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亲手送儿子进劳教所：不要顾惜我的老脸

1998年10月25日上午，葛振林拄着拐杖对公安局长说：“局长同志，今天我是来送自己儿子的，千万别顾我的面子。”一句话，把正在值班的民警说愣了。眼前这位瘦削的老人，胸口别着一排褪色的勋章，很多干部只在史料照片里见过。局长招呼人备茶，葛振林却摆手，“公事要紧，我来是递申请：把葛拥宪送去劳教，越快越好。”

为什么一位深受敬重的抗日老兵会做出如此决绝的决定？答案要从半个多世纪前的狼牙山说起。

1941年9月，晋察冀根据地风声鹤唳。日军发动所谓“秋季大扫荡”，三个旅团外加伪军，压向易县西南的狼牙山。彼时的七连不过百余人，手里伙夫改装的打狗棍都算“武器”。24日拂晓，连长蔡展鹏命令二排六班留下殿后。六班只有五个青壮：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临走前，蔡展鹏拍着葛振林的肩膀说了一句：“把敌人钉在山上，兄弟们的命就交给你们了。”葛振林只回答两个字：“成！”

山道狭窄，五人凭着山石和灌木反复射击，一卡就是大半天。弹尽，他们抬石头；石头扔光，就趴地上拾碎块。浓烟、烈火、子弹交织出咆哮的回音谷，日军误以为遇到主力，调来炮兵和轰炸机，却始终啃不下这颗硬钉子。下午近四点，七连全部突围成功。此刻五名壮士已被敌人逼到牛角壶绝顶，身后是六十余米的深渊。

马宝玉取出小本子，飞快写下战地入党介绍；然后，他将冲锋枪猛地砸向岩壁，“让鬼子捡个废铁疙瘩！”葛振林紧随其后。五个人相互搀着肩，向悬崖边走去。跳下去之前，葛振林一句“打不死我，算他们倒霉”刚落地，身体已腾空。马宝玉等三人牺牲，葛振林和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昏迷多时。

夜幕降临，山风像刀子。葛振林头破血流，仍强迫自己醒着。他掰下一根树枝当拐杖，扶着宋学义攀回山顶。俩人靠野萝卜充饥，又蹭到棋盘陀边的小庙，遇见地方干部余药夫。几碗发馊的小米饭，从此成了他们的“续命粮”。三天后，模范队冉元同带路，二人顺利归队。那年冬天，晋察冀军区在阜平县召开追悼会，杨成武代表部队给三位烈士授称号，又把“模范青年”奖章别在葛振林和宋学义胸前。五壮士的故事，就此传遍边区。

抗战胜利，葛振林转到张家口警备司令部做参谋，脖子上那道伤痕一直没好透。新中国成立，他调湖南军区教导师，练兵、带班，标准严得出名。湖南人说他“葛老倔”。1951年探亲，村长硬把小姨子王贵柱介绍给他，他一听姑娘同意，直接点头：“革命同志，最讲信义。”婚后，两口子先后有四个儿子。葛振林常念叨：“告诉孩子们，枪口对外，脑袋对党。”

时间拨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三个儿子葛拥宪下乡返城，被分到柴油机厂做磨工。车间环境差，热、脏、噪音大，他嫌累，擅自离岗跑去广东。几年后，坏消息传来——吸毒。1993年春，广州警方查获一伙海洛因吸食者，葛拥宪在列。哥哥葛长生把弟弟保释回衡阳，老父亲见到浑身浮肿的儿子，气到手抖，逼他写下戒毒保证书并塞进民办技校。

表面看，日子恢复正常。可一年后，葛振林准备赴京参加建军节，翻箱找“红旗勋章”却发现空盒。再追问，葛拥宪低头认了：勋章换成了毒品。老人当即报警，派出所碍于情面只做口头训诫。吸毒、偷钱、借高利贷——儿子像脱缰野马，越滑越深。眼见多次劝导无效，葛振林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写下“劳教申请”，逐字逐句，没有一个多余的感叹号。

局长看完申请，沉默许久，劝他再考虑。葛振林摆出军姿，“部队教我，纪律高于亲情。今天如果我心软，明天他也许去抢劫，后天可能害命。到那时，我这个当父亲的才真该无地自容。”11月2日，警方在出租屋内将葛拥宪抓获，当场搜出海洛因和注射器。劳教一年半，入所当天，儿子隔着铁门朝外面喊：“爸，你狠！”老人背过身，脚步没颤一下。

在劳教所里，葛拥宪戒断反应痛得打滚，后来协助公安抓获贩毒团伙，获减期十五天。临出所，他写信给父亲：“我四十岁，输不起了。若您愿意，我想把车床技工学回来。”信纸折痕凌乱，却被葛振林放进了木匣，与当年那本战地入党介绍放在一起。

1999年春，衡阳举办全国禁毒图片展，公安部门请葛振林作义务讲解。他本想推辞，最后还是来了。他站在儿子照片前，指着那张瘦骨嶙峋的脸，“各位乡亲，这人是我儿子，也是毒品奴隶。你们若是心疼他，就远离那玩意儿。若是心疼自己，更得远离。”人群鸦雀无声，只听见闪光灯啪地一响。

有人问他悔不悔。他说，不悔。如果那天没有跳崖，我早成俘虏；如果今天不送儿子，他迟早成罪犯。做该做的事，再难也得咬牙。他没再多解释，转身离开展厅，军装袖口随着步伐微微晃动，像六十年前山风里的那面暗红袖标，仍旧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