例如，花垣县的“凉帽村”（Lieux mlob，清澈的水井）、“辽传寨”（Lieux zanl，冰凉的水井）、“辽龙寨”（Lleux rongx，龙井寨）、“溜豆寨”（Liub doub，土井寨）等，均采用了不同的汉字进行音译。同样，在凤凰县，类似的苗语寨名包括“留交”（Lieux giaot，交药井）、“柳叭”（Lieux bleat，洞井）、“柳薄”（Lieux blox，丰水井）和“柳务棍”（Lieux ub gunb，鬼井）等，均展示了“一词多译”现象。

苗语中的“Zeux”“Nzhot”“Renx”“Bangt”和“Bul”对应汉语的“山岭、山坡”。因苗语语调的差异，这些词在汉语中的音译汉字为“朝、帮、补”等。例如，花垣县的“朝岗村”（Zeux gangl，产野花椒的山岭）、“朝柔寨”（Nzhot roub，岩石岭）、“补定村”（Bus ndongb，桐油坡），凤凰县的“帮增村”（Bangt nzent，坟山坡），以及保靖县的“仁大其”（Renx dab njanb，野蜂岭）等，均体现了这一音译规律。

苗语中的“khud”“Bleat”“Blab”和“Bangt”对应的汉意为“洞、穴、坑、岩壁”。在苗语地名的命名中，这类地形特征尤其常见，许多寨名以洞穴或岩壁为核心命名元素。由于各地苗语的语调存在差异，汉译的音译形式呈现出多样性，主要体现的音译汉字为“叭、坝、科、板、白”等。例如，花垣县的“叭卡寨”（Bleat nkheab，干燥的山洞）、“坝启寨”（Bleat nqint，红石崖），凤凰县的“芭科村”（Bleat khud，崖壁岩洞）、“科甲村”（Khud giad，洞旁）和“科茸村”（Khud rongx，龙洞），以及保靖县的“半白村”（Bleat nbet，意为雪岩壁村）等。

此外，苗语的“Dongs”对应汉语的“洼地、凹地、盆地”之意。汉译时常以“冬、董、懂、东、夺”等汉字进行音译。例如，花垣县的“冬尾村”（Dongs wes，芋头凹）、“董光寨”（Dongs ghuangt，茄子坨）、“懂瓦货”（Dongs wat hob，迷雾笼罩的凹地），凤凰县的“东吉”（Dongs gil，茶树凹）、“冬夺寨”（Dongs dol，荆棘凹）和“夺西村”（Dul xid，灰坨）等地名，均体现了这一音译方式。

在湘西州各县市的苗族聚居地，还存在大量同名地名，如苗语“Tud banx”意为“宽敞的坪坝”，该地名汉译时也展示了“一词多译”现象。例如，花垣县的“通板腊寨”（Tud banx las，水田坝）、“秃拌寨”（Tud banx zhal，宽敞的坪坝）、“突盘寨”（Tud banx，宽敞的坪坝）、“土排寨”（Tud banx，宽敞的坪坝），凤凰县的“通板”（Tud banx，开阔坪坝）和“通板务”（Tud banx ub，大水坝）等。现存汉译文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语的音韵，但在文化和地理内涵的传递上则有所欠缺。

1.1.3 以方位词为主的音译

许多苗语命名以方位词为基础，这一命名特征与苗族村寨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密切相关。在汉译时大部分以方位命名的苗语地名主要采用音译，间接反映了寨名在地理空间中的相对位置。常用方位词包括“后”“上”和“对面”，以下为几个典型案例。

苗语中的“Zhes”“Bleat”“Zheit”“Blab”和“Zhet”对应汉语中的“后、后面、末端”。由于苗语方言的差异，这些词在汉译时常用“者、罢、追、叭、准”等汉字进行音译。例如，花垣县的“者巴寨”（Zhes bleat，岩壁后面）、“罢地寨”（Bleat ndeib，地界尾段的寨子）、“准各寨”（Zhet gheul，后山寨），凤凰县的“追高来村”（Zheit gheul lel，来家后山）、“追仁村”（Zheit renx，坐落在坡后的村）、“叭仁村”（Blab renx，位于山岭末端的村）和“叭苟村”（Blab goud，位于路终点的村）等，均反映了这一音译规律。

苗语中的“Renx”意为“上面、上方”，其汉译常用“任、仁、忍”等汉字。如保靖县的“任伍”（Renx ub，水的上游）。此外，湘西州各县市的苗族聚居区存在许多以“忍稿”（Renx gheul，山岭上的寨）和“忍务”（Renx ub，水的上游）命名的村寨，这些地名的汉译均采用了音译方法。

苗文“Doul”和“Jib doul”意为“对面、对门”，汉译时通常采用“独、斗、几斗、极头、吉都、吉斗”等汉字。例如，花垣县的“极头抓寨”（Jib doul zhal，对面有汉族人居住）、“几斗家”（Jib doul zhes，对门寨）、“排吉斗寨”（Banx gid doul，对面坪寨），凤凰县的“都甲”（Doul jab，对门寨）、“吉都寨”（Jib doul zhes，对门寨），保靖县的“斗家”（Doul jab，对门寨）等。这些方位词的音译保留了原语言的发音与结构特征，揭示了这些地名的地理位置和特征。

1.2 以直译为主的异化策略

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是异化策略的一种，旨在保留原文的内容和形式。由笔者的田野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部分苗语地名的汉译文本采用了直译方法，尤其在涉及植物名的地名翻译中。

许多苗语的命名以当地特有的植物为基础，这些以植物命名的苗语地名在汉译时，大多采用直译方法。地方特色植物包括板栗树（Ndul raos）、梨树（Ndul rax）、桐油树（Ndul ndox yox）、茶树（Ndul gil）、椿木（Ndul yex）、樟树（Ndut blol）、竹子（Nhaob hlod）和青冈树（Ndut soub）等。现有汉译文本对于植物相关的苗语地名主要采用直译，如竹子寨、黄皮村、茅坪、枫香村、排香村、茶坪村、青岗村、茶都坪、茶山村、茶林村、栗坳村、竹山村、栗木寨、枫木寨、俄梨寨、桐木寨、板栗寨、葛藤寨、桐油寨、黄瓜寨、茶油寨、梨子寨、椿木寨、茶寨村和芭茅寨等。

直译方法在这些地名翻译中表现出较强的语言忠实性，能够将原语言的字面意义直接传达给读者。但直译在少数民族语言地名翻译中也暴露了其局限性，尤其在语境和文化内涵的传达方面。例如，Ndulgil（茶树）在汉译时通常被直译为“茶园”“茶寨村”或“茶坪”等。然而，苗语中的“茶”可以指茶树或油茶树，但这种多义性在直译过程中未能得到充分表达，造成相同汉语名、不同苗语意的情况。以吉首市排吼的“茶坪”为例，此“茶”指的是村后有茶林，而吉首丹青的“茶坪”则指的是油茶树，凤凰“茶寨”中的“茶”实际上指的是油茶树。这种语义的不确定性在直译中未能得到有效区分，导致原语言文化背景的传达不完全。此外，直译还会面临地名重复的情况，现有汉译文本中常出现不同县市存在相同汉译名的现象。例如：保靖县、花垣县均有相同汉译版的“竹子寨”和“茅坪村”；凤凰县、花垣县均有相同汉译版的“俄梨寨”；凤凰县、古丈县均有相同汉译版的“桐木坪”；古丈县和花垣县均有相同汉译版的“板栗寨”等。对于这种地名重复现象，采用直译方法削弱了原语言文化语境的独特性和辨识度。

2 苗语地名汉译的翻译技巧

通过对湘西苗语地名汉译文本的分析可见，除了前述主要翻译方法外，现有汉译文本中还广泛运用了增译、减译及苗汉混译等翻译技巧，体现了在翻译中对多层次语言转换与策略运用的关注。相关学者指出，在翻译过程中需灵活运用多种技巧以在语义与交际之间取得平衡，关注词汇、句法及语篇层面的调整与重构，要在实际语境中灵活且多样化运用。这些理论观点为本文的译例分析提供了有益参考。

2.1 增译

增译（Addition）是一种翻译技巧，指在翻译过程中通过适时增加原文中没有的词句或表达，以更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或使译文更加通顺，从而更好地实现特定的翻译目的。现有苗语地名汉译文本中，增译策略主要体现在增加助词，以及添加汉字“大”“上”和“下”以区分行政区域或明确方位。

2.1.1 增加助词

在苗语地名汉译中，为了保留原语的语音特征，常通过添加汉语助词来增强译文的语感和语境贴切性。例如，花垣县的“卧大召寨”，苗语“Zhal jaot”由两个音节构成，其中“Zhal”意为山坳，“jaot”指鼎罐，因该寨坐落于山坳中，形似鼎罐置于三脚架上。汉译时添加了助词“卧”，汉译为“卧大召”，以确保译文的功能对等性。此外，花垣县的“排达扣村”（Da koub，意为陶罐），在汉译时增加了“排”字，提升了译文的形象性，还巧妙地传达了苗语中与地形地貌相关的文化内涵。

2.1.2 增加前缀区分词

增加“大”“上”和“下”以实现行政区划或方位的区分，也是增译的一部分。这也是表1中“大”和“上”出现频率较高的原因之一。以花垣县的“大排吾村”（Banx wus，意为宽坪）为例，苗语中“排”意为坪，“吾”意为宽，汉译时采用了音译方法，将其译为“排吾”，因该村与周边的“大州寨”（Dab nzhout）均被称为“排吾”，在现有汉译文本中增加了“大”字，而“大州”苗寨则被译为“小排吾”，以实现行政区划的明确。类似的例子还有花垣县的“上金龙寨”（Gend longl，虫咬）和“下金龙寨”（Hangd rangl），以及“上排座”（Banx Jub，意为蕨菜坪）和“下排座”等。这些地名在苗语中均为两个音节，汉译时通过增加“上”“下”前缀词来明确行政区划或村寨的方位。通过添加区分词，使译名在功能上更清晰，同时适应汉语的表达习惯和行政地名的规范要求，进一步增强了译名的实用性。

2.2 苗汉混译

本研究的苗汉混译指在苗语地名汉译时，将苗语和汉语通过直译与音译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翻译。苗汉混译法体现了两种语言在地名翻译中的复杂互动与交融。

随着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加深，名词类词汇在文化影响下表现尤为显著，因此出现苗汉混译现象，名词组合最为常见。例如，花垣县的“排桃花”（Banx ndos huat，桃花坪），苗语的“排”（Banx）意为坪、坝，“桃花”则是汉语名词。同样，辽龙寨（Lieux rongx，龙井寨）中，“辽”为苗语音译，为“井”之意，“龙”则为汉语名词。此外，“热粮寨”（Rel liangx，粮仓寨），“热”（Rel）在苗语中指仓库，而“粮”则是汉语词汇。类似的还有“仁癞子寨”（Renx leb zit，意为癞子岭），其中“仁”在苗语中意为山、山岭，“癞子”则是汉语名词。此外，吉首马颈坳的“夯鼠”（Hangd xud，意为鼠冲）中，“夯”在苗语中意为冲，“鼠”则为汉语名词。这些案例展示了苗汉混译中名词的交替使用，及其在地名翻译中如何反映文化融合的特性。苗汉混译还包括如名词苗译+动词汉译、名词苗译+数词汉译。以吉首市的“夯落”（Hangd hlaot，意为落水冲）为例，“夯”在苗语中意为冲，而“落”则为汉语动词，表现了苗汉混译的动态结合；同样，在“夯九教”（Hangd jis jo，意为九罐冲）中，“夯”意为冲，“九”对应汉语数词，“教”则意为罐，这种组合形式不仅保留了苗语的语义特征，也通过汉语的数词加强了译名的功能性；吉首市的“夯八拐”（Hangd beab guand，意为八拐冲）同样体现了这种苗汉混译的方式。苗汉混译在地名翻译上维护了原语言的独特性，确保了译文在目标语言中的可接受性，增强了译文表达的文化多样性。

2.3 减译

减译（Omission）指根据目的语的词法、句法或文体需求，或受制于目的语特定的文化规范，在翻译过程中删减原文中的某些词、句或段落，以更好地实现翻译目的（熊兵，2014）。在苗语地名的汉译中，减译技巧广泛应用。

在苗语地名汉译过程中，助词与关键信息词的减译是一种常见的翻译策略。助词的减译多见于词头的省略，这类词汇虽无实义，却在苗语中承担语境标识和音节节奏的功能。例如，花垣县“五斗村”原名为Ghaot wub doub（意为“乌豆”），其中“Ghaot”虽无独立含义，却在语用中具有引导作用。汉译中直接舍弃“Ghaot”，基于“wub doub”音译为“五斗村”，失去了原语言中的节奏感与文化音调。与此相比，关键信息词的减译对译文文化再现的影响更为直接。例如，保靖县“排家村”苗语原名为Banx jat cunt，其语义为“鸟粪坪”，在汉译中仅保留“Banx jat”的音译“排家”，而省略了“cunt”（鸟）这一核心意象。该词暗含地方生态的痕迹，删减后的汉译文本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指涉与象征意义。可见，这类减译虽有利于译文的接受度和形式规范，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名的文化厚度。因此，在处理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时，应在语言适应与文化忠实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因过度简化而造成对原文化空间的弱化。

3 苗语地名汉译特点

通过对上述语料的深入分析得知，苗语地名的汉译存在以下特点，这些特点揭示了语言间的结构差异，也体现了文化转换的复杂性。

3.1 以异化策略为主

苗语地名的汉译主要采用异化策略。异化策略着重保留原语言的文化和语言特征。苗语地名汉译在采用异化策略时，通过音译和直译的方法来维持原语言语境，而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感知原文本的特点。音译主要用于与地形地貌和方位密切相关的地名，如常见的汉字“排”“夯”和“高”等，这样有效保留了原地名的发音特征，还反映了当地的自然环境；直译则通常用于与植物相关的寨名，保持了内容的直观性。此外，翻译技巧包括增译、减译和苗汉混译。例如，增译通过添加助词和前缀汉字来区分行政区域或明确方位；减译则是删除词头或关键信息词，虽简化了翻译过程，但也导致文化意义的丧失；苗汉混译展现了文化的融合，增强了译文的文化多样性。

3.2 后置定语的异化保留

苗语和汉语的语法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在定语的位置上。现代汉语普遍采用定语前置的规则，以修饰名词或主语，而苗语中的定语通常后置。这一差异在汉语音译苗语寨名时尤为明显，其后置定语的结构特征通常被保留，现存苗语地名的音译也体现了定语后置的特点，反映了翻译过程中关注原语言结构的重要性。此特点常体现于音译汉字“排”“夯”和“板”等。

3.3 一词多译

苗语分为西部方言、中部方言和东部方言，这种方言的差异显著影响了其汉译文本，尤其在翻译地名相关的词汇时。不同方言各具特色的发音和语调，使得在汉译过程中同一苗语词汇可能对应多种汉字译文，造成一词多译的现象。这虽丰富了汉译的表现形式，但也会导致译文的不统一，增加理解的复杂性，造成现有行政地名的不规范。例如，“Wub”（水）在不同的苗语方言中持有不同的语音语调，常用汉字音译为“五”“翁”“伍”“卧”“窝”“浯”“务”和“吾”等。同理，“Rangl”（寨）在汉语中的音译词为“壤”“让”“高”“家”“咀”“者”“整”“斋”“稿”“折”“稼”和“呆”等。一词多译现象虽丰富了汉译的表现形式，保持原词发音特征，但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原语言的文化内涵。

3.4 原语言文化和意义的传递缺失

通过对上述苗语地名翻译方法和技巧的分析得知，尽管汉译时采用了异化策略，重视保留原语言的发音与文化特色，但现有汉译文本在传递原语言文化语境方面仍存在缺失，现有苗语地名的汉译文本削弱了目标语读者对原语言文化的理解。案例中的减译技巧则直接省略了原语言文本中的关键信息，严重偏离了原语言的文化语境，增加了翻译偏差的风险。因此，为了提升翻译的准确性和文化传递效果，对于原语言的文化负载词，应适当注释或补充说明，以此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和感受原语言文化的深度。

4 结束语

通过对近千条语料的分析可知，湘西苗语地名多由二、三音节构成，四音节次之，偶见五音节结构。现有苗语地名的汉译多采用异化策略，主要表现为定语后置形式的异化保留、较为明显的一词多译现象，以及原语言文化内涵与语义的缺失。本研究受篇幅所限，未能全面呈现全部语料。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深入挖掘苗寨地名背后的文化渊源，为汉译提供更具文化厚度的参考依据；其二，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名汉译规范化路径的探讨，以提高翻译的科学性与准确性。综上所述，少数民族地名的汉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化，更是文化交流与认知的桥梁，值得持续深入地探索与关注。

作者：石 卉

来源：《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5年第23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杨 琪

校对：郑雨晴

审订：宋柄燃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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