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得芝：仁厚长者 硕学良师——纪念王锺翰先生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为编绘中国历史地图工作，我随韩儒林先生三度在北京逗留计半年之久，因缘认识了多位前辈学者，其中就有东北地区图组的中央民族学院王锺翰教授。锺翰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清史满族史专家，与比他长六岁的翁独健先生先后是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同门师兄弟，韩儒林先生也只长他十岁。按照中国传统礼仪的长幼辈分，长于己十岁以上者为“长”,十岁以内者称“敌”(即同辈),年幼十岁以上者为“少”。锺翰先生与韩、翁二老都属于礼节上平交的“敌”辈，但数十年来他对韩、翁一直尊称先生或老师，执礼甚恭。见此情景，我不禁想起许多古人谦恭的故事，油然起敬。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对晚辈却很自然地待如平交，亲切有加。我比锺翰先生年幼二十岁，按年齿，论学识，我都属于学生辈。我学的是蒙元史，不熟悉满清史，但都在民族史这个大领域内，有许多共同关注的问题。比如成吉思汗曾受金朝所封官爵，称汗后仍亲至金边城进贡，获悉金朝衰落，乃于1211年起兵攻金，以金朝杀害其先祖之罪告天，作为兴兵复仇的理由。努尔哈赤起兵攻明时的“七大恨告天”,与此如出一辙。满族先世曾长期处在蒙元朝的统治下，受蒙古各方面影响相当深，不仅建国后借用蒙文字母创制满文，名物制度也有不少是直接从蒙古语移用过来的(包括借用的汉语词)。因此我曾就此类共同性问题向锺翰先生请益，他总是以讨论态度说是“相互切磋”,不仅使我在知识上受益匪浅，交谊上更是受宠若惊。在我脑子里刻下最深印象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与锺翰先生同乘火车到内蒙开会的一幕。当时我们乘的卧铺，铺位恰好相对，还有上铺及邻间的其他朋友以及日本学者中见立夫等人。无疑是因学识渊博而且风趣健谈的锺翰先生在，他们都聚坐到我们铺位，一路交谈甚欢，学术、时事、风光、习俗等，无所不谈。兴之所至，中见立夫拿来一瓶酒，大家分饮，谈趣更浓。锺翰先生当时已年逾古稀，酒性之豪让我这个出自酒坊之家的中年汉子惊服，始信他确如传闻所言是“酒中仙”。难得的是，在毫无拘束的交谈中，他总保持着潇洒、随和仪态，话语清晰而中肯，毫无醉意，我忽然领悟到这就是自己一直向往而达不到的“雅士风度”!

锺翰先生不仅治学严谨，且具豪爽开放品格，乐于助人。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在韩儒林先生带领下，形成了重视多种语言训练的传统，80年代后期，有几位研究生计划学习满文和察合台文，我们自己没有条件，想借助中央民族学院具有多种民族语言教学与研究的优势，送他们到民院“留学”。当时锺翰先生正主民院历史系系政，我冒昧奉函求助，请同事转交并商量具体安排，得到锺翰先生的热情接待和帮助解决。他并为此事来示通报，我一直保存着这封用毛笔写的书信，一丝不苟的正楷，字体端庄，这既是他处事认真、热心助人的见证，也是一幅珍贵的优秀书法作品。

我的清史知识十分贫乏，但如同一般读书人一样，对清朝的若干历史人物和事件饶有兴趣。仅就拜读孟森先生的《太后下嫁考实》和锺翰先生的《释汗依阿玛》二文而言，就深感清朝史料极丰富，又极复杂，研究难度很大，同时也惊叹两位清史大家搜集和分析史料的深厚功力以及选题的高明见识，自己难以企及。孟森先生在史学界属于清末民初的太老前辈，就清史而言，其权威地位无有比肩者。锺翰先生对这位“师爷”级前辈十分敬重，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则唯以探求真实为旨归，依据对满汉文史料的严密对勘辨析，以及该时代满族相关习俗的诸多实例，结合当时政治局势的分析，提出了与孟老前辈不同的见解，认为多尔衮从“皇叔摄政王”改称“皇父摄政王”(当从满文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译出),并非如孟老所言只是酬功覃恩(有如古之“尚父”、“仲父”),而是确实与太后下嫁相关。据顺治八年元月追尊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恩诏的开头，“皇父摄政王”字样比“皇帝”(顺治)抬高一格，证以朝鲜《李朝实录》(相当顺治六年)的纪事，可知生前其地位已同太上皇；复据宣统初担任阁读的刘启瑞奉命检库藏时“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及“于起居注档内见有《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一册”的追述(“下嫁诏”下落不明，《起居注》现存),则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应是事实。先生已论证凿凿，本无庸赘附枝叶，但我还是想到古代蒙古婚俗或有可以辅助证明锺翰先生之说者。铁木真(成吉思汗)九岁时，其父也速该带他到翁吉剌部订婚，并按蒙古习俗将他留在亲家一段时间。也速该回家路经宿敌塔塔儿部营地，吃了被下毒的饮食，到家毒发，临终前将妻儿(月伦夫人、铁木真及弟妹)托付给亲信伴当晃忽坛氏蒙力克照顾。蒙力克接回铁木真，忠诚照顾他们母子度过艰难。拉施都丁《史集》记载，蒙力克一直和他们母子生活在一起，“成吉思汗让自己的母亲月伦额客嫁给了他(Monglik ečige,蒙力克父亲)”(汉译本第一卷第一分册页273,德黑兰波斯原文刊本页166)。《元朝秘史》第69节就载有“蒙力克父亲”(Mönglik ečige)称号，说明他确实有继父身份。元代蒙古人的“收继婚”习俗一直维持不变，并且推行到汉地。《元史》卷四十四《顺帝本纪》载，至正十五年正月，大斡耳朵儒学教授郑喧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结果被置之不理(“不报”)。盖其时蒙古族把子纳庶母、弟娶兄嫂之事视为本族习俗常规，并无汉人的礼法观念。我于清史纯属外行，对清史大家讨论的孝庄太后下嫁事不敢置一词，但我想按蒙古习俗推论，太后下嫁夫弟在满族而言说不上是什么“渎伦”。

锺翰先生著述宏富，论证周密，原始资料特别是满文档案的搜集和考释备极精到。我虽未能深刻领会其所论具体内容，但从与先生的交往和研读先生的著作中，在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上受到很多启发和教育，自以为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算是锺翰先生的弟子，不知道能否得到受他亲灸门徒们的认可。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张世林主编《想念王锺翰》，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