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归国后，看谁都不顺眼张口就骂，55岁去世在场众人满眼热泪

在我军将领中，刘亚楼将军是少数受过苏联正规军事教育的高级指挥员，不光懂打仗，更懂现代战争的节奏。

他打仗狠，眼光准，被称为“常胜将军”。

长征时，他几乎场场硬仗都冲在前面；解放战争中，他协助林彪、聂荣臻在东北、华北运筹帷幄。

1946年四平战役后，在罗荣桓推荐下，他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上任第一天，东野众将就感觉气氛变了：刘亚楼火气怎么这么大？

有人私下嘀咕：“他从苏联回来，是不是看我们都不顺眼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归国后烧三把火

其实在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战场形势不妙。

四平保卫战失利后，我军被迫撤出松花江以南大片地区，部队伤亡惨重。

就在这个时候，刘亚楼回来了。

36岁的刘亚楼，离开国内已有八年。一回国就空降东北民主联军，担任参谋长。

对当时已经身陷困局的东野来说，这个人事变动并不小。但更让人措手不及的，是他带来的那股风。

36岁的刘亚楼刚一上任，参谋部的气压就变了。原本人心低落、工作迟滞的指挥机关，被他几句话、一连串雷厉风行的指令带动起来。

不过也有一些老将心里暗自纳闷：“这人是不是从苏联带回了脾气？”

刘亚楼确实有资格“带脾气”。他1929年参军，靠硬仗一步步打上来。不到三年，他从普通战士升任红军师政委，时年才22岁。

长征路上，他所在的红二师是先锋部队，湘江拼杀、乌江抢渡、金沙江边夜行、赤水四次突围、泸定桥飞夺、娄山关强攻……他从头打到尾，没有掉队。

1938年，他被党中央派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亲历卫国战争前线，曾在苏军司令部挂职实习。他对现代战争的理解，已不再是过去那种“看地图画圈圈”式的打仗方式。他回来，就是为了改变现状。

也正是因为这种背景，刘亚楼上任后的强硬手段在当时看起来“反常”。

东野将领们最初很不适应。有人抱怨：“从苏联回来，怎么看谁都不顺眼。”也有人私下说：“怎么动不动就训人？”

刘亚楼的“雷公脾气”，在东北野战军可是实打实震过天、压过场的。

刘亚楼性子直，讲话冲，动起怒来，不留情面。干起活来，更是风风火火，容不得半点拖泥带水。

最典型的一幕，发生在一次即将发起战斗前的作战对表中。

几位参谋围坐在桌前，各自看着手表，对着时间协调进攻时刻。轮到刘亚楼，他刚报出时间，一个参谋低声提醒：“首长，您的表慢了。”

刘亚楼抬眼看了他一下，嘴角一挑：“慢了？我这是苏联带回来的明斯克军表，能慢？”

为了保险，他又问另一位参谋，对方犹豫片刻，也小声应道：“也比我的慢一点。”

刘亚楼当场变脸，脸色阴沉如水，二话不说，脱下手表，抬手就是一摔，“砰”地一声，表壳碎裂一地。

空气突然安静。参谋赶忙把手表捡起，发现居然还能走。刘亚楼看了一眼，语气突然缓了下来：“还能走？那好，就按我的表来，发起总攻！”

众人面面相觑，没人再说什么，只能照办。

这是“雷公爷”典型的一面。

还有一次，是锦州决战前夕。

情报送到司令部：国民党正调动空军，从沈阳空运四十九军增援锦州。

情况紧急，刘亚楼当即命令八纵炮兵团：封锁锦州机场，必须让敌军飞机落不下去！

八纵司令政委很快电报回复：“报告首长，锦州有两个机场，一个东郊，一个西郊。东郊机场多年未用，西郊正在启用。请示到底封哪一个？”

刘亚楼看完，脸色铁青，抄起电话，拨通指挥部，劈头就骂：

“你们两个饭桶，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还用请示吗？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

话糙理不糙。

外人说他火爆，他自己也承认：

“我从苏联回来，是不是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是，也不是。”

其实他是实在着急。

为司令部建设奠基

早在1943年，刘亚楼远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就向党中央写信，字句之间，都是忧心与观察。

他在信中明确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司令部内部组织混乱，根基不牢。

他建议得很明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要立刻以“未来总参”的规格筹建，各师、各旅的司令部，也要以未来“方面军骨干”的身份来定位自身。要有思想准备，也要有制度铺垫。

这封信极具前瞻性。但遗憾的是，战争太紧，干部太少，这些建议很多都没来得及落实。

到了1945年底，林彪给中央发电报，内容仍是这些问题：

“……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信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

换句话说，刘亚楼三年前在苏联写下的问题，很多都没来得及解决。

东北民主联军的干部来自全国各地，有八路、有新四军、有地方游击队。打起仗来，各有一套。

但这些将领大多是游击战专家，习惯单打独斗。

参谋在他们眼里，往往只是“跟着走的人”，作用被严重低估。

许多主官打仗时甩开司令部，想打哪儿打哪儿，甚至不打报告。

要在广袤东北打一场现代意义上的攻坚战、合围战，光靠“老传统”远远不够，必须得有科学、系统的指挥中枢。

东北野战军领导在指挥战斗。前排右起：林彪、刘亚楼、罗荣桓

所以，需要一个人，能把东野司令部从“战地办事处”变成真正的“战争大脑”。

于是刘亚楼来了。他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强推改革，把参谋系统从上到下彻底翻修。

他强行推动人事制度，明确岗位分工、强化参谋纪律；把临时拼凑的机构打碎重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越位，更不能缺位。

刘亚楼精力旺盛，说干就干。他亲自主持召开我军建军以来的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从各纵队、师团挑来骨干参谋现场交流、讲解、实训。

刘亚楼自己就是红二师出身，从战士一路打上来，也曾做过政委，更去过伏龙芝学院，连苏军总参都混过。他懂什么叫一线需要，也懂后方参谋的价值。

从那次会议后，东野的面貌开始转变。

参谋们开始跑前线、画地形图，作战命令按分钟发，兵棋推演成了常态，战前会议开始有章有法。东野不再靠林彪一个人拍板，而是靠司令部团队运转。

刘亚楼亲自参与制定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三大战略计划，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一战接一战打得干净利落。

到1947年底，东北国民党军已被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处，交通中断、补给吃紧、兵力分裂。

东北的战争，已经走进倒计时。

一代将星，未竟长空

1948年初春，东北野战军在松嫩平原的残雪未融之际，召开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参谋大会。会场设在哈尔滨郊外，参会人数近三百，几乎囊括了东野全体作战指挥骨干。

会议的主题很明确，三个词：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这是一次全局性、系统性的动员，也是刘亚楼走马上任之后推动战区司令部正规化的关键一步。

会议结束后，东野上下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大练兵”，从指挥所到基层排连，从作战图纸到步炮协同，人人练本领，个个有指标。

这场练兵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刘亚楼亲自讲授的一堂炮兵课。讲台上，他从炮兵的战略意义讲到战术部署，从火力计算讲到纵深打击，从炮兵机动讲到步炮配合，层层递进，句句有据，既讲原则又谈实用。整整讲了两个多小时，台下鸦雀无声。

双城地区的一位老首长听得如痴如醉，课后一边抓耳挠腮，一边说要把总参谋长的脑袋揪下来安到自己的脖子上带回部队去！

刘亚楼听说后哈哈大笑，随即将讲稿改编为文字，由东总下令印刷成小册子，分发全军各级部队。这本炮兵训练教材后来成了辽沈战役、平津会战中的作战指导手册，在数次关键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事实上，刘亚楼对炮兵的投入，早就不止一份报告这么简单。1947年他到任才一个多月，就以东总名义发布了第一号命令，明确提出：“普遍的分散发展与适当的集中使用相结合。”他不但提出指导思想，还催生了制度建设。

到了1948年10月，东野炮兵司令部和政治部正式挂牌，成为独立兵种，战斗体系得以成型。

接下来，刘亚楼和炮兵部门连续拟定了5份重要命令，事无巨细地指导炮兵编制、调配、训练、协同等各方面工作。

正是这套制度，让炮兵在锦州之战中火力全开，压制国民党四十九军增援，最终促成锦州守军15万人土崩瓦解，东北战局随之翻盘。

卫立煌逃了，范汉杰、廖耀湘被俘，郑洞国投降，东北战场就此落幕。

而这，还只是刘亚楼生涯的“第一战场”。

1949年初，刘亚楼正准备率部南下，执行新的战略任务。

可就在此时，毛主席突然点将：刘亚楼留下，负责组建新中国的空军。这是完全从零起步，没飞机，没飞行员，一切从头开始。

三个月，刘亚楼建成6所航校；半年，他组建17个航空兵师。

这还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建军，这是“创造”一个军种。正是在这打下的底子上，人民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第一次起飞，就一鸣惊人。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美军飞机横行空域，但中国飞行员硬是在技术差、经验少的情况下，飞出了一串串亮眼的战绩。这背后离不开刘亚楼的训练体系，也离不开他对飞行员的关爱。他常去飞行员宿舍、食堂、训练场，能记住八成以上飞行员的名字。

谁家生活困难、谁婚姻不顺、谁因身体原因不敢飞，他都关心得清清楚楚，甚至主动给大龄飞行员牵线搭桥、当起“红娘”。

有人说他脾气大，那是工作中。他对战士，从来是掏心窝的爱护。正因为如此，空军上下，无人不敬、无人不爱。

可惜天妒英才。

1964年秋，刘亚楼结束罗马尼亚出访返京不久，身体突然出现不适。检查结果是晚期肝硬化。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北京病逝，年仅55岁。噩耗传来，空军上下集体震动，将军去世那天，在场的许多老战友都哭了。

中央军委亲送挽联：“国失干城，三军挥泪；功在社稷，百世流芳。”

一代将星，未竟长空。

可他用半生，为新中国撑起了脊梁，一支空军的翅膀。

参考资料：

雷公”刘亚楼 吴东峰
追寻七十年前 刘亚楼在两大战役中的足迹 刘宏星
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刘亚楼 吴东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