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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制定了一个人心不足蛇吞象的国策——吞并中国。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上密奏,说:
“要想征服中国,就必须先征服满蒙;要想征服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中国!”
在动手之前,田中义一先派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多次到长春、哈尔滨、山海关等地侦察。
侦察结果:东北约有25万—30万中国军队,仅沈阳附近就约有两万精锐之师。相比之下,关东军只有1.09万人,实力悬殊太大。
为此,日本制定了一个“以寡治众”的战争策略。
1931年7月,一批日本浪人有组织、有计划地挑起中朝农民械斗,导致数十名中国农民死伤后,又在朝鲜煽动大规模反华事件,酿成了200多名华人伤亡的“万宝山惨案”。
正当惨案鼎沸之时,在东北兴安岭地区的中国军队,逮捕并住了日本参谋本部派出的间谍中村震太郎等人。关东军借此大做文章,叫嚣这是“全日本的事件”,并从朝鲜调集了4.4万的兵力,向图们江移动,搞了一次大型的军事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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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晚10点左右,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按照计划,下令向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和沈阳城发动进攻,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序幕被拉开。
起初,日本对这次行动并没有胜算,有随时中止的意思。因为参加行动的日军不过1.5万人。为此,开头几炮,打出的都是空炮弹,炮弹落入中国军营,不见回击,日军欣喜若狂,知道中国军队确实在实行不抵抗主义了,便放开了胆子,立即大举进攻。
早在9月初,东北主事者见战火将燃,急忙派警务长黄显声等人专程到北京向张学良请示,代理东北边防司令张作相主张:只要日本人敢开火,东北人必须与之血战到底。
然而,张学良竟然说:“我们既然已服从中央,处理事务,就要从全国角度来考虑,不能只顾着东北,必须要先请示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对付红军,满脑子都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个糊涂逻辑,他电示张学良:不许跟日本人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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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向黄显声转达了蒋介石的指令后,黄显声火速赶回东北,向张作转达,张作相极为恼火,抓起电话直通张学良:“日本的进攻已势在必行,多则1月,少则10天,东北就要打起来了,难道我们就等着挨日本人的枪子儿吗?”
张学良说:“这种大事,要听中央的,既然中央不让打,那东北就不能单独行动!”
张作相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让打?现在中国军队不是有一两百万吗?日不能就算是强国,它的兵力眼下也不过20多万,真打起来,头几仗给它个下马威,说不准就把它吓回去了。”
张学良说:“现在抗日不抗日,要全国一致行动,中央说打,我们才能打!”
“那日本人打上来了怎么办?”
“列强不会允许日本这么做的……万一日本动手了,我们也只能万分容忍!”
张作相放下电话,只能两眼冒火。东北守军将士都感到憋屈、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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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自己也心情沉重,但又怕失去了军心,于是再传令各部:
“东北故土,离之泣血,然总裁考虑全盘。我部务要宁为玉碎,不为瓦碎!”
“玉碎”的意思,就是蒋介石如果决定全国抗战,我们东北军就打,即便全部都战死了也是光荣的。
“瓦碎”的意思,就是如果东北军单独跟日本交战,是打不过日本的,只能白白送死,这样划不来。
事变中,首当其冲的驻沈阳主力部队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顶着炮火,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日本人打上来啦,是全面进攻,我方死伤惨重,怎么办?”
荣臻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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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在北平的张学良正带着老婆于凤至在戏园子里给梅兰芳捧场。正当梅兰芳演到精彩之处时,一卫兵匆匆而入,急切报告,张学良一听,霍然站起,急回他一直治病的协和医院,抓起电话与荣臻通话。
荣臻报告:“日军正在进攻,我方遵照蒋主席命令,不予抵抗。部队正在白挨炮火,死伤惨重,有些官兵抵抗,已被制止,现在到处都是枪声……”
电话突然断线了!
张学良立即给蒋介石打电话,因为蒋介石正在江西围剿红军,接电话的是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张学良将情况通报后,熊斌说马上向蒋介石请示。
不一会儿,熊斌给张学良打来电话,转达了蒋介石的指示,说:“蒋主席有令,不许打!”又说已把此事变转告国联,听候国联处理。同时说蒋介石已即刻从江西赶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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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电话,张学良立即召集在北平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告诉大家,日军在东北打起来了。各将领一听,全都面色凝重,屏声静气,只等张学良一声令下,就要杀回东北,保卫故土,跟日本人决一死战。
但是,张学良仍然只说一些安抚众将领情绪的话,强调:“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能听候中央的指示!”
到会将领见张学良如此态度,一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抗战!
张学良说:“我和诸位一样,是希望抗战和决心抗战的,只要全国抗战,我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这是义不容辞的,但一定要全国抗战。”
将领于学忠说:“国难当头,副帅只要振臂一呼,必然全国响应,我东北军几十万人更会奋勇争先,副帅当断则断,就是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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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也异常激动:“我又何尝不想这么干呢?但我不能以东北军几十万将士的生命来换一个民族英雄的头衔。我们必须服从中央,以全国的力量与日本周旋,如果因一时之愤,让东北问题祸及全国,那我的罪过就比不抗战还重。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一是服从中央对日忍让的命令,一是请示中央求得中央执行全国统一抗战!”
于学忠不服:“副帅不抗战,让日本人打进来,不抵抗的罪名就在副帅身上。”
张学良说:“我只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他人谅解,只求问心无愧。我信守三点: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第三,促使蒋主席实行全国抗战。”
众将领沉默了!
9月19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当即电令张学良:
“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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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张学良又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开会,再次重申:“听命于中央,依靠国联,相信国联是绝不会容忍日本坐大的!”
在会议上,张学良内心沉重,一面让章士钊等人起草对东北问题的处理意见报告南京,一面又派万福麟等高级将领亲赴南京请示蒋介石。
万福麟面见蒋介石后,备陈东北将士的抗日情绪和张学良本人盼望全国一致抗战的心情,但蒋介石根本就听不进去这些,蛮横地说道:“你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定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必须要忍辱负重,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时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法之判断!”
万福麟回到北平,转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张学良医生长叹:“大丈夫能屈能伸,就先忍辱负重吧!”
虽然张学良已经接受了现实,但蒋介石对他可不放心,把宋子文派去密切监视张学良,但凡张学良有抵抗的意思,就要马上报告,他好采取“果断措施”!宋子文的报告是:
“张副司令已命令我方军队将枪械藏于军械库,切勿还枪报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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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严令忍让,日军大为得手,进攻沈阳北大营的日军打了一阵,如同打活靶子一样的只见中国军队倒下去,接着中国军队就向后撤了,连进攻的日军士兵都感到奇怪,这些中国军人为何没有枪,只知道向后跑呢?
见中国军队不抵抗,日军极为开心,完全没了顾忌,长驱直入,见人就杀,满城追逐不开枪还击的中国军人,到了第二天早晨,就占领了沈阳城。沈阳中国驻军两个旅共6个团和3个警察总队的绝对优势兵力全部撤退,且伤亡惨重。
长春方面,中国守军有步兵一个团,炮兵一个团,步兵和辎重兵给一个营,进攻的日军只有一个连队和小部分调来的骑兵,中国军队的兵力本是占绝对优势的,但由于不抵抗,长春也一夜失守。
之后两天,日军又毫不费吹灰之力地占领了安东、营口、本溪等地;再过三四天,辽宁除通化、锦州等地和哈尔滨市外,都被日军给占领了,日军嚣张气焰达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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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形势,张学良召集主要将领开会商量。
于学忠说:“日军太猖狂了,我实在受不了。即便要避免冲突,但也应该集中几个旅的兵力,歼灭它几个团,搓一搓他的气焰,对国人也有个交代!”
张学良说:“现在国际联盟已作出决定了,要制裁日本,不许它胡闹!”
张学良当时真的太天真了!
日本根本就没把国际联盟放在眼里,面对英、法、美邓公驻华武官前往锦州“中立区”视察等举动,也只是应付了事。那时的日本,可以说是已经狂到没边了!
11月26日,日军渡巨流河占领新民县。紧接着,日本内阁、军部和关东军协调一致,采取了对锦州的进攻行动,调集了4万多兵力,准备一举拿下锦州。
张学良终于醒悟了!
看着日军不断增多,张学良终于意识到国联根本就没有制裁日本的能力,便积极采取行动,暗令东北军抵抗,但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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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日,日军强渡大凌河,直通锦州,3日凌晨,日军攻城,赶在太阳公公上班前,拿下了锦州。
随即,日军又一路向西挺进,10日进入山海关。从“九一八”事变那天算起,日军用了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占领了除哈尔滨外的东北全境。
2月6日,哈尔滨也落入敌手。至此,东三省全部沦陷,从事变到此时,总共不过142天,3000万人民处于日寇铁蹄之下,开始了长达14年的悲惨生活。
据统计,东三省的沦陷,导致中国官方财产损失高达170亿,张学良也丢了十多万部队,国内首屈一指的空军也被歼灭,在国内居于首位的沈阳兵工厂也丢了。
张学良个人的财产损失也极为惨重:仅边业银行就丢了存放的4万多两黄金和1000万银元等,大帅府的6个金库也被洗劫一空。
张学良满心悲愤,对部下说:“国土不能守,腐臭不能报,有何脸面重见东北父老?我是一个民族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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