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查理·柯克遇刺后的美国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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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暴力可能会走向常态化，但并非必然如此。

在查理·柯克出生前五年，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一所学校里，一名男子闯入开枪，打死了五名儿童。如今没人记得他的名字了，这类名字终究都会被遗忘。他在枪托上刻了几个抽象词语，比如“freedom”“victory”。尽管他是个在加州北部长大的白人男子，却似乎同情真主党与巴勒斯坦解放事业。他的夹克上写着“death to the Great Satin”。他很可怜，大概有精神疾病，是个噩梦般的怪诞异类。

等到柯克上初中时，这类枪击即使称不上常见，也已不再令人惊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斯托克顿枪手出现了模仿者。随后，1999 年科罗拉多州的哥伦拜恩高中发生校园枪击。此后，校园枪击似乎呈现传染之势。精神疾病与无法通过控枪立法的结合，使这类事件看起来更像是自然灾害，如龙卷风或洪水，人们以坚忍与决心面对，而非认为其可以被根除。在柯克遇刺之后，合理的问题是政治谋杀在美国是否也正在变成同样的常态。

今年六月，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梅丽莎·霍特曼被害。四月，有人试图纵火烧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十二月，联合健康集团首席执行官布赖恩·汤普森在纽约遇害。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途中遭到枪击。2021 年 1 月 6 日冲入国会的人群中，有些人打算绞死众议院议长与副总统。现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在 2017 年遭枪击。亚利桑那州众议员加比·吉福兹在 2011 年也曾中枪。

美国此前经历过政治暴力的高峰，先是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之交，随后自 20 世纪 60 年代再度抬头。1968 年，罗伯特·F·肯尼迪遇刺，此前他的兄长约翰·F·肯尼迪与马丁·路德·金也先后遇刺。英国记者阿拉斯泰尔·库克因此感叹，美国似乎在更晚的时代重新燃起其“边疆传统”。1975 年 9 月，对杰拉尔德·福特的两起刺杀未遂接连发生。1981 年，罗纳德·里根遭枪击。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枪击仿佛从未停歇。

之后它们停止了。要么是因为总统安保严密到了极致，要么是因为那些疯狂、暴力而孤独的男人改变了目标与手段。到了 1990 年代，联邦执法机构最担心的是本土极端分子，比如蒂莫西·麦克维，他在 1995 年炸毁了俄克拉荷马城的一座联邦大楼，造成 150 余人丧生。9·11 之后，威胁又发生变化。随后那股威胁也消退了。

柯克之死是否是一个转折点尚不可知，但现在的感觉像是如此。一个可能的未来是，即便是政治活动人士也将需要格外严密的安全保护。政客们早就知道自己的工作伴随着死亡威胁，却仍继续履职。但人们无疑会因此被劝退，不再愿意为国家服务，或者不再愿意充分参与民主生活。即便在那种贫瘠的新常态之下，政治生活仍会继续，就像哥伦拜恩案之后，父母仍会把孩子送去上学一样。

还有一种更为阴暗的图景，总统的一位亲密政治盟友遇害，会被用作建立永久性政治紧急状态的契机。在那样的未来里，人们会以秩序交换自由。政权更替将远不止于像节拍器般的在野与执政之间的例行摆动。在这种体制下，失去权力的后果将充斥着对生计与自由的阴暗威胁。把政治对手视为生死仇敌的观念，本已对正常政治具有剧毒，也将由观念化为现实。

第三种可能则是，这一时刻终将过去。但这不会自行发生。柯克或许不是民选官员，却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将年轻的保守派与政治连接起来。他的传播技巧部分在于，把主流保守派的观点说得引人注目。他也曾有煽动性，甚至冒犯性。

他有过这样的表述：“犹太捐助者一直是激进的、开放边界的新自由主义、准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文化机构与非营利组织的第一号资金来源。”他还说，应当对帮助儿童进行性别转换的医生举行“纽伦堡式审判”。他声称“游荡的黑人”在美国各地“为了好玩而专挑白人下手”。他也说过更为审慎的话：“当人们停止交流，暴力就会出现。内战也就发生了。因为你开始觉得对方极其邪恶，他们就失去了人性。”

就在他去世后的这些天里，他的反对者尤须不要丧失人性，也要承认柯克是在从事政治活动时遇害的。他在做的是谈论观念，试图鼓舞盟友，更重要的是，试图说服他的反对者。

民调显示，美国人过于容易相信对手是纵容暴力的极端分子，而他们自己则是和平而理性的。遗憾的是，柯克遇害后数小时里，总统特朗普只谴责了来自左翼的言论，从而在右翼阵营中强化了这种看法。伊利诺伊州州长、总统参选人杰伊·罗伯特·普利茨克也火上浇油。他在哀悼柯克遇害的同时，指责特朗普煽动暴力。

民主是一种用来管理冲突的机制。要让它有效运转，不仅需要同理心，也需要自我省察。散布“选举被窃取”的阴谋论，把对手称作激进极端分子，会侵蚀民主。从成千上万小时的播客内容里只剪出柯克最糟糕的片段，再给他贴上“法西斯”的标签，同样如此。人们常说，美国人需要更认真地倾听对手的声音，这话不错。他们也同样需要更认真地听一听自己在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