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在灵: 中农变地主, 大哥被迫转业沦为右派

姜在灵，1962年山东建筑学院（山东建筑大学）毕业，同济大学工程师班进修，高工，济南市开发公司总工程师、经理，济南市建管局局长，济南市建委总工程师，2000年退休后市政府任命为省会规划建设委员会专家组长，2008年卸任。

原题

曲折的人生路,

大哥安息吧

作者：姜在灵

夜深人静，难以入睡。我思念我的大哥 ，大哥的一生是曲折的一生，苦难的一生，短暂的一生。大哥少年丧父，他艰难的在农田里挣扎，养活我们这些更小的弟弟妹妹。之后，参军，战争，建国、空军，供弟妹上学，再以后……由于皆知的原因，可叹他44岁过早地去世！

我大哥的名字叫姜在霖，1932年生于昌邑县姜家泊。

01

少年丧父

姜家泊是一个较大的村，全村有三百多户。其中又有门子里、门子外之说。在我长到记事时，已无“门子”的痕迹，只不过听老人说，村中有东西、南北十字大道。当年，从大道中心向东西南北，各出去多远有四个寨门。门子内的户，历史上曾是富户，号称门子里“五大功”。现在情况已非从前，有富户也有贫户。

我家住在门子里的西北方向。

我父亲名字姜亦照，他年轻时念过四书五经，后来去青州师范学校上学。在学校里听说接触了革命思想，学校通知了家庭，我奶奶（我爷爷早去世了，我奶奶就守着这个儿子）把父亲叫回家。父亲孝顺奶奶，回家后在本村当小学教员 。

我母亲，不识字，是一个小脚家庭妇女。

姜氏祖上排辈为：明、曰、汝、士、乃、其、言、亦、在、思。“五大功”，是“士”字辈五兄弟的商号集合。据说，我们这一支的祖先是五兄弟的老大，名姜濯，号 “功茂”，延续了多辈下来，子孙无能，后继乏人，家境败落。其他兄弟们，特别是老五姜汾（号功泰），子孙有本事，在北京、长春等创有大买卖，在老家村里也盖了多栋二层楼，还岀了很多大学士、大名人、大干部。

以后，父亲离家去东北长春 ”闯关东“。

1943年初，父亲不幸染病 ，后来支持不住 。父亲的病情日渐加重，几位要好的朋友商量 ，送父亲回家治疗。

正是抗日战争白热化的时候，好友护送父亲，从长春返回山东，沿途战火连天，日寇烧杀抢掠，一批又一批被抓劳工哭爹喊娘，被鬼子击打着装进闷罐车箱。火车南下缓慢，走走停停，车上无水无饭 ，人们连坐都难，怎能让父亲躺下休息？父亲经长途颠簸，昼夜折磨，回到老家时，已骨瘦如柴，家里的人都不敢认了。

正是抗日战争激烈期间，枪炮横飞，哪里去找医生医药？祖母、母亲天天哭哭啼啼，我们兄弟们都小，毫无办法。

我当时年仅四岁，不懂得父亲长什麽病，只记得我天天趴在父亲的炕上，抱着父亲的大粗腿，腿很粗很粗 。父亲躺着轻轻地哼幺，似很痛苦，有时哎的叹息一声，轻轻地抚摸一下我的头，眼中似乎含着眼泪。

现在回忆，父亲的病可能是肝炎晚期，也可能是肝癌。腿粗是水肿，水肿到那种程度，说明已病入膏肓。

进入七月，父亲瘦的皮包骨头，已无人型。此时父亲已进入时昏时醒的状态。听母亲说，有一天，他忽然睁大了眼睛，指着门口说：“你看，你看，十八个罗汉来叫我”，之后又进入昏迷。

7月23日，父亲忽然清醒了，和奶奶说：“我快好了，以后不去长春了，要好好伺候你，好好教孩子们念书”。入夜，父亲又昏迷，母亲赶紧让我大哥去叫姜在文。姜在文是我的远房堂兄，其年龄与我父亲相仿，是我父亲的学友，两人在一起很合得来。

姜在文来了，看了看我父亲的病况，脸色阴沉，和我母亲说了些什么。然后安慰我奶奶几句。又安排我们兄弟们不要离开，大家都守在床前。

半夜过后，父亲又从昏迷中醒来，半天才睁开眼睛，眼中含着泪花，对我奶奶说：“儿不行了，不能尽孝了！”。待了一会，又对我母亲说：“修（我大哥的小名叫修）他娘，我走了。给你，撇下四个孩子，这个小的（是指我），你送人吧，太拖累人了！”。

我母亲上前低声说：“你放心，我一定把他们拉扯大。这小的还没有大名，你给他起个大名吧。”

父亲“哎”的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压着肚子，皱着眉头。半天，才无奈地说了一句什么。他生命处于垂危，声音太小，谁也没有听清楚，母亲又附耳过去问，父亲微弱地好像说的是：“在天之灵 ”

“在天之灵”，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现在猜，可能是说“这个小的，能不能活下去看天老爷的吧！”

母亲、奶奶都没有弄明白，只有在场的姜在文说：他说是“在天之灵”！在天之灵，那，就是”在灵”了！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子，就叫姜在灵！

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父亲临终给我起的名字，姜在灵。

父亲因肝炎病还是肝癌，于1943年七月二十四日去世，他享年仅仅30岁。当年， 我母亲29岁，我大哥11岁，二哥8岁，姐姐6岁，我4岁。

发丧那天，是11岁的大哥在棺材前面双手捧着盆子，在父亲棺材后，是29岁的少妇母亲双手牵着8岁、6岁、4岁的三个小孩子。

小小的四个孩子，身量太小，身上的白孝衣、黄麻绳全拖到地上，一片稚嫩的童音哭爹声。四岁的我，看到 粗腿的爹被盛到了木头棺材里，还要埋在地里，想到再也见不到爹了，又看到母亲和大哥哭得像泪人一样，于是我扯破嗓子，发疯似地嚎啕大哭，只哭得死去活来。

送葬的和沿街的爷奶娘姨们，都为眼前的悲剧所感动，人们窃窃议论：“四个孩子，大的 11岁的，小的才4岁，女人才29岁，太惨了！” 满街漂浮着抽泣声。

母亲后来告诉我们说，我父亲死后，她是白天哭、夜里哭，以至哭瞎了眼睛（母亲的眼睛现在只能看0.04）。

她曾想过上吊自杀，夜里，她已经把绳子搭在梁上，挽好了扣子，踩上了板凳，准备把自己的头伸进绳子里去，回头看一看我们这四个小孩子睡在炕上的样子， 又不忍心上吊死去，心里想：“如果我死去，会有谁照管这无娘的四个孩子？这四个没有娘的孩子可怎么办？”

她也想过把我们，特别是把我“这个最小的”送人，父亲临去世前也这么嘱托过，但是，她看一看这个小的（也就是当时的我），那活泼可爱的小样儿，又舍不得。

也有人曾劝说母亲改嫁他人，母亲说：“我想想， 在那个男人说了算的年代，时时要看男人和男人家父母的眼色，如果真嫁人，后爷、后奶和后爹不可能全收留这四个孩子！就是收留一个两个的，其他那几个怎么办？能眼睁睁看到骨肉分离？那太惨了！”

父亲于1943年去世，母亲于1993年归天，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的寡居生活，整整五十年。

母亲在这50年中，经常念叨父亲的生前和病故时的点点滴滴事迹，就因为母亲的念叨，使我至今对这些惨痛的往事记忆犹新。

父亲亡故后，留下这个破落的家，就只能由29岁的母亲和11岁的大哥姜在霖支撑了！

02

苦难的童年

父亲去世后，主劳动力自然落到母亲一个小脚女人（旧社会女人缠足） 和 11岁（虚岁12岁）的大哥姜在霖身上。

我们家有东坡地一亩多（老亩，下同），西坡河滩地一亩多，共计二亩六分地。种地，本来是大男人整劳力的活，现在要 小脚母亲和11岁的大哥去干了。当时，正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疯狂年代，残酷的 社会现实，更增加了这个家庭的生活艰辛。那时，农民种地全靠牲畜和人力，有钱人家还有牛、驴牲畜干力气活。无钱的人就只能靠自己的体力。

耕地、刨地、锄地、担水浇地、挑肥施肥、收割、搬运等这些重体力活，别人家有大人、有劳力，我们家没有人也什么办法，就只能靠小脚的母亲和11岁的大哥的苦力挣扎。我们三个8岁以下的孩子 也不能闲着，要眼快手快，干小活杂活。

母亲和大哥去翻地、刨地，我们就在后面，手拿一个小铲子，砸大土块，平整土地。

母亲和大哥去锄地除草，我们就去用手拔草。什么是杂草，什么是麦子苗，棒子苗、高粱苗，我自小分得清。

母亲和大哥去割麦子、砍高粱、收玉米，我们也学着割、收、检、捆，最后向家搬运。

向家搬运，人家有大人有大车，我家什么也没有。母亲小脚不行，只有靠我们这些“儿童兵”。以搬高粱秸为例，大哥自己扛一个，二哥和姐姐抬一个，我跟在后面推一推，就像蚂蚁搬家。

我当时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家的地里庄稼长得绿油油，而我们家地里的庄稼总是黄黄的？别人家的高粱长得高高的，壮壮的，而我家的高粱长得矮矮的细细的？

母亲和大哥这少儿寡母，身上的重担有多重！受的累受的罪有多重！

我家没有北房 ，只有西房四间 。据说，当年父辈分家，大伯父、二伯父抓逑，有幸都分到了正房，而父亲手气低，仅分到了场院房。

为了填补家境，我们 在院子内养鸡、 种菜。在厕所内养猪、积肥。

我记得，大哥每逢去挑水，就要二哥和我抱着提水的井绳。我们抱着很长的粗井绳，感觉十分沉重，也很累。

后来我年龄大一点，我也去挑水 ，我清楚记得，当时我把担杖的勾子挽起来(人太小太矮，勾子太长，挑不起捅来），我都是要把前勾子向左挽，后面勾子则要向右挽，以保持平衡，不翻担子。距我家较近的井，大人都叫它“懒水井”，距我家较远的井都叫它“甜水井”。每次去打水，母亲都要交代，凡是做饭和人喝的水，母亲都强调说要去甜水井，别去懒水井。我们基本上都听母亲的话，但有时也太累了，就偷懒，到近处的懒水井去打水。这懒水井的水，又苦又涩，不能人喝只能浇地 。

等我长大了，发现自己喝岀一口黄牙，看我大哥二哥全是大黄牙。这才明白，原来这甜水井是深水井，属于深层地下水，水质好。而懒水井，井浅，因我们家距离渤海海边很近，这懒水井的水，是海水的渗透水，又苦又涩，水内除去含有氯化钠食盐外，还含有氟化钾、氯化钾等其他化学物质，腐蚀牙变黄。别人看了我的黄牙，都说我是抽烟熏的。其实，真是冤枉，我从小到老，就没抽一根烟！

我还记得距我们村五里路，有个东冢街，五天一个集市， 每逢集市，母亲必去赶集卖“古衣”。小孩时的我，一直对卖古衣很不理解，什么是“古衣”？为什么要卖“古衣”？

后来我长大了，这才明白，所谓“卖古衣”，实际上就是卖破烂！家在农村又没有劳动力，那里有钱？这“卖古衣”就是卖些家中的旧衣服、旧东西，换点零花钱。

记得每次赶集，母亲去得很早，回来的很晚，我们等啊等，太阳已经大大偏西了，还不回来。母亲每次赶集回来，累的一身大汗，一个大红脸，一双被缠足的小脚歪呀歪呀地走回家。一般都是给 我们每个孩子买一个烧饼，我们感到烧饼是那么的好吃。

我们家的地里打下的粮食，如果在好年景，大约仅够吃8、9个月，一年内还要缺3、4个月的粮食，所以每年都要在院子里种上胡萝卜（我们当地叫红罗贝）。

胡萝卜高产，既有胡萝卜又有胡萝卜叶子，种它，是准备在“欠年”（当地俗称，就是无粮时之荒年），吃胡萝卜及胡萝卜蘡子（即胡萝卜的叶子加绠子凉干的野菜）。再加上我们院子里有棵大榆树，每年都是预先撸下榆树叶子，放起来准备春天吃。

春天的新鲜榆钱当然好吃，这人人都知道，但又有几个城里人和农村的富人，能了解拿干榆树叶子当饭吃？但对我家来说，这是解决缺粮挨饿的办法，几乎每年如此。

我们家里每顿饭能吃上窝头加咸菜就满意了，有素炖白菜更是好菜，那能吃得起猪肉？我的童年从没有吃过肉，自己喂的猪，都是拿去卖了换钱。我家靠海靠河近，我大哥那时正是半大小子，也学人家去打鱼，慢慢地，也能打一些小的鱼鳖虾蟹回来，改善生活。

大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到16岁，参加解放军了！

后来我到昌邑城里上初中了， 距家二十五里远，我吃住在学校，靠姨们和大哥帮助上学。食堂里的菜，分甲、乙、丙三类，甲类是肉菜，价二角，我吃不起。乙类菜含有肉，价一角，我也舍不得吃。我只能吃丙类菜，价五分，没有肉，纯炖白菜。

我念高中，全靠大哥资助（大哥在部队当了小干部有一点薪水），我独自一人在昌乐中学，距家上百里 ，全学期住校吃食堂，没钱吃肉。

我上大学，在山东建筑学院，那时我大哥政治上岀了毛病，我经济上极度困难！感谢国家给予我助学金，使能我完成学业。那几年又正是国家大灾荒，糠菜还吃不饱，还吃什么肉？大概也是从小到大习惯了，直到现在，我只吃青菜，不吃肉。

我有时胡思乱想：大哥从小比我吃苦多，不知道他是不是也不吃肉？又乱想，我从来没有吃过肉，现在身体健康状况还不错，是不是我在童年吃胡萝卜胡萝卜叶子，人说营养价值高吃的？

几十年后，工作上担任一定的职务，生活条件变了， 但我的生活习惯没有变，在堂皇饭店的饭桌上我仍然不吃肉。在高兴的时候，我对我很熟悉的朋友开玩笑，说：“你看，我的思想比你们都好！现在酒场、饭局这么多，我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还不吃肉！我这是给国家省了多少钱？你们哪一位的思想能与我相比？”

03

军属光荣

1948年10月 ，解放战争到了关键时刻，淮海战役正酣！十六岁的大哥姜在霖，过早地长成为一个男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

母亲此时内心真是舍不得，家中四个小孩子刚刚长大这一个，怎么舍得？但大哥毅然报名参军，最后披红戴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

大哥参军走后，母亲思念儿子心切！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和同村几个缠足小脚的军属母亲，从姜家泊村一路歪歪丫丫 走了120多里，走到了平度县城 。当时新的参军队伍，正在平度县城集训，姜家泊的母亲们来看儿子。可以想象这些即将上战场杀敌的军人的母亲，这时何等爱子之心。

又过了三年， 1951年我的二哥姜在济，也是16岁，从昌邑中学参军。此时，抗美援朝打得正酣，中国人民志愿军虽然有坚强的意志和战斗力，但是手中的武器还是”小米加步枪“，自然吃亏不少。国家领导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决定从中学生中招兵学习开坦克。当时二哥正在昌邑中学初中上学，那时的初中生就是大文化人， 二哥参军后进入坦克学校。

他所在的志愿军坦克兵部队开赴朝鲜战场，时间不长朝鲜停战了。

于是，我家有两人参加解放军。 我家的大门上，挂上了领导和群众敲锣打鼓送来的“军属光荣”“一门二英”的两块光荣牌。

在那枪林弹雨的战争条件下，我们家三个男孩子中，有两个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还小不够格）， 应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和保卫国家的战争中，我的家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的。我的母亲，在生活苦难中把刚刚拉扯大的两个儿子送去参军，谁都说她是一位革命的母亲！

那时“军属光荣” 喊得很响， 村里组织人员帮我家“代耕代种”，派人干一些庄稼地里的重话、累活，这叫拥军优属活动。每年过年，乡村政府的头头都领着干部群众，打着锣鼓，给我家的大门上，挂上新的光荣牌“一门二英”“军属光荣”牌子。当时送光荣牌的队伍和看热闹的群众，不能说人山人海，也确能挤满胡同，四邻八舍谁不羡慕？革命家庭！

二哥和我

大哥参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听大哥自己说， 他参加了渡江、 解放江南、进军云南、贵州等一系列战役。

在激烈地解放战争中，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能活下来，但他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云贵剿匪，说是“匪”，并不真是土匪。实际上是国民党正规部队，溃败后，划整为零，白天都穿着当地老百姓的衣服，夜里说集合，拉出武器就是部队。

剿匪，是当时进军大西南的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为适应战斗需要，一般都是以班排为基本作战和工作单位，必要时才集中成大部队。先从城市边缘，逐步伸向农村。先从县城范围，逐步深入到乡镇、村庄。先从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逐步扩展到偏远的深山老林内。

他给我讲了很多他亲身经历的战斗经历和战斗场面， 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其中有两次， 都是他应战死而没有死的故事 。

有一次，大哥所在的加强班（以一个班为基础，又增加一些人员），深入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剿匪 。那一天大哥得了什么病，晚上突然发高烧，紧急把他送回县城去看病。就在这天的夜里，大批的土匪集合起来，悄悄地摸进了解放军的住地， 他们全班人员除他们几人去医院跳过一劫外，其余全班人员全部牺牲。

还有一次，也是在大山里剿匪，那一天，本来是轮到大哥去站岗。上级领导催要一个汇报材料，指导员让大哥去写（大哥有点小文化），另派别的人去站岗。谁知，就在那个夜里，发生了事故，几个岗哨全被土匪给“抹了”，牺牲了。

大哥沉重地说：“那天，本来死的应该是我！”

大哥16岁参军，勇敢善战，历任战士、班长、排长，18岁任连长，战场上多次险死而未战死。建国后，他被选调到新成立的空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航空兵，不久被提拔任空军某部大队教导员。那年春节，身穿一身新发的皮衣皮裤皮鞋，回乡探家。当时国家生活水平都很低，尤其在贫穷的农村，这幅穿戴是很特出，威武亮丽，谁不羡慕？！

大哥和我

大哥结婚照

04

家庭成分

学生要考学，必须先到村公所去开介绍信。我村村公所在一栋二层楼上，这也是土改时从名叫“三多”的这户地主家改岀来的。1951年刚解放不久，农村有二层楼的不多，我村村公所很气派。我们的村首长姜X顺更气派，等闲人不说话。

听说必须去找他，我们心里都发憷。要想去考学，就不能不去找他，他是村长兼书记。

我硬着头皮走进了村公所，见到了姜X顺，他端坐在办公椅子上 。我先喊了他“爷爷”（论辈分），就说：“我要考中学。”姜X顺坐在那里斜看了我一眼，说：“你不是姜在霖的兄弟吗？”我说：“是。”他“哼”了一声，然后又阴阳怪气地说：“你，还去考中学？就你这地主家庭成分，去考，还有事儿？”

我不禁头脑里哄的一阵，什么？地主？

接着，其他的干部也帮腔作势训了我一通，说：“刚刚开过会，今后考学，要严格贯彻阶级路线，像你这样的地主子女，今后，根本就不收！别去白花上那报名钱了！”

大哥1948年参军时，村里给他填的家庭成分是中农。怎么，忽然间就变成了地主了呢？

后来，听大哥说起这次改划成分的始末。大哥回忆，那年刚刚选拔进入空军，身穿一身新发的皮衣皮裤皮鞋，回乡探家。当时国家生活水平都很低，尤其在贫穷的农村，这幅穿戴是很特出，是很威武风光。但他回家后，没有像其他外出回家探亲的人一样，没有去特地“拜见 ”大村长姜X顺，没有去给他送礼！还将听到的一些群众意见传给他，不觉得罪了他。

姜X顺对我大哥的这次回家心生怨恨，之后，果然找到了报复机会。在土改复查工作会上，讨论到一些人家的家庭成分 ，本来是与我家没有什麽关系的，姜X顺却强调提出，并坚持说：姜在霖家是“五大功”的后裔，曾是“门子里”的住户，现在虽然不富了，其祖辈可是富人！就应该算是“破落地主”！上级工作组同志也不了解情况，村里的其他干部，见他的意见那么坚决，处于事不关己的位置，也不愿驳他面子得罪他。于是，姜在霖家的家庭成分就这么由原来的中农，被改划成为“破落地主” 。破落二字不过是堵人口舌，破落地主不也是地主吗？

我家四间住房，一间磨房带厕所，院子

家的平面图和上面的图皆凭回忆画出

当大哥得知自己家庭划定为地主成分后，回家找姜X顺，大哥拿出毛主席著作与大村长辩论，要求恢复为中农。

毛主席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对农村的阶级关系进行了分析：那些“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这一分析成为农村社会关系分析，定成分的主要依据。

大哥和村长姜X顺当面学习毛主席关于评定地主成分的条件和依据，并和他当面理论， 对照我家的实际经济情况：一个从1943年就死了丈夫，守寡的29岁的文盲妇女，当时领着11岁、8岁、6岁、4岁的四个小孩，土地二亩六分，房屋四间，全靠自己劳动， 尚且吃不饱饭的家庭， 解放后土改时， 也无分岀自己任何土地财产的家庭，怎么能是地主呢？

姜X顺说：”这是村里集体研究，工作组也在场定的！”

事后，他恼羞成怒，竟然写造谣污蔑的诬告信，说什么姜在霖家是大恶霸大地主等等。信寄到了大哥所在的空军部队，部队首长见是地方政府来信。在建国初期的条件下，部队哪有时间去下乡调查？部队首长决定：姜在霖这样的人不适合在空军部队，立即转业到地方。

大哥被转业到了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按他当时的级别，安排当了新安县的法院副院长。

随着阶级斗争的形势深化，新安县县委议定：这样的人，在县法院当院长也不合适。随之，把大哥调去新安县针织品公司当经理。1957年反右派斗争，大哥背着这样的黑锅，自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有好友曾经同情地对我说：“你这家庭情况，怎么能是地主？你应该向上级反映，改过来! "

我也不知有多少个昼夜，想过多少次，我家这样的情况，怎么能是地主呢？我多么想改变成分！但是，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在那高举阶级斗争大旗的口号下，想改变地主成分？那就是地主阶级反攻倒算！那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大哥就是因为思想太天真了，拿着毛主席著作和村长辩论，结果自己一下子从空军教导员跌落成右派分子！

难道我还不接受教训吗？我的社会地位不管多么底下，总还是人民内部的一名技术员，难道也要步大哥后尘，跌落到成为一名阶级异己分子吗？

所以我忍了，我承认自己是地主成分！是一个家有二亩六分地四间房的地主！

现在人们都知道，一个人犯刑、判罪，都要经过公安、检察院、法院调查取证 ，都要有个人或律师申诉，再经过庭审，法官才能宣判 。个人不服判决的还有权上访

上诉的权利！可这决定人一生命运的 ”地主成分“， 在当年，这一个流氓村长就办到了！

不久，这个流氓村长姜X顺， 因为贪污腐败事发，被判刑坐了 ”大牢“， 出狱后上吊死了。他是死了，可我家这地主成分却保留下来！

多年后，老家姜家泊村的书记村长，换成了姜X茂。这位姜村长，是和我大哥前后期入伍，是位正直的军人，他和大哥自然有些战斗的同志感情 。他和大哥谈了当年关于家庭成分的详细情况。他也无奈地说：“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究竟是那个年代的事 ！”

六十年代我和母亲

05

大哥去世

一个流氓村长（判刑入狱，后自杀） ，改变了大哥的命运！

大哥的家庭由“军属光荣”“一门二英”家庭，变成了地主家庭！大哥本人也由人民解放军空军教导员，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右派分子！可怜的大哥，几年来都受到了可以想象的惨痛屈辱 ，得了严重胃病 ！1975年，大哥胃病恶化变成了胃癌 ！

我带着悲痛的心情，三次请假去河南新安县和洛阳，去看护我的大哥。

第一次是1975年，大哥确诊得了胃癌。我看到他的来信后，心情沉重。马上请假去河南新安县看望大哥。那时医疗条件很差，新安又是河南省的一个小县城，比较落后。我去后，找到大哥的所在单位新安县针织品公司的领导，询问大哥的病情和治疗情况，经他们公司李书记同意，确定让大哥立即去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刀。

洛阳第三医院，在洛阳市的西部的澗河边上，也算是洛阳的一个大医院。大哥在手术台上四个多小时，手术完后，大夫告诉我说：手术还算成功，胃切除五分之四，但因病情发现的晚，癌细胞已经转移了！病人的生命期，还有半年到一年！

第二次是1976年初春。大哥手术伤口恢复时间不长，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病情又加重了，这也是大夫预料中的。这事不好再瞒下去，我只好把大哥的病情，如实地告诉了母亲。母亲痛哭流涕，坚持要去河南，再看看她的大儿子 ！我的本意并不愿意母亲长途劳顿，哭哭啼啼有损老人身体，但母亲一定坚持要侍候我大哥到他最后，我也没有什麽理由好阻止。于是，我也只好领着母亲乘上去河南的火车，

一路上母亲不吃不喝，不停地哭泣， 大哥、母亲都是我最亲的人，想到、看到这个情景，我心里难受，也没有办法，也只能再三劝解母亲，尽量减少她的泪水！想起古人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如断魂！”不就是写现在的我和母亲吗？

第三次，是在大哥病危时。我接到大哥病危的电报，从济南急呼呼地赶到达洛阳西部的市立三院。看着满腹心事的大哥，痛苦地即将离开人间，我的心都快要碎了！我知道，大哥此时的头上，还冤屈地带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有两个“地主家庭出身，其爸爸是“右派分子”的孩子！其中，这个二小子姜小刚当时还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

病床前，一边是泪如泉涌的母亲、大嫂，另一边是两个眼含热泪的两孩子姜小波、姜小刚。大哥临终对我说：“母亲就靠你了！”我眼含热泪点头，眼看着我大哥“走”了！医院的医护人员，一伙又一伙进进出出，不停地对病危者进行人道的、象征性的打针抢救，我的脑子里是又悲痛，又紊乱成一团麻！

呜呼！大哥走完了这曲折短促的44年人生路 ！

大哥在11周岁（12虚岁）时死了爸爸，自己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在农田里磨盘滚打，养活母亲和三个小弟妹。16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祖国解放事业献身，在战争的死亡线上侥幸挺了过来 。在后来的时代“斗争”中，冤屈地背上了地主成分，又被冤屈地打成右派，受屈含冤，44岁进鬼门关！

大哥最孝顺母亲，最能帮助弟弟妹妹！大哥去世了，不久大嫂改嫁他人！二哥无能，二嫂不孝！这在战争年代送两个儿子参军的军属光荣的革命母亲！如今老态臃肿孤苦伶仃 ！幸亏老天眷顾，当年29岁即将成为寡妇的母亲，在痛苦中没按父亲临终遗言，把我这小儿子送给他人，否则……，我的眼泪滚滚流了下来！

感谢党中央打倒“四人帮”， 给大哥平反！恢复了大哥的党籍和干部身份（虽然去世）。党的政策挽救了大哥的两个儿子， 靠党的政策和自己努力他们考上了大、中专学校，走上工作岗位。大哥在阴间定会喜见文革结束、衷心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姜在灵: 中农变地主, 大哥被迫转业沦为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