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大一统皇权主义的思维方式

刘彻的皇权主义有一套构建体系的思维框架，即“大一统”逻辑程式。他学习儒家经典，道德从《诗经》开始。《诗·小雅·北山》曰：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种宏大的政治格局，从少年时代就激励着刘彻，成为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易·师卦》也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把“君命”与“国—家”概念联系在一起，道理逐渐清晰起来。自然，这种天下观与“余一人”观念的契合是非常自然的。随着董仲舒用这一观念讲解《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的意义，“大一统”理论在刘彻心目中就进一步突出、清晰了。

刘彻还注意从汉初黄老之学基础上，融会诸子百家方法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不仅强调“记性”和“知性”，更提倡“悟性”，让人们透过表象领会、把握、洞察思维的对象，使主体与客体、客体与客体之间相互沟通、联系、渗透、转移和置换。刘彻善“悟”，他对秦代专用法家和汉初专用黄老道家以及早期儒学都不满意——“大一统”逻辑体系来自“百端之学”，刘彻主张对它们“穷微阐奥”，兼容并包。汉武帝时代方法论思想超越学术派别的畛域走向混一、融合。“本霸王道杂之”命题综合了传统方法论的主要范畴。

1.《易》学思维方式

《易》是古老的智慧，也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易》原是一种占筮方法，用卦爻的排列组合预测、判断事物运动变化。《易》最初是三爻，《周易》演变出六爻、重卦。《易》理体现在卦象和卦爻辞里，既有辩证思维，也保留了原始的整体形象思维的内容。在《周易》占筮的思维状态中，抽象与具象、理性与悟性、形象与意象、显意识与潜意识等精神活动，意识的流动、串联、跳跃、沟通非常活跃，《周易》占筮的思维形式称“直观抽象”，是中国式的“模糊数学”。从《周易》占筮中可以找到中国古代理性和抽象思维的独特轨迹——它尚未与原始思维彻底分离、脱胎、剥离出来，而又“特化”发展，走上了“东方神秘主义”的方向。晁错从济南伏生学《尚书》，主张太子读经要结合诸子传说，弄懂“数术”。“数术”就是把君道范畴代入《周易》的逻辑程式中运筹演算，作“定量化”计算和思考，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数学”。譬如《管子》论君道的运算：

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

这里“王霸道”运算的“筹”，就是《周易》蓍中的阳爻和阴爻。把阴爻、阳爻代入“君道”运算：“礼—乐”属“阳”，“兵—刑”属“阴”。“王道”的特征是“尽阳”，“霸道”是“一阴二阳”；主要靠诈力是“一阳二阴”；完全依赖诈力是“尽阴”。阴盛阳衰，非危即亡。君道不同，权力形态就有所不同。数术思维也是“大一统”模式的基本方法论工具。

2.道家思维方式

汉初道家是“显学”。刘彻精读过《道德经》。道论通《易》，“道术”专讲阴阳《易》理：“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霸道”并非致治，“成霸”不过是“辅王”，可以过渡到“王道”。反之，行“霸道”不当也会逆转而致危亡。“强兵”的前提是“富国”。《管子·重令》：“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按照《周易》和“道”论思考，强弱、盛衰、兴亡可以转化。秦以暴力制天下是“尽阴”。稳定的治道不能用“尽阴”之数。“霸王道杂之”讲“义利”的均衡：

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如此说来，礼乐兵刑赋税之数量、规模与国家的强弱兴衰有直接关系。

老子的方法是“守一·观复”，主张低姿态，保持潜在活力，执一守要，不离大道，静观物极而返，心里清楚，外表糊涂，不为外物表象迷惑等。“本霸王道杂之”的“本”，初文是指树木的根和主干，引申为本位、主体等观念，在君道观里是指君主自己，也引申为天下、国家、社稷。老子的“本”是主客体混沌未分的宇宙本体：“天”“自然”“道”“一”“我”“余一人”等。刘彻借用“泰一神”概念，把主体性观念统统归入“泰（太）一”范畴，创造了有为多欲的“大一统”理论。

3.儒家思维方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老子读《易》领悟的大道运行轨迹，也展示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发展的轨迹。老子、孔子、墨子等学派都从《易》理出发，开拓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管子·乘马》专讲运用筹码计算，关于“君道”是这样计算的：

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

“无为”是譬若北辰的“帝道”，是道家政治；“为而无以为”与“知其不可而为之”相近，指儒家主张的“王道”“德政”；“为而不贵”的“不贵”与墨家“大简约而慢差等”相近，指代天子力政的“霸道”。

孔子的方法是“叩二·执中”。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把握事物最准确的方法，就是认识它的两极。认识了它的两极，也就找到了把握该事物的均衡点。这就是所谓“允执其中”。孔子关注人与人关系的稳定结构，注意人为的调节控制作用，保持事物运动的适度性、均衡性、稳定性，使之控制在“过—不及”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庸常的状态。他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学说的“体”是内“仁”外“礼”。所谓“仁者，人也”，“仁”从“人”从“二”，就是维持人与人之间的适度关系。孔子“吾道一以贯之”，不同于道家的“一”，方法就是“叩二·执中”：“体”分“本末”，“道”有大小，“道生德”，德分君臣、父子，“内”讲“仁”，“外”讲“礼”，有“质”有“文”，“内圣外王”。儒家“为而无以为”式的“有为”，甚至明“知其不可而为之”。“儒分为八”：思孟学派向“内”，发展“里仁”的心学；荀子转向“外”，发展了“隆礼重法”的“礼”学，开辟了通向后期法家的道路。刘彻的“有为”“尚文”等受到儒家各派影响。

4.墨家思维方式

墨子的思维方式是“兼三尽用”。墨子把主体、工具、客体划分为“三”，主张穷尽全部知识。刘彻“本霸王道杂之”的综合方式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关。墨子认为“外王”不是空谈，而是分门别类的学问。墨子的“三表法”将哲学、科学、技术三方面，从思维功能上概括为“本·原·用”，从认知结构上分为“体·分·尽”。墨子视道家理论为“一”，儒家理论为“二”，墨学本身为“三”，其知识结构涵盖儒道。由分而合，重新向综合方向发展。譬如，“墨离为三”，《墨子·非命》上、中、下三篇对“三表法”的“本·原·用”三个逻辑项的理解就有所不同。

“霸王道杂之”的“杂”，就来源于墨子的“兼”。什么是“杂”呢？杂的本义是许多鸟落于同一棵树的树枝上。引申为会集、集合、综合。《吕氏春秋·不二》说墨子“尚兼”。“兼异同”就是把不同的事物按照同一个心统一起来的综合思想方法。这是墨子从几何作圆的方法中抽象出来的。圆心相当于“体”（本），各个半径不同的圆相当于“分”，所有圆有一个共同点：“一中（圆心）同长（半径）”。舍弃半径差别，就得到了所有圆的共性；保留圆的不同半径，就是道的“尽”和“用”。墨子由此抽象出了“兼异同”的思想——不包含“异”的同只是个别的“同”，而包含“异”和“同”的同具有普遍性，叫作“大同”。所以，“兼”是墨学兼同异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价值与方法综合于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之中。儒家《礼记·礼运》的“大同”说，就源于墨子的“尚同”说。公孙弘学《春秋杂说》的“杂”就来自墨辩逻辑体系的“尚兼”和“尚同”。刘彻“本霸王道杂之”的“杂”吸收了墨子“兼”的方法论思想。

5.阴阳—五行思维方式

邹衍发展了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把“道—阴阳”学说与“五行—五德”说结合为阴阳五行学说，把儒、道、墨三家的行为思想主体设计成“大圣”。原来阴阳说与五行说是两种学说。战国稷下学者环渊用老子的《道德经》的阴阳说解释《周易》，用这种哲学思想说明事物沿着时间轴往复变化的规律，创造了“道—阴阳”学说；邹衍先创造了“五行相生”说，又创造了“五行相胜”说，说明事物不仅具有结构有序性，还有过程的有序性。他把“道—阴阳”学说与“五行生—胜”说结合起来，说明事物的空间结构与变化过程两方面可以相互转化。邹衍把大道的运行与五行、五方、五德、五音、五味……的内在结构综合起来：天道运行有阴—阳、往—复、涨—落、消—息。邹衍受道—阴阳学说的启发并结合战国“天学”成就，创造了“天人感应”学说。到了邹衍，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已经完成了由分析到综合的完整过程，中国式的普遍联系思维体系也就到了应该总结的时代了。

6.“大一统”的综合思维方式

刘彻“究天人之际”的方法论吸收了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引申出来的“天人感应”论，此说可以上溯至稷下学。稷下先生“谈天衍”邹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一统”的思想家。《管子·五行篇》提出：

一者，本也；二者，器也；三者，充也；治者，四也；教者，五也；守者，六也；立者，七也；前者，八也；终者，九也。十者，然后具五官于六府也，五声于六律也。六月日至，是故人有六多，六多所以街天地也。天道以九制，地理以八制，人道以六制。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总一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为明天子……

邹衍为构建无所不包的宇宙图式，制造了“天人合一”的逻辑构架。刘彻的“内圣外王”观都是依傍着邹衍的“天人感应”学说树立起来的，他的“大一统”思想也来源于“谈天衍”邹衍的理论体系：“充”即“统”，将宇宙视为囊括天、地、人在古往今来运动过程中（即“终始”）的统一整体。他把老子的道生一、二、三，阴阳生万物的“大道”合而为一，将“三充”总为“一统”。天道为阳，地道为阴，天覆地载而生万物，父母构精而生人。八、九为数术之终始，大道分裂“吾观其复”总归还得统一：“以总一统，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这正是《周礼》的模式。董仲舒把“天道”“地道”“人道”（黄帝学派的人体理论）统统附会进来。

《春秋公羊传》最重“书元年”，开章明义揭出本旨：“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把上述“内圣外王”的各种“数术”尽数囊括其中。总之，刘彻吸收诸子百家的方法论工具，是为了创造他的“大一统”理论。

由于刘彻抛弃了荀子“天人相分”的观点，而采用了思孟派邹衍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构筑“大一统”宇宙图式，结果导致西汉宗教化运动无法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划分开来。这是儒学终于未形成宗教的方法论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