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总理罕见承认遭受国际孤立，孙玉良：靠制造舆论救不了以色列

文︱孙玉良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罕见开口承认一个现实：国际孤立正在笼罩以色列。当地时间9月15日，他在财政部会议上表示，以色列需要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大力投资“影响力行动”，以抵消海外负面宣传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压力。言下之意，这不仅是外交问题，更是一场经济防御战。

今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为期12天的战争，内塔尼亚胡称行动消除了核威胁。但他也承认，这场战争之后，以色列的外国投资几乎没有增长。换句话说，军事胜利没有换来国际经济信任。内塔尼亚胡的坦率表态显露出一个尴尬的现实：战争赢得了局部安全，却引来了全球舆论风暴和潜在制裁的威胁。

内塔尼亚胡指出，孤立源自欧洲部分国家推行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和极端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卡塔尔通过社交媒体塑造全球话语权。这种说法试图将外交困境归咎于外部因素，强调外部舆论对以色列经济和国际地位的直接影响。无论是半岛电视台的舆论操作，还是西方国家的外交批评，内塔尼亚胡显然认为，以色列必须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重塑国际形象。

“我们可以打破这种孤立，但必须在对策上投入巨大，尤其是在媒体影响力行动上。”这是内塔尼亚胡的核心策略：舆论即经济，宣传即防御。在内塔尼亚胡看来，军事力量之外，媒体话语权已成为国家生存的关键因素。以色列不能仅靠传统经济和工业手段，还要将舆论场视作战场，将信息流、传播力和国际话语权纳入国家战略。

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还提到，以色列应减少对外贸易的依赖，尤其是工业和国防产品。他的逻辑很清晰：一旦外部环境对以色列不利，依赖进口和国际供应链将成为制约发展的枷锁。无论是研发受阻还是工业生产受限，内塔尼亚胡都强调自主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安全策略，更是经济自保的考量。

然而，这一战略并非毫无争议。以色列反对派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回应称，国际孤立恰恰是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错误政策的产物。批评声音认为，问题并非舆论被动，而是政策和行动本身引发的外交反弹。换句话说，媒体影响力再大，也无法完全掩盖政策引发的国际批评和经济压力。

细读内塔尼亚胡的发言，我们能看到两个信号：一是承认现实，二是规划行动。承认现实意味着以色列必须面对国际孤立带来的经济风险；规划行动意味着国家将把媒体和信息战纳入国家战略范畴。传统军事手段无法解决舆论孤立，单靠外交说服也难以立刻扭转投资停滞的局面。舆论战、经济防御和产业自主，成为新的政策组合拳。

事实上，这种策略背后有其逻辑基础。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直接影响外资流入、产业合作和科技交流。舆论负面影响不仅仅是名誉损失，更可能带来资本冻结、技术封锁和贸易壁垒。内塔尼亚胡明确指出，以色列若不能主动应对，将在工业、国防和经济上受制于人。这种认识让人不得不承认：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舆论与经济同样是战略要素。

然而，这条路并不平坦。影响力行动需要巨额投入，需要协调媒体、公关和外交手段，还要在国际舆论场上与多方力量博弈。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和广度，让每一次国际批评都可能放大数倍。以色列要“打赢舆论战”，需要的不仅是资金和政策，更是战略眼光和执行力。

更微妙的是，媒体影响力并非万能。外部批评者并非全无理，他们关注的是以色列在加沙等地的政策和行动。舆论和信息操作虽能修饰形象，但如果行动本身与国际规范发生冲突，舆论战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如何在行动与形象之间找到平衡，是以色列政府面临的真正考验。

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也透露出一种危机感：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舆论高度联动的今天，军事胜利不能单独支撑国家安全，产业自主和信息战能力同样重要。媒体不再只是宣传工具，而是经济和外交的延伸。以色列的选择，是主动塑造国际认知，还是被动应对孤立，短期行动或许能缓解压力，但长期竞争，需要系统能力和战略定力。

观察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可以看出以色列政府已经意识到全球舆论的重要性，也意识到经济和安全风险之间的关联。面对国际孤立，他提出了主动出击的方案：媒体、社交平台和产业自主同时发力。这是一场信息与经济并行的国家策略实验，也是现代国家在多维压力下的必然选择。

舆论、资本、外交、工业，这些看似分离的领域，在内塔尼亚胡的发言中紧密交织。他的目标，是重建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防止孤立对国家发展造成长远伤害。而现实提醒我们，这条路既充满挑战，也充满不确定。舆论战能否成功，经济孤立能否突破，既取决于战略执行，也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态度和反应。

内塔尼亚胡承认孤立，是坦诚的开端，是策略调整的信号。以色列能否靠舆论“救命”，不仅考验政府智慧，也考验现代国家应对全球化信息时代挑战的能力。每一次媒体行动，每一条国际信息，都可能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新变量。依我看，仅靠制造舆论是救不了以色列的。以色列下一步如何做，将是全球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