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许世友给儿子许光写信，并寄去五十元钱：在老家给我买口棺材

“爹来信了，他说想早点准备棺材。”1979年10月22日夜，信阳新县许家洼的小屋里，许光把信纸递到妻子手里。灯芯跳动，影子晃动，谁也没料到，一封带着五十元现钞的家书，会把一位上将晚年的执念推到台前。

信写得干脆：第一句报平安，第二句就谈后事。许世友告诉儿子，自己身体硬朗，但总得未雨绸缪，“等我八九十岁归根，也就这十来年，你们先把棺材备好”。河南山乡向来讲究入土为安，他打了大半辈子仗，却始终觉得欠父母一个长伴之诺。那五十元，在当年足够买到一口上好的柏木棺——口气像安排一次普通采购，而不是身后大事。

时间往回拨到1952年。离乡二十载后，许世友第一次穿着将军呢子大衣返回许家洼。门槛里那位佝偻的老人，他愣是没认出是母亲。扑通跪地，他喊了一声“娘”，声嘶力竭。那一刻，他明白再多军功章也换不回失陪的年月。母亲辞世后，他在坟前“忠孝难两全”自语许久，立下誓言：人死，必葬父母侧。

于是，中央1956年传阅倡议领导干部身后火葬时，他一笔拒签。有人劝，革命传统应破旧俗；他摇头：“报国是事，报恩也是事，两码事。”毛泽东看见空格处的大名，笑而未言。许世友把这当默许，从此心里揣着“土葬豁免证”。

进入七十年代，他在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依旧生龙活虎。打猎、练拳，管炊事班喝酒十几碗，都像在证明“我还年轻”。工作人员多次递交体检建议，他摆手：“枪林弹雨都扛过，门诊排号算什么？”这种底气，靠的也确实是多年打熬出的铁身板。可酒桌上的黄酒度数没降，肝脏却悄悄亮起了红灯。

1985年春节前，他腹部隐隐作痛，上海华东医院血检显示甲胎蛋白超标四十多倍。专家小心翼翼用“密切观察”四个字收尾，报告先送军区，再送中顾委。聂凤智在青岛会议间隙接到电报，深夜惊醒，反复确认后只写了一个抖动的“聂”字。第二天，他直奔许世友房间，劝去北京301医院。上将端着搪瓷茶缸，闷声一句“不去”。理由听着诚恳——“北京路窄，回不来”，实则担心一旦病危，组织直接火化，葬母愿望落空。

不久，南京军区总医院用红头文件列出详细病程，对外“绝密”。许世友还是坚持留在中山陵8号小楼，医护被调上门驻点。一面是医学规范，一面是老首长的倔脾气，双方时常“暗战”。止痛针从每日一次增至四次，他多半咬牙拒打。实在疼到极处，才让护士推开门，含糊说一声“来吧”。

最揪心的一幕出现在9月的午后。护士发现他在卫生间里用头撞墙，鲜血顺着额头往下滴，场面惊心。会诊会上，有人说这是一种转移痛，也有人判断短暂神志混乱。最终决定在病床旁常驻随员，既防意外，也给他能说几句家常的熟面孔。

随着疾病加速扩散，许世友的体重暴涨到两百多斤，腹水让他抬手都难。他忽然提出要“活动活动”，警卫们绞尽脑汁，把他连人带沙发抬起来，在走廊里推一圈。地板震动楼下病房，以为地震。折腾完，他安稳睡去，像打完一场硬仗。

10月20日深夜，床旁仪器警报连响，南京、北京两地专家列班值守。当日下午15点04分，心电曲线拉直，80岁的许世友停止呼吸。军区秘书处先接噩耗，再接“抢救成功”更正电话，紧接着第三次确认逝世。消息整理得曲折，其实医生心里清楚，反复心跳不过机械反应。

接下来是后事。王震奉邓小平之命南下，口述指示，“特殊的特殊”连用七个特殊，实际上只为一句：同意土葬，下不为例。文件不外流，移灵计划采用夜间行动。11月8日零点，车队灯光熄灭驶离南京，所有车牌遮盖，里程表封铅。到达许家洼时，工兵早已把山坡整出双人墓穴，旁边正好是父母旧坟。

破晓前，棺椁就位，泥土回填。无礼炮，无哀乐，只有铁锹刮碰石块的沉闷声。根据中央要求，墓地不设碑。然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踩出一条土径。1986年春，王震出面调和，在塚前立起一块半人高的花岗岩，上刻“许世友同志之墓”。字是范曾写的，笔锋收放之间，看得出用力，却不张扬。

许世友晚年留下两句口头禅：“活着尽忠，死后尽孝。”前半句，他用六十年戎马交了卷；后半句，他靠那封信和五十元现钞划下句点。短短数语，成了特殊批准的依据，也让世人再次见识到那个“红军练拳师”的率直——倔，但不自私；硬，却不失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