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防疫给水”使命为名：石井四郎用 4 招，把 731 罪行瞒天过海

1940年哈尔滨731部队的平房区，一位中国农民处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中，却被一些日本军医绑在手术台上，在毫无麻药状态下动手术。

在手术台上，中国农民痛苦地挣扎。但是，此时731部队的日军“医生”，却认为这表情是珍贵的“实验数据”——这不是恐怖片，而是731部队的缔造者—石井四郎冠冕堂皇“为人类医学进步”的行动。

更讽刺的是，这支部队的官方名称就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打着为关东军和东北地区民众“预防瘟疫、保障饮水安全”的旗号，却制造了人类史上最黑暗的生物战实验室。

现在，本文就揭露石井四郎如何打着“科学使命”，用四招设计骗局，通过一系列伪装手段，掩盖731部队残忍反人类的真实面目。

石井四郎的成长

石井四郎1892年6月25日，出生在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童年时候的石井四郎，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满是为天皇效力和侵略的野心，对知识的热爱并非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是将其当作掌控权力和出人头地的工具，这为他日后从事反人类细菌武器研究的罪恶之路埋下了伏笔。

石井四郎在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时候，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1915年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化学战，让石井四郎看到了化学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和对敌方的威慑力，对石井四郎有深深的触动。石井四郎就思考，是否存在一种比化学武器更具威力、成本更低、更隐蔽的武器。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细菌战领域。

石井四郎对细菌武器的研究

经过一番研究，1927年，石井四郎以《论细菌武器在国防中的可行性》一文，从京都帝国大学医院部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在论文中，流露了石井四郎作为一名医学生，却没有“医者仁心”的仁慈博爱胸襟，更没有凭借医学专业知识为人类健康事业做贡献的崇高思想境界，却在军国主义思想熏陶下，一心把学到医学知识用在实现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野心上。

石井四郎在论文中，以“细菌战成本仅为炮弹的1/60”的冰冷计算，成功说服日本陆军省拨款支持其研究。之后，1928-1930年间，石井四郎以所谓“学术交流”的名义，游历了欧洲多个国家。

表面上，虽然是参观各国的医学研究机构，学习先进的医学技术，但是他都是暗中搜集有关细菌战的情报，如世界主要国家在细菌武器研究的进展、技术手段和面临难题等信息。

回到日本后，石井四郎对日本陆军省递交一份关于细菌战巨大潜力的详细报道，声称细菌武器乃是改变战争格局的关键性力量。如细菌武器的成本低、杀伤力大、传播范围广泛等优势，通过大规模的传染病，造成人员大量伤亡，不耗费太多兵力可以摧毁敌方的战斗力和战斗意志！

石井四郎提出细菌战低成本、高回报的特点，能解决日本资源匮乏、国土面积狭小、通过对外侵略战争获得资源和生存空间的需要，迎合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于是，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号称日本“化学战之父”的小泉亲彦等人的资助和主持下，石井四郎开始罪恶的细菌战研究历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石井四郎就决定在中国的东北，开始了自己野心勃勃的细菌战武器研究，并且用了四招“伪装术”掩盖细菌武器罪恶的研究过程和反人类目的。

一 以 “防疫给水” 为掩护：披上合法的外衣

731部队在对外宣传中，始终强调自己就是关东军的“防疫给水”工作的部队，也就是为关东军和东北民众提供防治疾病和饮水净化工作。

“防疫”是731部队的完美掩护。当时东北鼠疫频繁爆发，民众急需治疗鼠疫的医疗援助。于是，石井就趁机把这一支部队伪装为民众的“救世主”，甚至经常举办防治疾病的“卫生讲座”。偶尔也组织一些对外的防疫宣传活动，给当地居民发当一些简单的防疫药品，口口声称自己为民众提供饮水净化。

石井四郎就是巧妙利用东北民众对健康和卫生的关注，以及防疫和给水的正当名义，巧妙将掩藏细菌武器研究的邪恶目的。为了进一步迷惑外界，731部队在对外宣传中，不禁强调提供“防疫”和“给水”服务的部队，还在基地周围设置了一些看似与防疫相关的设施，如净水厂、消毒站等，令外界对内部惨无人道的实验和杀戮一无所知。

731部队精心设计组织架构，通过伪装“防疫”和“给水”服务，树立了科研机构的完美形象，实质却是掩盖细菌武器研究的罪恶目的。根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保存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编成表》，该部队在编制上被划分为若干课，这个课就是部门，结构图如下表：

第一课：细菌研究（实际负责人：石井四郎）

第二课：防疫研究（表面职能）

第三课：滤水器制造（表面职能）

第四课：细菌生产（实际职能）

从组织结构图中可以看到，石井四郎就是巧妙将真实的细菌武器研发部门与正常的防疫、净水部门混编在一起，形成完完美无缺的伪装。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731部队还曾以“防疫专家”名义出席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根据东京大学保存的资料，石井四郎本人曾在1938年以日本著名防疫专家身份出席国际医学会议，并发表关于传染病防治的演讲。

就这样，石井四郎以“救人”的高大上名义掩盖杀人的罪恶目的，迷惑了民众。于是，当731部队的防疫车驶过村庄，没人想到它载着研究细菌战的致命菌液。

731部队的虚伪，是被一些资料不攻而破。原731部队运输班成员越定男在1993年的证言中提到：

“我们白天确实会进行一些正常的净水设备检修工作，这是为了应付可能的检查。但更多时候是在夜间运输那些被称为‘圆木’（指活体实验对象）的人。”

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最高负责人——石井四郎 - 日本战犯资料 - 抗日战争纪念网

据Sheldon H. Harris《Factories of Death》（1994, p.32） 统计，731部队90%的公开文件聚焦“水源净化”“疫苗研发”，内部实验记录显示，仅1940年就用3000名活人测试细菌武器。

二 借着“科学研究”的旗号：招揽人才与获取资源

石井四郎不仅以“防疫给水”为掩护，还借着“科学研究”的旗号，进一步推进731部队的罪恶行径

石井四郎为了实现细菌战计划，是需要人才和资源。于是，他借着“科学研究”为旗号，在日本国内广泛招揽医学、生物学等领域的精英人才。

二十世纪，日本完成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医学是备受推崇。很多日本科研人员就在石井四郎的“科学挑战”和“发展机遇”的美好前景感召下，从事科学研究，吸引了许多科研人员加入731部队。

这些科研人员中，很多都是日本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优秀人才，如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他们原来以为是从事医学这一门造福人类的科学事业，可是进入731部队之后，才发现这里所谓的“科学研究”，竟然是以活人作为实验对象，来做各种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但是已经被卷入其中，没办法自拔，只能在细菌武器研究的罪恶路上越走越远。

此外，石井四郎以“科学研究”为名义，向日本政府和军方申请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从事细菌武器研究。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对石井四郎成本低、效果快的细菌战武器也是颇感兴趣，对于他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源源不断为731部队提供资金、实验材料、设备等各种资源。当这些资源被石井四郎肆意挥霍，成为731部队残害无数生命的帮凶。

石井四郎在731部队中，还以“种族主义”思想凌驾于医学伦理上，对部队成员灌输“日本民族优越论”，声称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如中国、朝鲜等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这些劣等民族毫无生命价值，为日本民族利益和医学科学研究发展，可以肆意屠杀。

于是，在种族主义思想毒害下，731部队成员也丧失了学医者应有的道德伦理观念，失去了良知，在以活人做细菌实验时候，对活人的疼痛，没有怜悯之心，反而认为是军事任务和医学上伟大探索，心安理得享受着血腥的残忍过程。

石井四郎就是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用种族主义思想，扭曲了科学伦理观念，把731 部队成为了一个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三 善用语言包装术，伪装罪恶的目标

731部队也善于采用语言包装术，用大量学术语言和虚伪的语言，掩盖细菌武器研究的罪恶本质。如将活体解剖称，称为“特殊处置”，把细菌感染实验称为“疫苗效果测试”，把人体冻伤实验称为“寒冷地区适应性研究”。

同时，石井四郎严禁队员说“活体解剖”，改称“解剖学研究”或“材料处理”。在731部队内部手册《病理实验规程》（现存哈尔滨731遗址博物馆）中，受害者也被731部队定义为“猴体替代材料”（因战时“猴源不足”）。人体活体实验对象，也被称为“马路大”（日语为“丸大”，意为“圆木”）。

石井四郎要求在实验记录中，将受害者编号为“原木103号”“原木217号”，并标注“耐寒实验存活7小时”“胎盘感染路径观察中”等“科研数据”，掩盖了杀人和对平民活体实验之目的。

同时，石井对部下宣称：“你们不是在杀人，而是在为帝国医学收集数据”，借此掩盖罪恶的行当。

李鹏阁（苏联及共产国际地下工作者）被“特别移送”至731部队后，成为“原木307号”。档案显示，在1941年7月至1945年8月，至少600人通过“特别移送”程序被送入731部队，无一幸存。

原731部队成员田村良雄，在回忆录中也这么写道：

“我们被要求在所有书面记录中使用医学术语，石井将军说这样即使文件被外人看到，也不会立即引起怀疑。”

石井对于细菌战研究成果，也积极与国际医学界“接轨”，将731数据包装成“人类医学突破”。如1942年，他向日本医学会提交《满洲防疫成果报告》 ，声称研发出“高效净水技术”，这些净水技术的真实数据，乃是真实的人体实验数据，却是挂着净水的名义。

更狡猾的是：731部队与京都大学合作发表论文，如《关东军冻伤研究》（1943），数据来自实验室真实的受害人活人实验数据，却打着关东军冻伤的名义。

哈尔滨市档案馆收藏的中国受害者证词显示：

“日本军医一边测量我们被冻伤者的体温，一边讨论着‘这个数据会很珍贵’，完全无视我们正在痛苦中死去。”

就这样，石井四郎通过学术语言的包装，为731部队的暴行披上了科学研究的外衣。这一种手段，在当时迷惑了国际社会。这些队员以科研工作的名义，实质从事杀人的数据采集，掩盖了刽子手的行当。

四 利用战时特殊环境，掩盖罪行

石井四郎和同僚在战后，为731部队细菌武器研究罪行辩护时候，他多次强调弄实验，是为了在战争状态下，为了拯救更多日本士兵的生命，不得不进行这些研究。目的就是利用战时特殊环境，为日军提供防疫疾病为理由，试图把反人类罪行的合理化。

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的《石井四郎审讯记录》显示，石井在面对美军质询时，口口声称，许多实验项目与军事需求是毫无关联，实验内容都是非军事的，只是为日军身体健康和防疫疾病服务，与前线战事毫无关系。如活体解剖训练，仅仅为训练新入伍军医采取的手术技能

但是，哈尔滨市档案馆保存的日军文件和中国受害者证词，彻底揭穿了731部队的“军事需要”谎言。当时，731部队的实验对象，超过85%的实验对象是平民，包括商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有一些苏联、朝鲜、蒙古等国的公民；一些特别档案显示，实际日军士兵占比不足5%

而且，731很多实验项目与日军的军事训练毫无关系，纯粹目的就是研究如何杀伤中国人和盟军的细菌武器。如部队成员喜欢将活人（称为“马路大”）在清醒状态下进行解剖，这也是因麻醉会干扰生理数据真实性，目的是观察人体在极端痛苦下的病理反应，为细菌武器研发提供“精准数据”，与日军的军事训练毫无关系。

731部队也经常将鼠疫杆菌注入活人的体内，观察其反应，并研发“石井炸弹”（陶瓷外壳内装携菌跳蚤），用于大规模细菌战，这与为日军战时防疫疾病的口号完全背道而驰，乃是虚伪的借口。

石井四郎这四种包装手段，再加上美国在二战后为了获得731部队的细菌研究资料，对其包庇，使得731的罪行很长一段时间没被揭露，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更多档案公开和受害者的勇敢发声，这一段黑暗历史才被世人知道。

结语

731部队的罪行是人类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伤痛，勇敢揭露这些罪行，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我们应该汲取教训，珍惜和平，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形式和反人类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