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天津街头出现了一幕极其怪诞的场景,一位瘫坐在轮椅上的老太,面目狰狞地对警察嘶吼,声称自己是在“执行正义”。
而在她周围,围观的市民和商家却拍手称快,甚至有人放起了鞭炮,仿佛在庆祝一场迟来的胜利,这个形容枯槁、脖子粗胖的老太太,就是杜大妈,一个在天津商家圈里被称为“碰瓷王”、“恶魔老太”的恐怖存在。
她的落网,宣告了一个长达数年的噩梦的终结,但这背后远非一个倚老卖老的故事那么简单,那么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究竟是如何建立起一套让无数商家闻风丧胆的犯罪体系的?
碰瓷界的商业奇才
杜大妈的“成功”,并非偶然或胡乱行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商业手段,她有一套非常清晰且精准的操作流程,专门挑选那些注重品牌声誉、怕影响生意的商家作为目标。
她从不去街边的小摊,而是瞄准那些大品牌、大商场、连锁药店和知名饭店,这些商家往往更在意自己的形象,宁愿花钱解决麻烦,也不愿意闹出乱子来影响顾客的印象。
而杜大妈正是抓住了这一点,精准地在这些商家身上动了手脚,杜大妈的“定价策略”极其高明,她每次勒索的金额通常在三千元左右,有时会增加到五千元,但始终保持在民事纠纷的范围内。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民事纠纷金额通常不会立案成刑事案件,正是这样,她在这条灰色地带游走了十多年,不仅能反复进行勒索,还能避免过度挑衅而导致的法律追责,她的“定价”精确到位,让她在灰色地带游刃有余。
她在选择时机方面也非常精明,杜大妈偏爱在节假日和黄金周这些客流量极大的时段进行勒索,2018年12月31日,大家都忙着准备迎接新年,她却选择这一天再次出现在某超市,成功讹诈了三千元。
杜大妈对于时机的把握总是恰到好处,她知道这些时候商家忙于迎接大客流,往往会因忙碌而忽视一些小细节,更容易妥协,宁愿花钱解决麻烦也不愿引起更大风波。
杜大妈的“商业模式”并非单纯依赖勒索和威胁,背后有一套非常独特的“核心技术”,她巧妙地利用社会对老年人和病患的同情心理,将这些因素转化为自己的攻击工具。
杜大妈常年依赖轮椅,并声称自己患有多种疾病,这些“身份标签”让她在与商家的对抗中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每当她出现在商店,杜大妈便会迅速进入“战斗模式”,她不惜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哭喊叫骂,声音尖锐刺耳,足以让商场的每个角落都感到不安,而她的目标是通过制造极端混乱,迫使商家屈服。
为了加大威胁,她不仅会干扰其他顾客进店,还会肆意破坏商品陈列,甚至有时当众大小便,用极其恶心的方式来施压,她知道这样的行为不仅会引起商家和顾客的极大不适,也能激起商家的恐慌,促使他们迅速妥协。
商家们对于杜大妈的恐惧,不仅来自她的行为本身,还因为他们清楚,一旦她“出事”,自己就会面临巨大的责任。
而执法人员也常常对她“敬而远之”,因为一旦过度干预,可能会引发她身体上的“意外”,引发更严重的后果,这种“怕出事”的心理成为了杜大妈最强的武器,她深知如何利用社会对她的怜悯,获取自己想要的利益。
更令人吃惊的是,杜大妈对法律的运用也非常精通,她并非无知,相反,她非常清楚法律的漏洞。
她不仅在行为上不知悔改,甚至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借口”,她坚信自己是在“打假”,是在为消费者维权。
通过这种自我心理构建,她完全摆脱了道德上的负罪感,始终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这种思维方式让她在进行勒索时毫不犹豫,甚至会做得更加极端。
从“个体户”到“家族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杜大妈的“碰瓷”行为,并没有止步于个人的单打独斗,随着时间推移,她逐渐将这一非法行为发展成了一个家庭式的“家族企业”。
在她的带领下,这个小团伙形成了一套精密的分工体系,各成员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使得她的“作案”效率和威胁性大大提升。
杜大妈的儿子是这个团伙的“市场调研员”,他负责在各大商场、超市中暗中观察,筛选那些看起来容易下手的商家。
作为儿子,他熟悉家族的运作方式,知道哪些地方最有可能发生漏洞和疏忽,哪些商家因生意好、名声大,容易在面对突发事件时选择忍气吞声。
锁定目标后,儿媳则立刻进入“取证”模式,拿出手机开始录像,这段不仅仅是为了记录发生的事件,更是为了制造谈判时的“证据”,以便后续勒索时能对商家形成更强的心理压力。
当一切准备就绪,杜大妈便是“压轴登场”的主角,坐着轮椅,杜大妈熟练地上演着她那一套早已练习多遍的剧本。
她撒泼打滚,哭天喊地,制造出极大的骚动和混乱,每一场演出,都让商家在无法承受的压力下选择妥协,给她一定数额的赔偿,以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
这个团队的合作使得他们的“作案”效率极大提高,不再是单纯的“碰瓷”行为,而是形成了一个有章可循的产业链式犯罪。
根据统计,杜大妈一家人每年通过这一手段的收入超过十万元,并且随着“生意”的扩大,家里也开始添置贵重物品,生活水平逐渐提高。
这种“家庭式”产业化的违法行为不仅影响了商家的经营,也让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受到了严重冲击。
商家联合反击
杜大妈的“碰瓷”模式,经过多年的运作,终于迎来了她体系的崩溃,尽管她和家人已经将这种行为发展成了有组织、分工明确的犯罪产业,但也难免遭遇到“硬骨头”商家的反抗,这让她的“事业”开始出现裂痕。
第一次她遇到强硬商家,是在一家理发店,杜大妈声称理发剪到肉,要求赔偿,但理发店老板态度异常坚决,表示宁愿关门也不赔偿。
她花了很长时间在店内闹腾,但商家不为所动,最终她只得无功而返,这次失败,给她的“碰瓷”生涯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接着,她又在一家高档餐厅制造事端,声称在鱼子酱中吃到玻璃渣,可是这次餐厅并没有慌乱,而是立刻请来了专家进行鉴定,当场戳破了她的谎言,这让她在消费者面前丢尽了脸。
这些个别商家的反抗,逐渐点燃了更多商家的反击意识,一些商家开始建立防御网络,他们在员工群里共享杜大妈的照片,彼此警惕,互相提醒。
有的商家在杜大妈靠近时,立刻拉下卷帘门,避开她的“骚扰”,甚至浙江丽水的商会组织了多个受害商家,公开将杜大妈围堵在街头,强迫她签下保证书,承诺不再骚扰丽水的商家。
商家的反抗让杜大妈的“作案空间”大大缩小,增加了她的“经营成本”,她开始遭遇越来越多的困境。
可最终致命的打击来自一家连锁药店,这家药店没有单独应对每一次勒索,而是联合了多个分店,将杜大妈多次敲诈的证据整合在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证据链。
通过向警方提供这些证据,商家成功将案件从“民事纠纷”升级为“刑事敲诈勒索”案件,给警方提供了坚实的执法依据。
经过三个月的秘密侦查,警方终于成功抓获杜大妈,将她依法处理,这起案件不仅是杜大妈个人“碰瓷”行为的终结,也让其他商家看到了反击的希望,打破了她在商界的恐惧威慑。
参考信息:
新京报《天津杜大娘的“碰瓷”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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