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王辰瑶：不确定时代，新闻创新的「突围」｜对话学者

理解新闻业，“不当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和高高在上的批评者”。

在2025年“新传小春晚”上，对于“为什么持续关注新闻创新”这个问题，王辰瑶给出的答案是，她始终关注数字时代的新闻业在危机中何去何从。

王辰瑶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新闻创新实验室主任，这是她带领团队撰写《全球新闻创新研究报告》的第五年。她将这些报告视作数字新闻业在创新演化中的“横截面”。如今，她对新闻创新的观察正从“业态”转向“生态”，从新闻信息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王辰瑶眼中，新闻创新的行动主义立场很重要，这意味着创新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今天的行动者面对着过去没有的问题，不能轻易否定他们做出改变的勇气。

对王辰瑶来说，接受深度营的访谈也是一个向公共空间发声的机会。在她看来，新闻业的自我阐释、自我表达十分重要，但近年来新闻业的元话语变得越来越贫瘠，“我们需要给谈论新闻创造足够好的阐释空间”。

八月上旬，深度训练营与王辰瑶展开对话，希望了解她如何开始新闻创新的研究、如何理解新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如何看待新闻教育，以及对于数字时代下新闻生态的思考。

王辰瑶生活照

Q：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新闻创新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新闻创新的起点是什么？

A：2007年博士毕业之后，我开始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当老师，也是从这时开始逐渐察觉环境的变化。我读书的时候，新闻业还被称作“朝阳产业”。印象中很多都市报的记者来做讲座，跟我们讲记者工作的光荣与梦想，当时他们的收入也很高。那时没有人会讲“新闻业的未来”，因为毕业后的未来是光明的、清晰可见的。

成为老师之后，我发现，无论是在文献研究还是日常话语中，对于“新闻业的未来”的谈论变得越来越多。我意识到，知识体系开始变得不一样了。走上讲台后到底应该给学生讲什么，是一个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我刚刚完成自己的专业教育，但才获知的这些新闻传播学理论，好像马上就面临有效性的危机了。

当知识很稳定的时候，不需要讨论未来，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未来是怎样的。但是当我们对未来不确定的时候，那一定是我们原有的知识体系遇到了挑战，难以回应现实。

当新闻业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我们找到了一个应对的路径——新闻创新。

2014年，我第一次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名称就与创新有关，但当时还局限于新闻报道观念的创新。2015年，我开始深入到媒体中去做访谈和实地调研，观察了几个新闻编辑室。2016年，我发表了自己第一个新闻创新的经验研究，聚焦新闻编辑部的创新机制，后来也被收录进我们编著的《中国经验：新闻创新研究导引》这本书中。

2025年6月，王辰瑶参加新书发布和新闻创新研究丛书计划启动活动

很多师长都曾在新闻创新研究上启发过我。2015年，黄旦老师到南大来，我们几位老师和黄老师，大家说说各自的研究。我记得当我说到新闻创新的时候，黄老师很犀利地发问：创新到底是什么意思？创新和变化有什么不同？此后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思考创新到底是什么，对新闻业来说创新又意味着什么。2016年，我还应潘忠党老师的邀请（他当时在为《中国社会科学报》组一个叫“新技术环境下的新闻业图景”的专题），写了一篇讲新闻创新的小文章。写完发给潘老师看，潘老师说写得很好，但标题不好。后来，是他大笔一挥，帮我的文章取了一个我也很喜欢的题目。这言简意赅地说出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新闻创新。当新闻业进入到了不确定的状态，它需要往前走，展示韧性来适应环境的巨变。

2017年，我得到了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学的机会。访学时，我看了大量关于新闻业危机的文献，当时有一些美国学者已经开始跳出“情绪”，尝试把“危机”理论化，这对我的启发也很大，促成我在访学回来后写了一篇关于。其实，用意还是以此“反观诸己”。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新闻业面对环境巨变不得不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和问题，而且不同社会语境下，因为各种条件不同，可能会发展出不同的路径，这会是很有意思，也很开阔的一个研究方向。2019年10月，在学院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就成立了新闻创新实验室。

Q：您觉得什么样的新闻创新是具有生命力、代表未来趋势的，哪些只是泡沫般的“伪创新”？您如何回应黄旦老师提出的问题，创新和变化有什么不同？

A：首先，我们不能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立场上，轻易否定行动者做出改变的勇气，因为打破现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能因为创新最后失败了，就去否定当初这么做的价值。创业是九死一生的，创新也是如此。创新有时带有“盲目性”——这并非贬义，而是说面对的问题是过去没有发生过的。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我们做什么才是对的？恰恰要去行动。这就是创新的意义。

创新和变化是不同的，随便做点不一样的事情不叫创新。虽然后来没继续请教黄老师，但我其实一直在想怎么回应黄旦老师当时提出的的问题，什么是创新？什么是新闻创新？因此我去阅读大量和创新有关的研究，也观察了不同的学科、领域如何谈论创新。总体上来说，创新是解决发展问题的。也就是说，当一个系统面临环境的巨大变化，它只有通过改变自身才能够适应环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在我看来也是创新的核心：改变首先是为了让自身能够更好地可持续发展。创新不是漫无目的的，它应当既让一个系统适应环境的变化、发展得更好，又不丧失核心特质。

新闻行动者可以采取大胆的做法，围绕目标做各种各样的改变。但如果最后创新的实践把新闻做成了“四不像”，失去了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特质，就不能称之为创新，而是一种自毁长城的做法。

此外还需要强调的是，创新一定是行动，一定是做出了什么，有做出行动的人、有被行动改变的对象。如果新闻业的生存没有问题，学者们可能会更多地去研究话语，研究一些离行动相对较远的认知层面的问题。但我们今天首先要解决存在层面的问题，如新闻如何可持续发展，只分析话语是不够的。创新如果只停留在观念层面上，那就不是创新。没有行动就没有意义，行动的力量是很重要的。我在去年《新闻记者》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较长的论文，我觉得可以代表目前为止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

Q：在《全球新闻创新报告》撰写五年的节点上回望这些报告，您观察新闻创新的视角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A：我觉得自己研究的视角是朝着更开放的方向去发展的。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地从业态角度去思考问题，考虑的是新闻业或者范围更小的领域，比如传统的新闻编辑部在环境变化下的转型和变革。今天我们的视角从“业态”转向“生态”，因为一些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早已超出传统新闻业独自应对的范畴。如今，我们更倾向于将问题置于新闻信息生态系统下加以考察，从生态视角理解现状，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Q：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浪潮下，您觉得媒体要如何实现新闻创新，巩固自己的价值？

A：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新闻行业和其他行业都会受到冲击。但新闻业的特殊性在于，人工智能基于数据表达世界，而新闻媒体站在数据生产的第一线，提供独特类型的数据。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有很多不是在电脑上敲敲键盘就能搜索到的，而是需要有人去观察、去体验。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第三方独立的观察视角去调查。记者这样的专业人士能深入到社会现场，以真实的叙述呈现事实，这就是我们理解的高质量的新闻。

2025年8月，王辰瑶带领实验室团队参观宇树科技

新闻业所生产的数据难以由机器直接生成，所以它会成为人工智能的上游。从财新和Kimi的合作中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企业也意识到，财新这样高质量的新闻内容生产者能为它们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来源，提升人工智能回复的信息质量。

在最近发表的论文当中，我们提到新闻行业其实和其他行业一样，面对AI的时候，都有点在狂欢和恐惧的反差情绪中摇摆不定。但我觉得新闻媒体需要有自己的定力，要认识到新闻生产内容和AI生成内容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成为新闻业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优势。另外，我也反对将人工智能过于拟人化，比如将人工智能当成“伙伴”，或者一个“主体”去“共创”。我自己在使用这些词的时候会非常谨慎。我仍然认为，至少新闻业还是仅仅把人工智能视为一个工具为好，并且要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个工具。

Q：您与刘鹏老师编著的《中国经验：新闻创新研究导引》一书前不久出版，您觉得中国语境下的新闻创新可以为全球新闻创新提供哪些经验？

A：新闻创新是全球性现象，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化的浪潮都不是某一国独有的。在这一全球性的进程中，中国语境下的新闻创新是具有独特性的。

首先，中国的新闻创新依靠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组织推动。2014年，中国就开始将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来推动，这是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几乎同步的。这十年间不断有新的提法出现，比如“媒体深度融合”“全媒体传播体系”，来引导创新的宏观方向，这与一些以商业竞争为主的新闻市场有很大差异。在后者的社会里，新闻业受到的挑战和我们的表现不同。比如不少国家出现了地方新闻荒漠，因为越是小地方的新闻媒体越容易受到技术的冲击，而头部新闻媒体发展付费订阅市场的另一面，是抽干了零散的地方新闻市场的资源，所以会出现“新闻荒漠化”的问题，这也是国际上很多新闻学者们非常关心的，关乎公共利益的大问题。

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层级式的媒体结构是一直打通至县域的，至少在地理空间上，每个县域都有自己的融媒体，结构上并不存在国外的地方新闻荒漠问题。但我们有我们的问题。我最近在和学生一起做一个研究，我们提到，国外可能是“地方失去新闻”的问题，但我们国家部分存在“新闻失去地方”的问题。在比较中发现中国独特的挑战与经验，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有现实意义。

Q：您在论文中指出新闻是民主社会的重要连接机制，在当前社交平台已深度介入公共讨论的时代，您认为新闻媒体应该如何重建权威？

A：“新闻权威（journalistic authority）”的概念最早我们是从美国的学者那里看到的，从泽利泽（Zelizer）到卡尔森（Carlson）等。他们讲的其实是一种认知权威。通俗地讲，当公众不能亲历事件，也没有一手信息时，往往会依靠新闻来了解真相，做出判断。这种能够让公众相信并依赖的能力，就是新闻权威。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可能会用别的词，比如“媒体公信力”，但意思有相似之处，都是在说公众想要了解所处的复杂世界、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时，可以相信的来源。

在中国语境下谈论这个问题，要分不同的层面来讲。首先，新闻媒体要能被听见。今天的年轻人在构建一个自己的信息库，但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屏蔽了新闻媒体——我在这里所说的“新闻媒体”定义比“体制内的新闻媒体”还要更宽泛一些，是文化意义上的、以事实为基础来进行内容生产的媒体。新闻媒体难以触达公众（并非技术上难以触达），是一个挺严峻的问题，背后也和平台推荐、算法逻辑等因素有关。

此外，媒体失语也是一个问题，这对新闻的公信力有着巨大的伤害。现在很多危机事件发生后，公众不愿意听，也不愿意相信新闻媒体，导致认知权威丧失。一些危机事件发生后，在新闻文本外又出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文本——通报。近期一些热点事件发生后，通报其实写得很详细，但还是难以完全取得人们的信任，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官方通报和民间话语场之间，真正的新闻作为一种独特文化形式的意义，是不能够被取代的。比如最近广西的“亮证姐”事件，网上有很多声音，但新闻媒体在传播场中，可以说是缺位的。新闻不仅是一个个的story，它也在提供一种认知当下世界的方式。如果我们要去重建权威的话，首先要重建信任。那么信任从哪里来？新闻媒体不仅要让公众听得到，还要让公众认可媒体所提供的认知世界的方式。

Q：您在谈新闻与平台之间的关系时，提到“新闻生产的内容被当作商品看待，但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社会意义被忽视”。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具有哪些社会意义呢？

A：在谈论新闻的文化意义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把新闻作为一种知识来研究，这对我的启发也很大。我们做调研的时候，会有人说看新闻是为了“吃瓜”，从这个角度说新闻具有娱乐的功能。但新闻作为文化形式的独特价值远不止于此。

第一，新闻是关于当下世界的。“当下性”本身是一个哲学的思想概念。新闻呈现的世界和过去的世界不同。我们虽承载着漫长的过去，怀念过去的世界，畅想未来的世界，却始终活在当下，也只能活在当下，这个时间范围虽窄，却至关重要。

第二，新闻是关于现实世界的。在人工智能的时代，“现实性”变得很复杂。从互联网到元宇宙、生成式AI，我们会发现虚拟正在成为现实的一部分，现实的层次变得很复杂。而我们恰恰需要理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才能在其中生存。

第三，新闻的工作方法是基于事实的真实叙述。比如，我曾在课堂布置过一个题目，让同学们去了解自己的附近。有同学的选题是南京一个著名商业街的变迁，也采访了很多人，但我后来跟他讲，你写的不是新闻，因为文本里看不到具体的事实，写得太笼统、宏观，像报告文件。所以，新闻是一种独特的形式。新闻需要把发生过的事实转变成素材，进行选择和组装，形成框架，最后产生新闻作品，这是新闻特有的工作方式。新闻叙述方向主要就是研究这个问题。

2025年8月，王辰瑶带领实验室团队调研浙报智慧大脑

Q：您在《2024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中提到，新闻业需要主动打破与数字公众互不理解的困境。您认为新闻业与公众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连接？

A：重建新型的“传播者—受众”关系是新闻创新里很重要的一环。比较容易改变的一步，是使用群众的语言。能不能、敢不敢用群众的语言，决定了生产出的内容有没有人愿意听。

举个例子，我们最近在做和“苏超”有关的研究，发现它破圈的一个重要节点，是最开始“南京发布”用网民的梗当文章标题——“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公开调侃“散装江苏”。这种地域梗在过去不太可能进入主流媒体叙事。网友会觉得主流媒体叙事不是“我们”，是“你们”要说的话。南京发布用了这个标题，评论区很惊喜，有网友的高赞评论说“官方big胆了”，看起来很戏谑，但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你是我们自己人了”。这看上去是一个小问题，但在今天，达成话语场上的共情、拆除话语的壁垒是很重要的。当然，从语言表达上进行改变，这还是比较容易的。

而最核心的，则是媒体能不能够回应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这么多年来，学者们也一直在讨论媒体在什么问题上必须得发声。不同议题的可报道空间，从长时间来看是有变化的，这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外，我这些年的感受是，关于新闻业的元话语变得很贫瘠。这几年，但凡谈论新闻业，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和网红“学新闻打断腿”之类的言论挂钩。当你在公共空间里谈论新闻的时候，好像只有这个话题可说。这很糟糕。所以我有机会就会想呼吁一下，我们要有自我阐释。过去我们讲记者是一个阐释群体，但在今天这样的阐释能力正在严重地下降，我觉得这需要被改变。我们需要给谈论新闻创造足够好的阐释空间，新闻业的自我阐释、自我表达是很重要的。接受深度营的访谈，对我来说是也是一次很珍贵的发声的机会，这也是算是一种谈论新闻元话语的努力吧。

Q：您觉得地方都市新闻业要怎样去扎根地方、服务地方，和当地居民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A：这个蛮难的，“去地方化”是一种策略。因为只关注地方确实会面临很多现实的困难，比如一个地方地理空间比较小，那么发生吸引眼球的、差异度非常大的事件的概率就很低，受众群体也会比较小，所以数字时代要打破这些“地方”的边界。

不同的地方媒体，有的采取“去地方化”的策略，有的坚持做本地内容，也存在路径的差异。但如果都去地方化，本地的东西没有人关注，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国际上有研究表明，如果关注地方公共事务的媒体都衰落了，地方社会的治理成本会大大增加。有人与地方的连接才能形成健康的本地公共生活。现在需要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让地方新闻业还能够“在地化”、“再地化”，这就是挑战所在。

实现地方新闻业的公共连接很难，我们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但是我们试图在研究中获得一些启发，比如，媒体能不能去盘活地方的资源和潜力？在传统的新闻标准下，小地方似乎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回到“苏超”的例子，如果单纯报道“苏超”这个事件，那可能只是一个传统的体育赛事报道，没什么新闻价值。但江苏的很多新闻媒体在报道“苏超”时，其实盘活了江苏潜在的在地资源。很多受众会说，因为“苏超”才知道江苏各个地级市的文化历史知识，这是一种对“地方”的激活。

此外，还可以构建联通的生态。我们今天在谈论新闻创新时逐渐从业态转向生态，意味着系统内除了传统媒体，还有各类地方号、自媒体、政务媒体、平台算法等节点存在。如果能实现生态系统的有效联通，就有可能形成耦合效应，地方新闻媒体可以用比较小的成本撬动很大的市场，影响地方的核心叙事。但这确实很难，大家都还在摸索的阶段。

Q：2025年的“新传小春晚”上，您提到“不当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和高高在上的批评者”。您觉得这是作为研究者观察新闻业变化的一种姿态吗？

A：我的确无意站在所谓的制高点去批判行动，因为行动受到了现实条件的诸多限制。相较而言，理论的探索会更自由、施展空间更大。这样说，并不是去美化现实，因为理解复杂现实的目的，是让理论不脱离经验基础，不只是陷入空想，或是停留在高尚构想中难以落地。我总觉得，新闻理论工作，尤其是新闻创新研究的重要价值，就是在当前复杂的环境中，探索新闻业的最优解。

Q：您曾在讲座中提到，“单靠理想主义叙事已经很难吸引到青年学子了”。您认为新闻理想还重要吗？

A：新闻理想当然非常重要。事实上，任何一份工作，如果不只是被视作饭碗，而是被当作事业的话，都必然包含理想。如果我们完全把工作工具化，就难以走远，也难以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因此，理想始终是重要的。

我绝不会否定理想本身，因为那正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召唤。我想表达的是，我们要做有面对现实能力的理想追求者。或者说，我们要有能力在新的现实条件下，更新理想叙事，而不是只是回忆昨天的故事。只靠讲过去的故事，很难激励今天的年轻人，因为面临的现实处境完全不同了。

Q：您觉得新闻业的研究者和行动者要怎样“双向奔赴”？

A：我们一直在双向奔赴，所以我自己没有感觉到很大的割裂。可能我也比较幸运，当我们要进入田野，或请求媒体行动者给予帮助的时候，我们都得到了非常多的善意。

我觉得主要存在两个挑战，首先是观念问题。有时候同学们不愿意到行动者所在的真实情境中去，毕竟直接从网上看文献会更舒适，而到真实的情境里面跟人打交道，需要有一定的社交能力，还要四处奔波，有很多现实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我有时候会跟学生开玩笑说，“我要一脚把你们踢到田野里去”，就是走出舒适区，到实地调查的场景里面去。

另一个现实难题是时间。高校现有的管理体系让大家都非常忙碌，我们想去做调研，对方也非常欢迎，但其实蛮难抽出专门的时间，现在基本只能利用自己的假期去做。

Q：有些同学觉得学校的新闻实务课程跟实际的媒体工作有比较大的出入，这是否反映出学界跟业界存在一定割裂？

A：这其实不是研究者和行动者的关系问题，这是新闻教育的问题。如果同学有这种感觉，那表明新闻教育在某些课程设置上可能太老套了，以至于忽略了真实行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现实，没有跟上业界的变革。课堂还是要有前沿感的，我觉得课堂甚至是需要走在真实行动前面的。我们始终关注理论前沿和实践的最新进展，尽管它们还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知识体系。

2024年1月，开完学年最后一次研究生组会后，王辰瑶与学生们出门玩雪

Q：您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注重哪些能力的提升？

A：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愈发重要。现在常常能看到学生产出的内容里有很多人工智能生成的痕迹。我心里也很没底，不知道学生自己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到底是把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工具，还是已经产生了依赖。我觉得，能够进行独立、深入的思考，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素养。

如果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研究者就只能模仿别人。而研究工作的特殊性在于，模仿别人的问题往往就不再是好问题了，如果只是换一个研究对象再去做一遍，这个研究的价值就大打折扣，甚至几近于无了。真正的独立思考是一种合理的否定，不盲从权威。在否定的过程当中，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见解，这时自己的思考就生长出来了，否则大脑永远只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今天的环境变化太快了，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人的自我发展不见得是特别良性的，但我们个人在心态上，还是得努力建立起反脆弱的机制，学会在压力中保持内核稳定，持续成长。

系列统筹丨叶佳鑫 朱奕臣 甘煜敏

作者丨王熙媛 胡可欣 李奕霏

编辑丨施语非

值班编辑 | 钟诗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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