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 简·奥斯汀：属于每个人的“亲爱的”作家

今年是简·奥斯汀诞辰250周年。我们在爱玛、伊丽莎白、凯瑟琳的身上代入自己对理性的期望，随着她们的困惑和思考来对抗“习惯”，探索新的思想，同时也能以奥斯汀历久弥新的精神价值，反哺自己的现实生活。

原文 ：《简·奥斯汀：属于每个人的“亲爱的”作家》

作者 |同济大学 万晓蒙

图片 |网络

著名讽刺作家亨利·詹姆斯在谈及简·奥斯汀时曾颇为不屑地将她定义为一位“无意识”的艺术家，并声称：“出版商、编辑、插画作家，在杂志上发布讨喜的闲话的人们，发现‘亲爱的，我们的亲爱的，每个人的亲爱的’（dear, our dear, everybody’s dear）简，是如此契合他们的现实意图，她的作品是高雅趣味的象征，又兼为脍炙人口的文学形式。”然而，奥斯汀的作品在随后的岁月并未湮没于大众文化中，反而在两百余年来始终为读者所敬爱。

“最杰出的英国现代小说家之一”

作为一位十八世纪的女性，奥斯汀是幸运的。她出生于英国汉普郡的优渥家庭，衣食无忧，身处思想开放、轻松愉快的知识分子家庭氛围中。她有条件接受文学和音乐教育，能读到各种经典作品；茶余饭后，家人们愿意围坐在火炉旁，聆听她的手稿，共同讨论创作；来自“上流社会”的亲朋使她生活丰富，能去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时髦”的人交谈；派对归来，她又能在古老庄园里自由创作，沉浸于平静悠长的遐思中。

作为一名十八世纪的女性作家，奥斯汀又不那么幸运。她如此热爱写作，却因为时代的偏见，无法以真名出现于书籍封面上，只能匿名或隐藏在假名背后，出版工作也要父亲乔治代理。她燃烧年轻的生命创造文学，在20岁时已创作了几部长篇小说的手稿，却在41岁时就溘然长逝；她的作品在生前反响寥寥，并未让她享受到作家与读者交流的快乐，直到去世数十年后才逐渐被读者广泛认可。

有趣的是，奥斯汀的作品初次在英国读者间广泛传播并非完全因为其文学价值。十九世纪中期，奥斯汀的作品虽已在欧洲小有名气，但评论寥寥。直到1870年，奥斯汀的侄子詹姆斯出版了《简·奥斯汀回忆录》，详细回忆了奥斯汀平静而短暂的一生。对“简姑姑”旧时生活的回忆突然触发了人们对摄政时代的怀念——其时，英国正处于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中，新的生产和工作方式，让人们应接不暇。在蒸汽机四处轰鸣，社会阶级、生活图景被彻底颠覆之时，在人们疲于胆战心惊地迎接新事物之时，奥斯汀和她的作品成为了当时充满“不确定”的生活中唯一“确定”的精神寄托，让读者在怀旧中获得短暂的平静。奥斯汀的知名度迅速提高。1875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已将她誉为“最杰出的英国现代小说家之一”。

“两寸牙雕”

奥斯汀的作品经历着一代又一代文学浪潮的洗涤，其价值和内涵也被不同年代的阐释进一步丰富。同时代的沃尔特·斯科特爵士在厌倦了浪漫主义“头绪繁多的事件书写”时，被《爱玛》的“绘画般的真实”深深吸引。爱玛的沉闷、刁钻、垂头丧气或是神采奕奕，情感的真实流露如同浪漫主义金碧辉煌的穹顶之下一阵清新的风。她的作品“的确没能超出中产阶级的社会，却在这一领域无可比拟”。出身贫苦的幽默大师马克·吐温却对她笔下的中产生活大加挞伐：“每次读《傲慢与偏见》，我都想把她挖出来，用她自己的胫骨打她的头骨。”如果有人记得《傲慢与偏见》的开篇名言——“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就不难理解富足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与普通人的距离感。

其实，奥斯汀恰恰是在用作品讽刺她所处的阶级。如《苏珊夫人》里所写：“她只不过是一个脾气好、有礼貌、乐于助人的年轻女子。这样看来，我们几乎不可能不喜欢她——她只不过是一个受人轻视的对象罢了。”奥斯汀用这些“叹着气晕倒在沙发上”的高贵女士形象，为经典的英式讽刺脱下了沉重的大衣，使之变得轻盈、亲切。她的反讽天分也得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许多二十世纪作家的盛赞。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之时，批评家们指责她的人物不够独立，屈服于家长制和婚姻，认为她的作品缺乏宏观的政治视野。近几十年来，随着电影、网络等不同媒体渠道对奥斯汀更详尽的解读，读者则更能理解她的思想相对十八世纪文化语境的先进性，更为客观地将她的作品视为女性心理的“微观史”。

有人将奥斯汀的作品比喻为“两寸牙雕”——通过中产生活的小窗口，带领读者窥视十八世纪末的整个社会形态和价值体系。更重要的是，她的“两寸牙雕”不仅是她所处时代的特色标志，而且总能给不同时代的人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奥斯汀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历久弥新的秘籍，绝非其文学功底或叙事手法，而是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理智与情感”问题的深入探讨。

尝试与认知上的“常规”和“习惯”对抗

细读奥斯汀的作品，不难发现她在多个维度上都在尝试与认知上的“常规”和“习惯”对抗。她的作品风格破除了浪漫主义的冗杂，还兼带讽刺了哥特式小说故作玄虚的夸张姿态——当时社会所“习惯”的文学形式，被切换视角，重新审视。她本人的生活与社会对女性的期望逆势而行，接受教育、写作小说、出版作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婚姻也不再是头等大事，奥斯汀亲身践行着对常规女性成长道路的反叛。她的作品一定程度上也是自传性的，对更多不同身份的“常规生活”作出探索与拷问。

的确，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依赖“常规”和“习惯”，在无意识间就选择遵循直觉上熟悉的、舒适的处事方式。但同时，理性又常常会提醒我们，遵从“习惯”可能并非最好的选择。理性督促我们去反思，去与“习惯”进行抗争，去推动社会不断革新与进步。当然，我们无法做到时时保持绝对的理智，但理性的光辉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对自身的期望——虽然做不到，但我们总是希望将作为人类的这一闪光点发挥出来。奥斯汀的作品，正应和了我们对理性的呼唤。这也是任何时代的人所共有的精神内核。我们在爱玛、伊丽莎白、凯瑟琳的身上代入自己对理性的期望，随着她们的困惑和思考来对抗“习惯”，探索新的思想，同时也能以奥斯汀历久弥新的精神价值，反哺自己的现实生活。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2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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