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报丨风清道远 承古弥新—纪念孙伯翔先生书法学术研讨会

王学岭（中国书协理事、行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书如其人，德在其身。孙伯翔先生德高望重，书艺高妙，是中国文联第十一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也是善于施教、桃李满园的书法教育家。在孙伯翔先生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认真、坚持、包容”的力量。

为艺求真。世事最怕“认真”二字，包括文艺和“武术”，书法是兼文兼武的学问、事物，它不仅要求从业者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还要求其具有坚持练习的实践经验。

孙伯翔先生倡导朴实、形似的书写，力求做到对碑帖由形到神的再现。孙先生致力魏碑，笔下形神兼备，卷中文意盎然，这些都离不开他对书法和传统文化教学的认真精神。守正方能出新，对传统执着的坚持才能造就真正的艺术；雄强可以有神，对字体灵活地揣摩才能写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魏碑中，《龙门二十品》朴拙、苍劲、烂漫，其中的《始平公造像记》雄峻茂伟，不仅是方笔特质的开创，也是刚强气质的代表之一，孙伯翔先生书法出于魏碑而更造金玉，将文武刚柔结合在一起，有形有象而没有病态，尤其适合在当下推广这种坚定、阳刚、体态完备、样貌真实、内蕴力量的艺术风格。我记得孙先生经常问起创作需要的准备，如文稿了解的程度、感情借鉴等，不由衷就不要落笔。孙先生很重视书写时的真情实感，这也正是很多急于求成的学书人容易忽略的地方，而不论何时，浮华旖旎最不可取，唯有真实、朴素、厚重才是长久的。

承前唯坚。孙伯翔先生经常强调的学习理念是要勤奋，要稳重，要坚持实践；要重视传统，学“源”，不要学“流”；要重视师资培养和个人综合学养。有一次我去拜访先生，他当时正在作画，其间他讲起艺术和多种文化的关系，告诉我艺术家必须首先是文人，必须先要懂得文化，文人可以不会书画，但书画家一定要有文化，并且要在传统文化的濡染之中不断坚持学习、巩固，继而提高自身创作水平。

孙伯翔先生从事艺术创作及教育事业70余年，这份坚持和坚定令人赞叹。孙先生把传统文化的各个部分都尽量作为书法艺术的土壤和溪流，从中借鉴、发掘、糅合，使得书作更加丰富和具有生命力。他曾告诉我们：对于书法，一草一木都是老师，一笔一墨都是张力，书法不是孤独枯燥的技巧，它是需要不断用心培育的苗圃，时时都不能松懈，才会有收获。

育才以容。孙伯翔先生教书育人几十载，辨才施教，循序渐进，桃李满天下。他不会因某些客观条件而放弃教学，始终坚信以诚施教，不断答疑解惑，必将培养出优秀的书法人才。先生不怕做普及性的辅导，也不介意初学者的来访，只要能将文化传播出去、扎根下去，能利于大众学习，他都积极、认真地去做。同时他也将这份温和与诚挚向外传递：要对文化有诚意，对书法创作有诚心；没有基础不怕，可以学，没有情感则不行，那就既学不会也写不好；教育不是故步自封，教育传播的前提必须要有广博的包容心、耐心以及爱心。

最后我想抄录几句孙伯翔先生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奖感言：“几十年的岁岁月月，（我）看书、写字无一日懈怠……读书的过程是学而思、思而学的过程，写字的过程是渐远渐变的过程，‘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希望我们大家也都能够忠诚而真实地坚持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演绎。大音希声，大道不器，学书人书写出来的每一笔都包含了作者的内在情操。我们要立足经典、投入时代、服务大众、不断学习，争取创造出真正的美的艺术。

孙伯翔《兰》

李胜洪（中国书协原理事，中国书法院原常务副院长）：在当代书法艺术的嬗变中，“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始终是核心命题。一代碑学书法大家孙伯翔先生，潜心翰墨逾70载，其书法实践既扎根于传统北碑的深厚土壤，又在诸方面实现了突破性创造，在当代书坛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以其书法艺术实践作为鲜活的个体样本，通过分析其在魏碑书法领域的继承与突破来揭示其成就背后的思想、哲学逻辑，从而探讨“守正创新”的辩证关系，可以为当代艺术创作提供方法论的重要启示。

守正：对北碑传统的深耕与提炼。

首先是深入传统，溯源经典。孙伯翔先生早年就酷爱书法，其先从唐楷入手，后转向研习北碑。他以“笔法精严、结构险绝”为准则，通过“日课不辍”的刻苦临习，将《张猛龙碑》《始平公造像记》等碑帖的方峻雄强、质朴古拙内化为扎扎实实的书法基本功。先生尤其对《始平公造像记》的临摹用功甚勤，据说“练字用过的纸一卡车也拉不完”。他的老师王学仲先生曾很感慨地说：“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勤奋、肯下苦功夫的学生。”孙伯翔先生认为传统是需要深入的，“碑刻如铁铸，临习需如刻石者般虔诚”“只有反复地临习、揣摩传统，对魏碑的各种风格、形态、神韵进行观察、体味、比较、融合，才能够对原碑的形态、神韵烂熟于心”。所以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悉心临摹古代魏碑经典，孜孜不倦地追寻碑学中“金石气”与“书写性”的平衡，这种极致追求体现了他对传统的深入以及对书法经典的敬畏之心。其次是继承和完善技法体系。他大胆突破了清末民初碑学“以笔追刀”的窠臼，摒弃李瑞清、曾熙等人刻意模仿刀痕的匠俗手法，提出了“使笔如刀”的理念，即追求自然书写中的刀意：既保留碑刻的雄强与厚重，又赋予笔墨以鲜活的生命力。一管柔软的长锋羊毫，侧锋起笔、绞锋行笔，写出了那种斧劈刀削、斩钉截铁、钢打铁铸般的视觉效果与独特美感。他在实践、探索、研究的基础之上，不断总结、完善方笔魏碑的方法，极大丰富了魏碑书法的技法体系。最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艰难而伟大突破完全是在没有前人可资借鉴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反复实践、探索、总结所取得的。最后是坚守传统书法的精神文化内核。孙先生一贯推崇魏碑中蕴含的雄强、质朴之美，认为这是中华文化“骨气”与“风骨”的体现，极力主张“书法应承载民族之气、民族之魂”，特别强调“字内功”的积累，即通过扎实的临帖与悟道，实现技法与心性的统一。平时除了写字、临帖，先生还喜欢作画、写诗、读史，将书法技法、美学与传统文化相交融。这种坚守使其书法作品超越了形式，而具备了深层且丰富的文化意蕴。

创新：碑学语言的现代性转化。

孙伯翔先生的书法“重法度，讲情性，主革新”，其“出新”或“转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笔法。孙伯翔先生以超长锋羊毫书写方笔魏碑，解决了传统碑学中刚劲与柔韧难以兼顾的难题。一是用笔“方峻雄厚，苍拙古茂”，即深入挖掘魏碑方笔的表现力，将其运用推向了极致，起笔果敢犀利，通过切笔、顿笔等动作，使笔画呈现出有如“斩钉截铁”般的方形棱角。二是注重笔画粗细、动静中的对比与变化，旨在打破魏碑传统笔法相对规整的特点，巧妙地兼用行草及其笔法，通过“方中有圆、圆中寓方”的辩证处理，赋予线条立体感和生命力，同时强调笔力的表现，使笔画看似纤细却刚劲有力，看似粗壮却不失灵动，逐步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碑学语言。其次是结字。他认为字的结构营造是动态的，可以将字拆解为大小不一的“动态部位”，然后通过字形的咬合、错落、叠加、避让以及浓淡对比等手法，在个性化重构方面打破了北碑程式化的结体规范与静态表现，以行书的灵动与浪漫笔意书写碑体，赋予作品动态韵律及时代气息。再次是碑帖融合。通过多年的探索，他成功地将帖学的流畅性与碑学的厚重感结合起来，并认为“将来书种、书风之变很可能在碑帖结合上”。在书法实践中，他在以方笔为主的魏碑中融入行草笔意，通过提按顿挫的节奏变化，赋予碑体“静中有动”的勃勃生机。他的作品虽然是以碑骨为基，却以独特的个性化语言传达出一种清新、旷达而洒脱的浪漫诗意，成为“碑骨帖韵”的一个艺术典范。品读孙先生的书法，尤其是中晚期的作品，可谓“是寓雄强于飘逸、寓险绝于平正的艺术佳作，是功力与性情的结合，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最后是人贵风骨，艺写天真。我有缘与孙先生多次见面，获益匪浅。品读他的代表作品，你会强烈感受到吸引你的不是单纯技术性的探索与出新，而是蕴含其中的风骨与天真。他的字有性情，有哲思，有追寻，有胸怀，有气质，有格调……而在生活中孙老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睿智、纯粹、率性、笑口常开而有趣的“老顽童”。我深以为这种人之本色，也是其艺术之本色，因为几十年来他都坚持“我写我心”，即遵循内心真实的艺术感受，孜孜以求，砥砺前行，而不是被市场“绑架”或“裹挟”。其书法艺术，从早期的临摹、仿古，到中期的朴厚、雄强，再到晚年的“清凉之境”，既是技法的演进，更是人生境界的不断升华，由此推动魏碑书法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艺术与人生的双重境界，应该成为我们当代书法艺术家学习的典范。

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孙伯翔先生曾说：“守正不是守旧，而是让传统活在当下。”其书法艺术实践，始终是围绕着“传统为体、时代为用”而展开的。首先是技法层面。他通过反复锤炼基本功，将传统技法升华为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孙先生曾说：“一幅好字是多因素而生的，笔法、结构、章法、行气、俯仰、疾徐、刚柔、虚实、延伸跌宕、疏密等，简言之，即矛盾、和谐、统一的关系，永远掌握言语的哲理，书家应有能力挑起矛盾，而后再有能力平和矛盾。知其阴，必晓其阳，天覆地载，万殊一象。形质为躯壳，性情是灵魂。无形质莫论性情，形质由古取，性情应时生。”因此，他提出了“性情第一、形质第二”的理念，认为技法只有在书法作品中为情感表达和精神内涵服务，才能够使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次是审美层面。孙伯翔先生几十年来的书法实践“起于方正，行于温润，臻于清凉”，不仅延续了北碑书法的正大气象、强化阳刚的“壮美”，又融入了行草书的流美与文人的诗意，使作品兼具流妍的“柔美”。到了晚年，他更加注意吸收唐宋帖学精髓，将碑体从“方正”推向“方雄”，再至“温润”“清凉”，其衰年变法，字的形态、线条、线性以及质感变化都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实现了他心中的艺术理想即“清凉境界”。其代表作品雄浑中见灵秀、朴拙中藏机趣，方中寓圆，以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与视觉传达，正面回应了当代社会对“正大气象”的审美需求。孙先生八十寿辰自祝诗便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诗云：“余生好求书与画，逆迫多舛不觉难。方圆幻变无竟了，东涂西抹又十年。朝暮兴趣唯浸墨，妙得灵光何时见。纸醉金迷未迷眼，清凉境界自疑仙。”最后是文化层面。孙先生把书法当作一种信仰与归宿，充满对人生、自然、艺术的终极感悟。他认为“书法不仅是技艺的，更是文化精神的载体”，书法需要“写天写地写中华民族”。正因为如此，他在《学书随感录》中强调“除了多读美学、哲学书籍之外，要横向取意，从姊妹艺术上如绘画、戏曲、建筑、体育中吸取营养”，强调“捕捉大自然的万物之象”，从自然山川中感悟书法节奏与结构变化的规律。

孙伯翔先生卓越的艺术实践充分诠释了传统碑学在当代语境下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守正不是泥古不化，而是对文化基因的自觉延续；创新并非颠覆传统、抹杀经典，而是突破陈规、赋予时代精神的艺术表现。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去寻找新的平衡点，才是“守正创新”这一艺术发展规律的永恒价值。

孙伯翔《二百三千联》

白景峰（中国书协原理事，人民画报书画院执行院长）：拿当代人和古人比高低，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但我认为，孙伯翔先生是一个例外。20世纪90年代，我们就拿他和古人比，记得2002年的时候，王镛先生说过一句话，认为孙先生是当代集北碑之大成的第一人，石开先生也认为，孙伯翔先生是赵之谦以来的又一位碑学大家。我们将孙先生与历史中的人物作比较，并一起讨论，会感觉很正常，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我们今天现场看到的孙先生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他80岁以后的作品，我认为孙先生的这点与林散之先生有些像。林散之先生在65岁到80岁之间，尤其是70岁左右的作品是最好的，孙先生也是这样，90年代他出的那本书法集基本都是其65岁左右所书的作品，我认为代表了孙先生的最高成就。75岁以后，先生的书写有了变化，他的精神让我们很感动。我们研究先生的书法时，应重点关注其1990年到2015年间的创作，那是先生书法创作的高峰期。

我认为，自清代至今，北碑碑学的发展史上有三个重要节点。第一个节点是赵之谦。赵之谦的书写有圆笔也有方笔，多是扁方式的，其楷书、行书的成就都很高。第二个节点是于右任。于右任是以圆笔为主，但依然是一种扁方的结构。第三个节点便到了孙伯翔先生这里。我认为孙先生20世纪90年代的字是他书法艺术的高峰，很了不起，彼时他在写《始平公造像记》，同时也在写《云峰山石刻》，我们可以看到从赵之谦、于右任到孙伯翔先生，用笔实现了方圆到圆笔再到方笔。赵之谦和于右任都是扁方体系，孙伯翔先生的书写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天真烂漫、朴实无华，无疑将魏碑的结构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20世纪我认为在北碑体系的传承上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大类是康有为的圆笔体系，当然他也是碑学理论的奠基者，将碑学理论推到了历史高度。这一体系的弟子中包括徐悲鸿、刘海粟、萧娴等。第二个体系是李瑞清的碑学体系。第三个是于右任体系，其弟子都是写标准草书的。第四个体系是王学仲、孙伯翔体系。孙先生人生中非常幸运的一件事便是遇到了王学仲先生，如果没有王学仲先生的影响应该不会有孙先生后来所取得的成就。孙伯翔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他完全是按照王学仲先生的指引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包括他的北碑体系，包括写《始平公造像记》等，都是王学仲先生让他写的。

孙伯翔先生的艺术成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成果，先生的艺术影响和历史定位会是怎样，其弟子们的研究和传承非常重要。

编辑：于永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