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斤弱女分尸200斤丈夫！“酱园弄案”背后，藏着千万女性的血泪

1945年3月20日，天还未亮透。酱园弄85号，忽然传来几声尖叫。

当时街上人不多，听见了，也只是抬眼望一望，转身走开。

过了几个时辰，楼下的房客察觉不对：天花板开始渗水，带着腥味，颜色发暗。

两人忙敲楼上门，一开，便僵住了——墙上是血，地上是血，空气里也是血。

詹周氏坐在地上，衣裳沾满血，颓然说了一句：“大块头被我杀了。”

那大块头名叫詹云影，活着时是她的丈夫，死时被剁成十六段。

“你是好人”

杀人者名唤詹周氏，丹阳人，那年三十岁。

她住在酱园弄的木楼里，租的是楼上那间最逼仄的斗室。人长得瘦小，声音细，平日里见人总点头，笑也浅，不招人烦。

左邻右舍都说她脾气好，从不争吵。

她没亲人了。在上海，除了那个被她剁碎的丈夫，再无旁人。

案发后，警察来了，把她提去警署，关进拘留所。

她坐在椅子上，脸还是白的，神情倒很平静，说话也不快不慢。只是说到她的身世，偶尔眼皮会抖两下。

她原姓杜，父母早死，跟着一个亲戚过活。九岁时被卖进上海，贴了新姓，改叫周春兰，在一户人家当了丫头。

十七岁那年，主人眼看她年纪到了，索性替她作主，把她许配给詹云影。

詹云影是个大块头，面相还行，在典当铺里当朝奉，月薪不薄。刚成亲那阵子，她对这门婚事还挺满意，做饭、洗衣、伺候人，一样没落下。

谁料想不过两个月，她便发现丈夫与外头丫头鬼混。那丫头名叫来喜，原本也是个卖身的，哪天被东家踢了出来，哭着找上门来。

詹云影这人，嘴甜心狠，拿女人没当回事儿，不但不管，还打她。

来喜受了罪，倒是周春兰心软，偷偷塞了点吃的，还劝丈夫收敛点。可这话詹云影不听，打得更凶。

后来来喜有了身孕，生了个男孩。孩子一出生，周春兰便去了医院探望。

来喜哭着对她说，只想走，走得远远的。她点了头，答应帮忙。

于是她托人说媒，给来喜找了个男人，把孩子交给灶披间的邻居抚养。

来喜走时抱着她的手说了一句：“你是好人。”周春兰没出声，只低下头。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可这“好人”没当多久，日子就塌了。

不久，詹云影丢了工作，脾气也跟着坏起来。她不敢吭声，省吃俭用撑着。

后来他去贩旧货，赚了几个钱，她拿来先给他添了身衣服，又给厨房添了口锅，最后才给自己买了双旧鞋。

邻里都夸她是个过日子的主儿。

日子一天天过，人也一天天变。詹云影仿佛变成了别个，不说话的时候就坐着抽烟，说话的时候不是骂就是打。

春兰的左手骨头断过一次，邻居见了问，她说自己摔的。

后来她出去找了份工，在香烟厂干活。白天做工，晚上回家照顾丈夫，一日三餐，样样齐全。

但不知为何詹云影疑心起来，骂她在外“乱轧姘头”，嘴上不干不净，手上更不留情。有一回，当着街坊的面，撕她的衣裳，打她耳光。她只低着头忍着。

她辞了工，回家继续伺候他。没几日，却听说詹云影自己在外头养了女人，钱也都花在那女人身上了。

她气不过，和他吵了几句。詹云影却说：“你也配管我？你这种下贱的东西！”

说完，揪住她的头发，把她头撞在桌角。那一下她没哭，只是感觉眼前发黑，额头没破，心却裂了。

她躺在地上，想起来喜，想起那孩子，想起那句“你是好人”。她忽然觉得，这些年大抵是白活了。

詹云影还是那副德行，吃，喝，嫖，赌，样样不落。隔三差五就消失，有时一连几十天不见人影，也不捎一句话，更别提带回一文钱。

他仿佛不是有家的男人，而是一只走丢的野狗，饿了才回来啃两口，吃饱了就又跑出去胡混。

周春兰不能出门干活，厂子辞了，人也闲了。肚子却不会闲。屋里锅是冷的，碗是空的。柴米油盐一样不少，偏偏一样都没得下手。房租也拖着，房东脸一沉，话就重了几分。她只好咬着牙出去找人。

她知道詹云影常在哪些地方晃荡，茶楼、赌档、小饭馆……

她四处跑。有时候见着他，他不理她；有时候高兴了，甩几张皱巴巴的钞票，就当打发乞丐。

她说：“你找点正经事做吧。”他不是敷衍，就是翻脸，一言不合就上脚。

她开始出门典当，先是旧衣裳，接着是小饰物。能换几个铜板，就买点米。她把苦闷藏得紧，不向人说。可人心不是木头，贺大麻子倒是看出来了。

贺大麻子是前楼的邻居，一个满脸疤的人，不好看，也不多话。有时送一把青菜，有时递一块豆腐，不声不响。春兰心里明白，欠了人情，总得还的。

后来贺大麻子的老婆回乡下过年，他一个人，春兰去了。

可惜，贺大麻子后来也失业了，饭都难保，更别谈接济别人。

春兰手里又空了，连口热水都烧不起，日子压得人喘不过气。那男人，却像从世上蒸发了。问熟人，说不知道；写信，也没人回。她找不到他，找不着理由活下去。

她一声不吭地去了药铺，掏出最后几块钱，买了一瓶药。没挑牌子，也没问用量，回家倒进碗里，一口喝光。她原想就此了结，可惜命硬，被人发现送去了医院。

她活下来了，醒来时詹云影倒是来了，看了一眼，又说了几句软话。

春兰竟又动了念头，觉得这人也许还有点良心。她劝他回家，收收心，找份正事干。他点了头，说得倒像那么回事。

可是，这种人，变不了。

她出院的第二天，他就又不见了。再回来时，衣服上沾着酒气，兜里空空，嘴上骂骂咧咧。她不说话，只低头做饭。

他看她不顺眼，连锅也踢翻。有一回喝多了，拿起斧头对着她，眼神阴得像要下刀子。

她没躲，站在原地，像一块木头。

她活在一个说“嫁鸡随鸡”的年代，忍着打、忍着骂、忍着饿，还得忍着屈辱。

心里的火不烧，但在熬。熬着熬着，就成了怨，怨久了，便想割断一切

九年煎熬，一夜爆发

1945年3月20日，午夜三点。上海酱园弄85号，木楼里已无灯火，四周早陷入酣睡。

就在这时候，好些天未露面的詹云影，忽然推门而入，像鬼一样站在屋中央。

身上带着一股酒味，混着汗臭与烟碱，眼神散乱，衣襟敞着，一副死猪模样。

他坐下，打了个嗝，鞋也不脱，爬上炕便要睡。周春兰坐在床沿，看了他半天，终于小声开口：“你不如做点生意罢。油汆排骨年糕，街口那家月入不止五六万。咱把衣橱、柜子都卖了，也凑得起本。”

詹云影头也没抬，嘴里含糊一句：“没钱。”

“房里的旧木头卖一卖，也够了。”她说。

詹云影翻个身，笑了下，那笑不似人，倒像赌桌上翻输了牌的主儿：“有那些钱，去赌一把，不更快？”

说完，便不再理她，呼哧呼哧睡了。

这一夜，只有一个人睡不着。

周春兰睁着眼，望着那黑沉沉的天花板，脑子里一圈圈地转。

她想起这九年婚姻，不晓得是哪一天变得如此窝囊，也不晓得自己是怎么熬到现在的。

她转头望着躺在身边的詹云影，那张脸酣睡得安稳，鼻息粗重，咂嘴磨牙，像活得极满足。春兰的手开始发抖。

她走下床，摸到炕边那口旧抽屉，翻出那把早已磨过刃的菜刀。

今夜，或许是她终于不想忍了。

詹云影是侧身睡的，脖子露在枕边。

她没有多犹豫，像疯了一般，挥着刀就斩。

她只记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好像有什么声音在指挥她：“斩，斩完就好了。”她信了。

之后，她便坐下来，喘了一口气。她拖出空空的衣箱，拿布铺好，然后开始把尸体一段段地切割。

十六块，堆得满满当当。

血从箱缝里渗出来，染了地板，爬到门口。

楼下房东听见了一声惨叫，便在门口问：“出什么事啦？”春兰在屋里回了一句：“大块头说梦话呢。”

房东“哦”了一声，便转身回屋继续睡觉。

第二天早上八点，房东的老婆下楼倒水时，发现门缝有红水，一直淌到台阶下。

她心惊，叫丈夫来看。两人一起推开门，见屋里血气冲天，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坐在血泊中央。

她开口只说了一句：“詹大块头被我杀了。”

就这样，报案、警察、拘捕、送局，整套流程快得像走马灯。她全程不反抗，也不申辩。

法医验尸，写得一板一眼：“头胸一段，两臂两段，腹部一段，两大腿两段，两小腿两段，臀肉皮肉六段，共计十六块。”

万千血泪难诉说

案发后，警察和法院都很忙。忙着找“另一个人”。

第一个被提到台面上的，是贺大麻子。

此人住在前楼，与后楼仅隔一堵薄板。春兰家的血流到楼梯口，他家屋里未必就没听见动静。

更何况，这人和周春兰有过什么，大伙心里也不是不知道。

更怪的是，案发当天早晨，这位贺大麻子不见了。

房东说他平日最怕麻烦，这回倒像真惹上事了。有人说他是见血了，怕了；也有人说他是掺了一脚，跑了。

不管怎么说，警察找上门来，他已不在屋。第二天才被人在亲戚家抓到。

问话时他支支吾吾，说头天刚从乡下回来，染了疟疾，夜里发寒，蒙头盖被，一宿没醒过。

春兰砍人那事，他不知不闻。等到天亮才听人说，她杀了丈夫，他吓得腿软，连门都不敢回，只好往亲戚那儿逃。

这说法听着像实话，也像借口。法院于是传了他亲戚，又找来几个老街坊，一一查核。结果出人意料，证人皆言属实。他确实去了乡下，回来也确实病着。逃，是因为胆小，不是因为心黑。

春兰那边也开了口：“他没帮我，他是个胆小鬼，不会动刀，也不会管事，法院莫要冤枉了人。”

这话一出口，贺大麻子就被划出了嫌疑。

可世人终究不甘心，非得抓出个“帮凶”来才安稳。于是又有人搬出另一个人——小宁波，原名何宝玉。

此人是詹云影酒肉朋友之一，混账、嘴碎、油滑、无业，说好听是个“活络人”，说难听就是个无赖。

春兰在警察局时，曾供出他来，说这人是她相好的，是他出主意让她杀詹云影的，也是他动的第一刀。

警方一听，立马去捉人，逮到审问。他不认，说得也干脆：“我没见过春兰几次，怎会帮她杀人？我就是闲人，不是疯人。”

事情到了这一步，法院也起了疑，便又提审春兰。

这次，她说了实话，也说得平静：“我诬告了他。”

她接着说：“警察局里，他们一直逼我，非要我承认有同谋。我想着，反正也活不了，不如随口编一个。小宁波那人我看不上，他是带坏詹云影的根源，我一气之下，就说是他。”

“可如今，我不想冤枉一个人。我和他没有那回事，也没有他帮忙，都是我一人干的。”

法院再查，也确证她所言非虚，小宁波无涉此案，于是将他释放。

于是，案子便有了定论。

到了法院公开审讯那天，周春兰一一陈述，自幼卖身、婚后受辱、谋杀经过，全都供得坦白。

到了5月3日，初审结果一出：判处死刑。

于是街头议论再起。有的说“杀人偿命，理所当然”；有的却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也未必全可恨”。

过了没几日，反对死刑的声音竟越来越多。

六月，女作家苏青登出一篇《为杀夫者辩》，语气沉痛，文字凛冽。

大家开始认为，周春兰只是嫁错了人，“活成了冤魂”。

这文章一出，信件如雪片飞到法院，左一封右一封。

《杂志》月刊更是趁势加码，七月开设《杀夫案笔谈》专栏，标题一个比一个响亮：《詹周氏与潘金莲》、《武大郎与詹云影》《法理人情》、《我以为》……

律师圈子里也有动静。有的提议重审，有的主动请缨，说愿为春兰辩护。

有人说她是可怜人，不该死；也有人说，她若死了，那这世上像她那样活着的女人，也就死了一大片。

春兰坐在牢里，听说有人替她写信、登报，眼里才有了点亮光。于是，她决定上诉。

但那年日本刚投降，汪伪那帮一心想着跑路。直到国民党接手政权，此案才重新翻出来。

1948年2月20日，南京最高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她活下来了，解放后她去往苏北大丰的农场，劳动了几年，得了自由，换了名字，叫周惠珍。

她去托儿所做事，给孩子换尿布、煮稀饭，晚年重组了家庭。

有记者想来采访她，她拒绝了。那时的她已经很平和，不愿再谈论这些。

酱园弄案，不是春兰一个人的事。

詹周氏的起伏、沉沦、挣扎，也早被裹入那个年代的浊流中。

旧社会像口井，许多女人被填进去。她们的名字没人记，连姓氏也被磨没了。她们不是“潘金莲”，不是“刁妇”，她们只是那些没力气叫喊，也没余地反抗的弱者。

周春兰举起的那把刀，也砍向了这个制度本身。

她的沉默，是被打出来的。她的爆发，是被逼出来的。

后来者痛惜她用极端的方式报复，但更多人应问：她除了这一刀，还有别的路吗？有没有人拉过她一把？有没有法律听她一句？有没有一个制度给她留过出路？

倘若答案都是“没有”，那她这一刀，或许总有天会到来。

八十年过去，若这案子只能作为“奇案”、“趣闻”供人茶余饭后谈资，那便失去了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