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柏林冬天,中国驻德使馆的招待会上,张道藩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和蒋碧薇。
他盯着蒋碧薇穿旗袍的背影看了半分钟,端着酒杯走过去,
开口先跟徐悲鸿碰杯,眼睛却没离开过旁边站着的女人。
他早听说徐悲鸿和蒋碧薇没正式结婚,是偷偷跑出来的,心里便有了计较。
等徐悲鸿说起自己搞的"天狗会",张道藩立刻接话,
说自己在伦敦也组织过艺术沙龙,非要加入,还当场认了徐悲鸿做"二哥",自封"三弟"。
从那以后,每周都带些新出的艺术品书籍来,往徐悲鸿画室一坐就是大半天。
话不多,眼睛却总往蒋碧薇那边瞟,
看她给徐悲鸿研墨时手腕怎么转,听她跟佣人说话时带点江南口音的德语。
蒋碧薇那时候刚到国外,人生地不熟,看这个"三弟"文质彬彬的,
说话做事都透着客气,倒真觉得在异乡多了个能说上话的人,心里渐渐暖起来。
她不知道,张道藩每次来之前都要在使馆门口站十分钟,
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确认袖扣没歪才进门,他要的就是这份"自然而然"的亲近。
1922年巴黎的雪下得紧。
蒋碧薇裹紧大衣站在塞纳河畔,徐悲鸿一早就去了蒙帕纳斯画室,说要跟毕加索讨论新派画法。
她对着河面呵出白气,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
回头看见张道藩揣着手站在雪地里,呢子大衣领子立得很高。
"徐二哥让我送本画册过来。"他从帆布包里掏书时,手指被冻得发红,"没想到你会在这里。"
两人沿着河岸走,积雪在脚下咯吱响。
张道藩听她讲巴黎女人的帽子款式,讲徐悲鸿新收的学生多调皮,
偶尔应一句"是吗",眼睛却盯着她被风吹乱的鬓发。
走到桥头时雪下得更大,一片雪花落在蒋碧薇肩头,张道藩抬手想拂,
指尖快碰到衣料又猛地顿住,转而拢了拢自己的围巾,"天冷,早点回去吧。"
蒋碧薇点头道谢,看着他转身走进风雪里的背影,
忽然觉得这个总说自己是"三弟"的男人,比那个整天谈论艺术的丈夫更懂得沉默的重量。
只是那时蒋碧薇还不知道,这场雪地里的沉默陪伴,
原是他二十年棋局里最温柔的一步,温柔到让她忘了看棋盘外的刀光。
1926年的巴黎春天,塞纳河的水还带着凉意,
张道藩听说徐悲鸿常泡在蒙帕纳斯画室,连蒋碧薇的生日都忘了。
他当晚就写了封信,问“二哥二嫂近来可好”,信里夹了片枫丹白露的梧桐叶。
蒋碧薇的回信很短,只说“一切如常,勿念”,
但墨迹在“常”字上洇了个小圈,张道藩对着灯光看了半宿,第二天开始频繁去信。
那些信写得极有分寸,谈塞尚的苹果该怎么调色,说卢浮宫的雕塑哪尊睫毛最生动,
偶尔提一句“听闻二哥新收了女弟子”,
却总在结尾补上“碧薇你素来聪慧,定能体谅艺术家的专注”。
他算准了蒋碧薇的骄傲,从不直接戳破她的落寞,只往她空荡的生活里填些无关痛痒的碎絮。
同年秋天,张道藩收到国内电报,说家族已为他订下法国女子苏珊的婚事。
他去见苏珊时穿了新定制的西装,拍照时嘴角扯出标准的笑。
婚礼前一夜,他在租住的阁楼里给蒋碧薇写了封长信,
钢笔尖划破纸页:“我非无情,只是责任难负。
碧薇,你信中说‘巴黎的雨比柏林冷’,我读了三遍。此生若有机会,定不让你再独自撑伞。”
信寄出去的第二天,他和苏珊在巴黎市政厅登记。
牧师问“是否愿意”时,他想起蒋碧薇那封洇了墨的回信,喉结动了动,说“愿意”。
当晚他把蒋碧薇所有的信都仔细收进红木书箱底层,
和他在柏林买的那本《欧洲艺术史》放在一起,
书里夹着他初见蒋碧薇时,偷偷从使馆招待会上捡的半片玫瑰花瓣。
1931年春天,巴黎的梧桐刚抽出新叶,
张道藩从领事馆朋友那里听说,徐悲鸿最近总往蒋碧薇住处跑,连画展应酬都推了。
他捏着酒杯的手指突然收紧,酒液晃出杯沿,原来那些深夜写就的信,
那些塞纳河畔的沉默陪伴,那些故意在徐悲鸿画展上“偶遇”蒋碧薇的精心设计,
终究没能等来预想中的裂痕。
那天晚上,张道藩没去赴苏珊的家庭晚宴,独自在塞纳河边坐了整夜。
河水涨潮时打湿了他的皮鞋,晨雾漫上来时,他看着远处埃菲尔铁塔的轮廓,突然笑出声来。
原来他等的从来不是蒋碧薇的爱,而是徐悲鸿的“犯错”,
等那个男人像丢弃废纸一样丢掉她时,他好以“拯救者”的姿态,捡起这枚被弃的棋子。
1937年的南京城,警报声比教堂钟声还密集。
徐悲鸿带着学生孙多慈在广西写生的消息,像颗哑弹在蒋碧薇心里炸开,
她守着空荡荡的画室,听着窗外炮弹落进长江的闷响,连佣人都劝她“夫人,去重庆吧”。
这时的张道藩早已不是巴黎阁楼里那个给她写情书的穷学生了,
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坐在国民党宣传部的办公室里,
电话里对副官说“把南京傅厚岗那栋小楼看好,
别让流兵占了”,末了又补一句“去接蒋夫人和孩子,就说南京不安全”。
蒋碧薇抱着装着徐悲鸿画作的木箱踏上重庆码头时,张道藩的车已经等在路边。
他没穿军装,穿了件灰色长衫,亲自给她开车门,说“委屈你们了,先住我安排的地方”。
那住处是两进的小院,带个种着腊梅的天井,
副官每天来汇报“张部长在部里开会”,却总在晚饭时分提着食盒出现在门口。
他帮她处理徐悲鸿留在南京的房产纠纷,给孩子找重庆最好的学校,
连佣人买菜被宪兵刁难,都是他一个电话过去就解决。
蒋碧薇看着他坐在沙发上看文件的侧影,突然想起二十年前柏林那个说“我叫张道藩,
想加入天狗会”的年轻人,只是如今他手腕上的金表比当年的钢笔更晃眼,
连咳嗽声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1940年8月19日下午,防空警报撕心裂肺地响起来时,张道藩正在宣传部开例会。
他抓起帽子就往外跑,司机把车开得像要飞起来,轮胎碾过碎石子溅起火星。
蒋碧薇抱着儿子缩在防空洞门口,脸色白得像张宣纸,看见他冲过来,突然就软了腿。
张道藩没说话,只是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裹在她身上,
手指碰到她冰冷的耳垂时,她听见他喘着气说“别怕,我在”。
那一刻重庆的雾好像散了点,蒋碧薇望着他被硝烟熏黑的领口,
突然觉得这十几年的等待,或许真的要结束了。
1945年深秋,离婚协议签完字那天,
蒋碧薇把徐悲鸿最后一幅未完成的油画收进木箱,张道藩的黑色轿车就等在法院门口。
他替她拉开车门时,手指擦过她手腕,说“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他下班总带着烫好的桂花糕,坐在沙发上听她讲整理画作的琐事,
目光却像网一样罩着她,她翻书时他盯着她的手指,她哼曲子时他盯着她的嘴唇,
连佣人端茶进来,他都会突然说“碧薇最近喜欢喝龙井”,话里带着不容置疑的熟稔。
周末去歌乐山散步,他走在她左边,遇到熟人就说“这是蒋女士”,
却在没人的转角突然攥住她的手,力道大得让她蹙眉,“碧薇,你终于是我的了”。
语气里没有温柔,只有下棋人吃掉对方老将时的那种笃定,
好像这二十多年的等待,不是等一个爱人,是等一枚终于落进自己棋盘的子。
1958年台北的深夜,张道藩坐在蒋碧薇对面,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沿。
他刚从“行政院”回来,公文包还放在玄关,呢子大衣上沾着松山机场的雾水。
“碧薇,”他开口时声音很低,“苏珊年纪大了,孩子们在法国也需要父亲照拂。”
蒋碧薇手里的青瓷茶杯“咔嗒”磕在桌面,茶水溅出几滴在她米白色旗袍上,像突然绽开的霉斑。
她盯着他看了半分钟,客厅里老式挂钟的滴答声格外刺耳
。“所以呢?”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我们这八年算什么?那些在重庆防空洞里你说的‘别怕’,在南京老宅你写的‘此生不负’,都是假的?”
张道藩的头垂得更低,灯光照在他稀疏的发顶上,映出几缕白霜。“我会给你另外找房子,”
他避开她的眼睛,“离我住处近一点,佣人照旧伺候,只是…只是苏珊她们来了,不方便。”
蒋碧薇突然笑出声来,笑声在空荡的客厅里撞得人耳朵疼。
她想起1945年他帮她搬离徐悲鸿住处时,说“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想起1949年逃亡船上,他把唯一的救生衣塞给她,说“碧薇你活着,我才有意义”。
原来所谓“意义”,不过是他权力棋局里的一步闲棋,苏珊和孩子是“正厅”的体面,
她是“偏厅”的点缀,如今棋局到了终盘,偏厅的摆设自然该挪到仓库里去。
她没再追问,只是慢慢站起身,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台北的雨正下得绵密,把远处的总统府灯火晕成一片模糊的光斑。
“张道藩,”她轻声说,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
“二十二年了,我以为自己是赢了棋局的人,原来不过是你随手放在棋盘外的那颗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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