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纸视野下的大盛魁商号与绥商困境

民国报纸视野下的大盛魁商号与绥商困境

作者︱孙树恒

最近，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古建筑专家张晓东老师，特提供一批民国时期主流报刊史料（含《华北日报》《时事新报》《东南日报》），内容聚焦大盛魁商号与绥蒙商。这些史料不仅填补了研究空白，更直观还原了动荡年代里，百年商号与绥蒙商的兴衰命运，字里行间满是商业唏嘘与商民苦楚。

民国时期，外蒙古因地缘政治成为中俄博弈焦点，以绥蒙商人及“大盛魁”为代表的绥蒙商命运随之跌宕。这些民国报纸作为当时社会事件的核心记录载体，既持续追踪大盛魁兴衰，也详细记载绥蒙商因苏俄割据外蒙的惨重损失与交涉历程，是边疆商业、外交困境的“活史料”，为还原绥蒙商人生存图景提供直接依据。

一

（一）通商恢复尝试与起点选择

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八日，旅库华商张库通商促进会兼永大汽车商行经理刘莜如在《东南日报》陈述，旅库华商计划联合绥远当局商议恢复外蒙通商，核心方向锁定张库通商；因担忧直接推进受阻，拟以绥远作为通商起点。

1、前期基础（民国十年/1921年前）：华商在张库（张家口-库伦）间往来频繁，已形成成熟贸易网络，为后续鼎盛期奠定基础。

2、鼎盛阶段（民国12-15年/1923-1926年）：据1935年（民国24年）4月8日《东南日报》“归化来稿”记载，此阶段外蒙贸易空前繁荣，仅张垣（张家口）一地每季出口货价即达4000万元，金融活跃度远超同期其他地区，大盛魁等商号借此成为内地与外蒙的“商业桥梁”。

3、转折衰退（民国16年/1927年起）：外蒙政府开始系统性排斥华商，华商在蒙商业势力一落千丈，《东南日报》后续报道称“内地商人经营遂成‘无根之木’”。

（二）恢复通商的多次失败经历

民国17年（1928年）：有人联络张垣商股，动用大批汽车尝试打通张库交通、重启贸易，结果60余辆汽车被外蒙当局扣留，此次失败在《华北日报》“边疆商业动态”栏目中有简要记录。

民国21-22年（1932-1933年）：华商多次尝试与外蒙协商恢复商业活动，均无实质性结果，反而遭遇更激烈的排斥政策，报刊将其归因于“苏俄对蒙控制的深化”。

二

（一）资产没收与人员驱逐（含具体处置方式）

普遍遭遇：无论华商资本规模大小（从3万、5万至数十百万元），资产多被外蒙当局没收；伙计被禁止在库伦居留，由外蒙政府用汽车强制运送至内蒙，导致大量华商流离失所，《时事新报》在报道大盛魁事件时提及“商民无家可归，困苦不堪”。

特殊情况：少数不愿返回内地的商人，被迫从事苦力劳动，生活状况被报刊形容为“人间地狱”；被送出境的华商，每人仅获200元出境路费，其余资产被外蒙政府以“税收归国有”名义侵占，整体损失难以计数。

（二）商业经营的严格限制

外蒙在苏俄支配下成立“合作购买组织”，实行商业垄断：凡进入外蒙的商户，必须经该组织审批，否则政府既不提供保护，还会加以干涉；私人经营的商品需被征收重税。据《东南日报》记载，如今外蒙日常用品中，除合作机关经手输入的部分外，中国货品输入受阻严重，传统对华贸易渠道基本中断。

三

（一）多领域的绝对把控

外蒙名义上由蒙人主持，实则受苏俄全面控制：其外交、军事、内务、财政、教育、经济等所有部门及机关，均需聘请苏俄人担任“指导员”，任何事务必须经指导员同意方可执行。《东南日报》直言，此控制模式“与苏俄对待伪满无异”，本质是殖民性支配。

（二）对蒙人社会及对华贸易的影响

人群态度分化：外蒙年岁较高者对华人仍有好感；青年男子多受苏俄思想影响，知识阶层则明确倾向苏俄。

生活与贸易矛盾：有知识的蒙人男子由苏俄分配至政府或社会服务岗位，女子实行轮流工作制度，整体生活水平较往昔提升数倍；但外蒙对中国茶叶、布匹、生药等仍有刚性需求，中国货品本可畅销获利，却因外蒙政府“公家贸易排斥政策”，始终无法正常进入市场。

四

（一）损失背景：苏俄控蒙与中俄会谈契机

1930年前后，苏俄深化对外蒙控制，推行商业“俄化”政策；同时中俄筹备新一轮会谈，绥远包头两商会借机向绥省府呈告，恳请“转呈中央，于中俄会议中提出绥商损失交涉”，希望借外交途径挽回损失，此诉求被《华北日报》列为“绥省重要待办事项”。

（二）损失情况：三重系统性压榨（附具体数据与换算）

据《华北日报》转载的绥省府电呈报告，绥商损失集中于三方面，均由苏俄主导的外蒙当局实施：

苛捐杂税繁重：征收生息水草税、防疫税、地皮税、营业税等十余种税种，且“不按发货原单，随意估价勒索”，仅大盛魁一家此项损失即达40万元（按当时物价，1元可购买20斤大米，40万元相当于800万斤大米）。

贸易限制与货物扣留：强制以苏俄纸币作为交易货币，中国现洋需按1:6的比例兑换俄钞（严重贬值）；同时扣留绥商骆驼5000余只、羊5万余只及不计其数的绒毛皮张，直接瘫痪绥商的陆路贸易网络。

债务强制勾销：强令外蒙各盟旗“勾销商货货款、借票”，明确规定“私自交还者处死刑”，彻底切断绥商的资金回流渠道。最终统计，绥商总损失达381万零9000余元。

（三）交涉行动：绥省府的四项诉求与无果结局

1930年1月，绥远省府向中央电呈，提出四项核心交涉诉求。一是将绥商损失问题纳入中俄会议正式议程，作为外交交涉重点；二是详细陈述绥商受虐细节与具体损失，争取国际社会关注；三是将损失情况“条列转呈中央”，确保最高决策层知晓边疆商民困境；四是系统整理损失证明材料，在会议期间组织专题讨论以作交涉证据。

遗憾的是，据后续《东南日报》追踪报道，因中俄会谈进展缓慢、苏俄态度强硬，此次交涉最终“未有结果”；但这仍是绥商首次通过官方渠道系统性反映困境，凸显当时民国政府边疆治理的现实难题。

五

大盛魁专注蒙古贸易两百余年，经营版图北至外蒙恰克图，远及圣彼得堡，是清至民国边疆商业的关键角色。《时事新报》《华北日报》《东南日报》以时间为轴，清晰呈现其民国时期的“黄金时代—突发劫难—持续衰落”的完整命运线：

（一）黄金时代（民国12-15年/1923-1926年）

如前文所述，此阶段外蒙贸易鼎盛，大盛魁在外蒙各大名城均设分号，凭借骆驼商队与完善的贸易网络，成为内地与外蒙贸易的核心载体，其经营规模与影响力在1935年《东南日报》“归化来稿”中被重点提及。

（二）突发劫难（民国14年/1925年报道，事件发生于1924年）

1925年12月21日《时事新报》第1840号以“巨商遭劫”为题，报道大盛魁首次重大重创：1924年库伦独立后，大盛魁库伦附近分号被蒙兵、蒙匪劫持，财产损失无数；70余名伙计经西伯利亚乘火车逃回内地，生活困苦，部分伙计家眷前往张家口投奔商号总号。报道用“所宽养者多年，一旦遭此大劫，诚可惨矣”，直白传递商号危机，也揭示外蒙变局对其的直接冲击。

（三）持续衰落（民国19年/1930年起）

1930年1月23日《华北日报》在报道绥商损失时提及，苏俄割据外蒙后征收苛捐杂税，大盛魁单此一项损失即达40万元；结合1935年《东南日报》补充报道，外蒙政府排斥华商期间，大盛魁再遭“资产没收、人员驱逐”之祸，从“季销4000万元”的鼎盛状态，彻底走向沉沦。

六

张晓东老师提供的民国报纸，是大盛魁与绥商命运的“第一手记录者”，更是民国边疆动荡历史的“直接见证者”：既填补了既往研究中“商民具体境遇”的空白，又以“持续追踪”的方式还原了事件全貌，为研究边疆商业、外交困境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活史料”。

一是地缘政治是边疆商业的“最大变量”。大盛魁与绥商的兴衰，核心源于外蒙地缘剧变（库伦独立、苏俄割据），印证“边疆商业高度依赖稳定的政治与主权环境”，《东南日报》感慨“赤俄控蒙，商路断绝”正是此逻辑的体现。

二是 “弱国无商权”的现实写照。绥商交涉无果，本质是民国“内忧外患、边疆控制力薄弱”的结果——国家无力对抗苏俄以维护商民权益，《华北日报》隐晦指出“国民国家多故，无暇顾及外蒙通商之痛”，道破弱国商民的无奈。

三是传统商号的“适应性短板”。大盛魁虽有两百余年积累与完善网络，但经营高度依赖外蒙稳定，缺乏多元化风险布局；面对苏俄“合作组织垄断”“俄钞交易”等新型控制手段，无有效应对能力，最终“资产被没、人员被逐”，暴露传统商业的脆弱性。

四是苏俄控蒙的“殖民性本质”。苏俄对外蒙的控制并非“支持独立”，而是通过“指导员把控政权”“合作组织垄断商业”“俄钞兑换+债务勾销掠夺资产”，实现殖民性掠夺，与对待伪满的方式一脉相承。

五是外蒙对华排斥的“隐患”。外蒙在苏俄影响下生活水平提升，但伴随对华人、华商的刻意排斥（驱逐、设卡、禁运中国货品）；“老者对华有好感，青年与知识阶层倾向苏俄”的分化，不仅导致当时华商困境，也为后续边疆关系埋下潜在隐患。

民国时期外蒙通商的兴衰与华商的苦难，既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也是“弱国无外交、弱国无商权”的真实缩影；而民国报纸留下的史料，不仅还原了历史细节，更提醒我们：商业繁荣需以稳定的国家环境为根基，商民权益需以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守护，这是动荡年代留给当代的深刻启示。

（作者档案：孙树恒，笔名恒心永在，内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经济30人专家组成员，呼和浩特市政协智库专家。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 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内蒙古诗书画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兼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