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信人与人的缘分是天定的,尤其是夫妻。不然这世上那么多人,为啥偏偏是他俩凑成一家?有时候还得靠点偶然的事牵线。
就像我和媳妇秀莲,她是中专毕业,我只读到高一,俩村隔着三十多里地。当年我姑婆拍着胸脯说要给我介绍对象,可那天秀莲见我第一面就没看上,说我不光木讷,还穿着打补丁的褂子,看着不像能过日子的。
我不笨,秀莲那眼神我瞅得明白。正低着头要走,迎面撞上个拎着镰刀的大婶。
我俩四目相对,都愣了神。
大婶突然拍着大腿说:“小伙子,三年前麦地里帮我的是不是你?今儿来相的,该不会就是秀莲吧?”
就这么着,事儿有了转机。过了五天,姑婆就捎话来:准备准备,七月初六“瞧家底”!
我和秀莲的婚事能成,全靠这位大婶在中间拍板。她是秀莲的娘,而我和她三年前,还有段麦地里的交情。
下面说说我的故事。
我1975年生在个普通的庄稼院,家里姐弟四个,我是老二,上面一个姐,下面俩弟。
爹娘都是靠种地吃饭的,早年在生产队挣工分,我记事起没挨过饿,但兜里常年比脸还干净。
小时候吃过最好的零食,是逢年过节才能分到的几颗水果糖。第一次喝橘子汁,还是我爹去镇上赶集,捡了个别人扔的空瓶,回来灌了糖水,姐弟四个轮流抿,那甜味能记到现在。
有回邻居家办喜事,分了几块桃酥,娘用纸包着藏在柜顶上。我和姐踩着板凳偷了一块,掰成四瓣,小弟吃得急,渣子掉了一地,被娘发现时,我俩吓得直哆嗦,结果娘没打没骂,就说:“想吃跟娘说,别偷,咱虽穷但要争气。”
12岁那年,村里开始分责任田,我家六口人,分了15亩地。
爹是个老实人,农活样样精通,就是身子骨弱。娘倒是泼辣,割麦、插秧比男人还快,村里人都说我娘是“铁打的”。
就在我读高一那年,爹突然咳得厉害,去镇上医院查,说是肺上有点毛病,干不了重活。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娘一个人扛着15亩地,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回来,腰都累得直不起来。我看着心里疼,没等学期结束就退了学,回家帮娘干活。
姐那时候已经嫁了人,婆家条件也一般,帮不上啥大忙。俩弟还小,一个上小学,一个刚上初中。
我退学后,娘总抹眼泪,说耽误了我。我劝她:“念书不一定是唯一的路,我有力气,能帮家里。”
可光靠种地不行,爹得吃药,弟弟们要学费。娘寻思着,得让我学门手艺。
19岁那年秋收后,娘带着我去给姨姥爷拜年。
饭桌上,姨姥爷喝着酒说:“建军这孩子踏实,不能让他一辈子刨土坷垃。学门手艺吧,现在村里农机多,修农机准吃香。”
娘赶紧问:“哪儿能学啊?”
“我认识个老冯头,以前在公社农机站干过,手艺好,就是脾气倔。你要是能让建军去拜师,以后饿不着。”
就这样,姨姥爷牵线,我拜了老冯头为师,学修农机。
师傅家在邻乡,离我们村20多里地。农闲时我住在师傅家,农忙了就回家帮忙。
每次去师傅家,娘都叮嘱:“到了那儿少说话,多干活,师傅让干啥就干啥,别耍性子。”
我记在心里。在师傅家,挑水、劈柴、打扫院子,我都抢着干。师傅修机器时,我就蹲在旁边看,递工具、记步骤,师傅见我实在,慢慢愿意教我了。
有年五月,麦子快熟了,师傅接了个活,去离我家10里地的李家庄修脱粒机。那阵子家里的麦子也快割了,娘让我每天回家帮忙,早上再去师傅那儿。
每天天刚亮,我就骑着家里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往李家庄赶。
那年的五月特别热,太阳刚出来就跟火球似的,地里的麦子被晒得耷拉着脑袋,蝉在树上叫得人心里发慌。
我骑了没几里地,汗就湿透了褂子,顺着脊梁骨往下淌,黏糊糊的难受。娘给我缝的布巾子,拧了好几回水,还是潮乎乎的。
快到一个叫王家洼的村子时,我看见路边的麦地里,有个大婶正着急忙慌地割麦子,旁边还堆着几捆,没来得及装上车。
天上的云越来越厚,看着像是要下雨。麦子这时候最怕淋雨,淋了就出芽,一年的收成就毁了。
我骑到地头,停下自行车喊:“大婶,这天要下雨了,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大婶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擦脸,露出一张被晒得黝黑的脸,额头上全是汗珠。“可不是嘛,当家的去镇上买化肥了,这眼看要下雨,我急得没法子。”
我看了看天,乌云越来越低,风也起了,带着点凉意。“我帮你吧,早点收完早点踏实。”
大婶愣了一下,赶紧说:“那咋好意思?你赶路呢吧?”
“不碍事,我师傅那儿晚点去不打紧,先把麦子收了再说。”
我把自行车往树底下一靠,挽起袖子就拿起地头的镰刀,跟着大婶割麦子。
我割麦的手艺是跟娘学的,又快又齐,大婶看了直夸:“小伙子真能干,比我们家那口子还利索。”
割了大概半个多小时,麦子割得差不多了,可装上车还得捆。大婶家的板车停在路边,我俩一趟趟往车上运。
就在这时,一滴雨点打在我脸上。紧接着,雨点越来越密。
“坏了,雨要下大了!”大婶急得直跺脚。
我也急了,扛起一捆麦子就往车上跑,大婶跟在后面,用塑料布往麦捆上盖。
刚把最后一捆麦子装上板车,大雨就倾盆而下。我俩赶紧躲到路边的大树底下,浑身都湿透了。
大婶看着车上盖得严严实实的麦子,舒了口气,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今天多亏了你,不然这麦子就完了。我叫王桂兰,家就在前面王家洼,你跟我回家换身干衣服,喝碗热水暖暖。”
我摆摆手:“不了大婶,我还得去师傅那儿干活,淋湿了没事,晒晒太阳就干了。”
大婶从兜里掏出个油纸包,塞给我:“这是我早上烙的糖饼,你拿着路上吃。看你这褂子都湿透了,我这儿有顶草帽,你戴上挡挡雨。”
我推辞不过,接过糖饼和草帽,谢了大婶,骑着自行车冲进雨里。
那天我到师傅家时,浑身泥水花,师傅问我咋了,我把帮大婶收麦子的事说了,师傅没骂我,还说:“该帮,庄稼人不容易。”
这事过去三年,我早忘了。草帽后来回家时落在了地头,也没当回事。
22岁那年,村里跟我一般大的都成家了,娘急得睡不着觉,托姑婆给我找对象。
姑婆说她有个远房侄女,叫秀莲,中专毕业,在镇上的供销社上班,人长得俊,就是眼光高。
我一听就打怵,人家是吃商品粮的,我是修农机的,肯定看不上我。
娘说:“去看看呗,成不成的,全看缘分。”
按姑婆说的日子,我穿上过年才舍得穿的蓝布褂子,骑着刚修好的自行车,跟着姑婆去了秀莲家。
秀莲家在镇上旁边的村子,盖着两层小楼,比我们家的土坯房强多了。
秀莲出来的时候,我眼都看直了。梳着齐耳短发,穿着白衬衫,黑裤子,看着就文静。
可她看我的眼神,带着点打量,还有点嫌弃。
姑婆在旁边说:“建军现在可出息了,修农机的手艺好,镇上好多人找他修机器呢。”
秀莲没接话,问我:“你修农机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我老实说:“不一定,多的时候几十块,少的时候十几块。”
她皱了皱眉:“我在供销社一个月固定36块,还不用风吹日晒。”
话里的意思很明白,看不上我。
我坐不住了,跟姑婆说:“我还有活没干完,先走了。”
姑婆还想劝,我已经站起身往外走。
刚走到门口,就撞上个人,手里拎着菜篮子,里面装着茄子辣椒。
我俩都“哎哟”了一声,抬头一看,都愣住了。
是当年王家洼那个收麦子的大婶!
大婶也认出我了,指着我手里的草帽——那是我后来在地里找着,一直戴着的——说:“你不是当年帮我收麦子的小伙子吗?你叫……建军?”
我点点头,心里直犯嘀咕,她咋在这儿?
这时候秀莲从屋里出来,喊了声:“娘,你买完菜了?”
我这才明白,敢情这大婶是秀莲的娘!
大婶拉着我的手,对秀莲说:“你这孩子,咋回事?建军是个好小伙,当年冒着大雨帮我收麦子,心眼实,手脚勤,这样的人哪儿找去?”
秀莲愣了:“娘,你认识他?”
“咋不认识?要不是他,咱家那年的麦子就全毁了!”大婶把当年的事说了一遍,又对秀莲说,“我看这孩子靠谱,比那些油嘴滑舌的强多了。”
秀莲没说话,脸有点红。
姑婆在旁边笑得合不拢嘴:“看看,这就是缘分!”
就这样,婚事定了下来。七月初六那天,娘带着我去秀莲家“瞧家底”,秀莲看我的眼神,也没那么冷淡了。
第二年春天,我和秀莲结了婚。
婚后,我在镇上开了个修农机的铺子,秀莲还在供销社上班。她有空就来铺子里帮忙,给我递工具,记账,俩人配合得挺好。
秀莲是个细心人,知道我干活累,每天早上都给我煮两个鸡蛋,晚上回来给我烧热水泡脚。
我爹的病,在秀莲的张罗下,去县医院看了,拿了药,慢慢好了起来,能帮着家里干点轻活。
俩弟后来也出息了,大弟考上了大学,小弟学了电工,都成了家。
1998年,供销社改制,秀莲下了岗。我跟她说:“没事,咱的铺子生意好,够咱吃的。”
秀莲不乐意,说:“我不能光靠你,我也得干点啥。”
她用攒的钱,在铺子旁边开了个小杂货铺,卖些农机零件、化肥种子,生意居然不错。
后来,我们把铺子扩大了,雇了两个徒弟,我修机器,秀莲管杂货铺和账目,日子越过越红火。
儿子去年大学毕业,考进了县农机局,算是接了我的班。儿媳妇是小学老师,温柔贤惠。
前阵子,儿子说要给我们换个大点的房子,在县城里。
我跟秀莲说:“还是村里好,住着踏实。”
秀莲笑着说:“行,听你的。不过得把院子收拾收拾,等孙子出生了,让他在院子里跑着玩。”
那天晚上,我看着秀莲在灯下算账的背影,突然想起当年在麦地里的情景。
要是那天没下雨,要是我没停下来帮忙,恐怕就遇不见秀莲了。
缘分这东西,真是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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