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北大教授的退休发言：若真爱学术65岁前一定要抓紧研究和写作

本文为朱苏力教授于荣休仪式上的致辞，雅理读书感谢作者授权

从1978年入学算，我进北大法学院已经47年了；从92年留学回国任教算，也整33年了。感谢北大，感谢北大法学院，感谢和我一起我渡过这段岁月各位同事和朋友；尤其得感谢那些今天不在场的，教育、培养和陪伴过我的老师和同事。

我曾是文青，但骨子里是个理工男。只因文革，没读高中，1970年底不到16岁就当兵去了。在部队，训练和生产之余，我读“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也读李瑛的“这样的山才真正叫山”。无人指点，从繁忙艰苦军旅生活中，我居然发现了节奏和韵律，写作并发表了最早的诗歌（后来还被不知名者翻译后在《中国文学》法文版出版）。因炮兵测量，也学了些许三角几何，鬼使神差，多年后，也许数学多了几分，把我送进了北大。

最重要的，长期住在村里，战友也几乎全来自农村，我初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我至今热爱战友，关心军备。这与我的学术一直有关，从《送法下乡》《法律与文学》以及《大国宪制》的某些章节都可以看出。但这也注定了恢复高考后我只能考文科，不热爱，却也不得不接受法学。但对于一个认真的人，生活永远在当下；在生活中失去的，也会从生活收获。更重要的变量其实是时代的，近代以来一直持续的中国社会和知识体制的长时段变迁，最终促成并滋养了我的法学关注和研究。

我是幸运的，但也有遗憾。最大的是这几年来精力显著不如以前，一些计划好的事没做或没做完，很可能做不完了。

10年前，写文章，从早到晚10多个小时，吃饭都顾不上；躺床上看书直到凌晨1-2点是常规。如今备课、写文章最多两小时，注意力就开小差了，晚上10点半就犯困了。不全是唠叨，我其实更想明确告诉年轻同事和朋友，若真爱学术，65岁前一定要抓紧研究和写作。之前可没人给过我这类事非经过不知痛的告诫。

困兽犹斗，但我不会太强求。强扭的瓜不甜，强求有损学术。5月开会时，针对deepseek等人工智能体，我就说过，今后主要不靠翻书了，那种活，人工智能体更擅长。我会筛选一些现有的人工智能体还做不到的活：尽可能从历史和社会中的“草蛇灰线”中去展示那些乍一看很不合逻辑的制度谱系。

讲这点，不只是分享人生经验，其实更想与各位分享我对法学研究和教育前景的一些预判：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法学教育和研究面临重大变革。最大的变化可能是，诸多基于现有法律、判例和法学著述的综合整理分析概述的传统研究注定衰落，甚至可能出现学科知识的某种断裂。症候已经显著：各国各地图书馆门庭冷落，中外律所纷纷裁人，减少雇人。我想法院也会如此。

但更贴近我们的职业意味是，现有的着重强调资料占有、演绎推理和教义分析的法学教育和研究，很可能会像其他广义的文科一样，持续衰落。这势必要求我们的研究要转向更经验、更敏锐、更个体化的研究发现，其实就是创新。如果课前学生就能完全了解老师讲授的内容，甚至了解比老师还多，且过目不忘，你还怎么教？继续念教材或去年的讲义？或是添几个段子？要真正赢得学生和教职，你就必须转向，基于那些众所周知的材料，展示你独到的视角、发现和鞭辟入里且令人信服的分析，别开洞天。

我仍会努力，在我的余生。老兵不死，只是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