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人不会因为出生、生活和衰老而死亡，而是死于某种原因

当她出了意外，她的疾病和死亡打破了我们惯常的交流模式之后，这种关系全然复活了。时间在那些离开这个世界的人身后消逝，我的年纪越来越大，过去的岁月就越发模糊。我十岁时的“亲爱的妈妈”与那个在我的青春期时压迫我的充满敌意的女人再也分不清了；当我为老母亲哭泣时，我也是为年轻的母亲哭泣。我以为我已经弥补了我们失败关系的遗憾，但悲伤又回到我心里。我看着我们俩的两张合影，是在同一时期拍摄的，那时我十八岁，她快四十岁了。

那个目光忧郁的小女孩，我今天几乎都可以成为她母亲、她外婆了。我同情她们。同情我，是因为当时的我是那么年轻，什么都不懂；同情她，是因为她已经没有未来，而她永远也不会明白了。可是我并不知道应该给她们什么样的建议。我没有能力抹除童年时的不幸，她因此而不快乐，也让我不快乐。如果说，她在未征求我同意的情况下毒害了我几年，我也在不知不觉中报复了她。她对我的内心世界忧心忡忡，但在这个世界上，她还是会为我的成就感到开心，可惜我在她的圈子里引发的流言蜚语让她伤透了心。听到一个表亲说“西蒙娜是我们家族的耻辱”时，她感到很痛苦。

妈妈在患病期间的突然变化让我的悔恨与日俱增。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她是一个性格坚强、脾气急躁的女人，因为她拒绝承认自身的矛盾性，她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也不受别人的待见。她躺在床上，决定只为自己而活，但与此同时，她仍关心别人：在她的冲突中产生了一种和谐。我父亲和他的社会角色完全吻合：他的阶级和他本人发出同一种声音。他临终留下遗言：“西蒙娜，你很早就自力更生了，但你妹妹花了我很多钱。”这不是那种让人伤感的话。母亲被笨拙地束缚在一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但是她对生命有一种动物般的激情，那是她勇气的来源，并且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肉身之重，这种勇气就会把她带向真理，使她摆脱那些掩盖了她诚挚和可爱那一面的成见。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暖的感情，它常常被妒忌扭曲，表达得十分糟糕。在她遗留的纸堆中，我找到了一些令人动容的证据。她把两封信弃置一边，一封是耶稣会士写的，另一封来自一个朋友，他们都安慰她说总有一天我会回到上帝那里的。她抄了一段话，是尚松写的，大意是：如果我在二十岁的时候遇上了一个更有威望的长者，他跟我谈起尼采、纪德和自由，我会与家庭决裂。这段话是从一张剪报上摘下来的，文章的题目叫作《让-保尔·萨特拯救了一个灵魂》。在这里，雷米·鲁尔说（他说得不对），《巴约拿》在第十二战俘集中营丁室里演出之后，一个无神论的医生皈依了。我很清楚她在这些纸片中想寻求的是什么：妥善解决我的问题。不过，如果不是她对我的拯救感到越来越焦虑，她不会有这方面的需要。“我当然想上天堂了，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我要和我的女儿们一起去。”她这么写给一个年轻的修女。

爱、友谊和同志情谊很少能战胜死亡的孤独，尽管表面看来如此。即使当我握住妈妈的手，我也并没有和她在一起：我在欺骗她。因为她总是被欺骗，这种高明的欺瞒让我感到恶心。我已成了那个滥用她的命运的帮凶。但与此同时，我身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加入了她的拒绝和反抗。也正是因为如此，她的失败让我不知所措。尽管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并不在她身边，尽管我已经亲眼见证了三个人真实的死亡过程，但是只有在她的床边，我看见了死神——跳着死亡之舞，露出嘲弄的笑容的死神；在炉边故事里，手持镰刀来敲门的死神；无处不在，诡异而不通人性的死神：它就存在于妈妈的脸上，每当她露出牙龈，展现出无知的笑容时。

“他已经到了死的年龄。”老人的悲哀及其流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觉得这个时刻还未到来。涉及我母亲，我也如此。之前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发自内心地为一个亲戚，一个七十多岁的前辈痛哭流涕。如果我遇到一个五十岁的女人因为失去母亲而伤心欲绝，我会觉得她过于敏感：我们都是凡人，到八十岁早该入土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不会因为出生、生活和衰老而死亡。人是死于某种原因。我母亲年事已高，她的生命很快就要终结，但是这样的认识并不能缓解我们的惊恐：她长了肿瘤。癌症、血栓、肺炎，它们就像引擎骤停在半空，残酷而又难以预料。瘫痪、垂死的母亲鼓励大家要保持乐观，要珍惜每时每刻。但她徒劳的顽强也撕破了日常琐事令人安心的帷幕。没有什么自然的死亡，在人身上发生的一切永远都不会是自然的，因为人的存在本身就对世界提出了质疑。凡人皆有一死，但对每个人来说，他的死亡都是一场意外，即使他深知并接受这一点，这仍然是一种不当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