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David Baltimore：一位全能型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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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注：9月8日）在参加三位国外资深教授报告会上，看到朋友转发的David Baltimore去世的消息。之后一直忙，包括出席款待三位非华裔教授的晚餐。我有冲动，想记录一下我有幸与Baltimore的几次直接或近距离接触，包括差一点去他的实验室做博士后（1990年）。

1989年底，我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HU）与博士导师Tom Kelly的一篇文章在Cell发表（我的首秀；只有两位作者）。这样的成果，在4年级的博士生中少见（尤其是外国学生），我也获得去世界顶尖实验室做博士后的资格。我的博士论文和Cell论文是关于人类细胞内DNA 复制的调控和生化机理。

我有兴趣做博士后时扩充或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系里一位助理教授Steve Desiderio，建议我做DNA重组（DNA Recombination），比如V(D)J重组问题。Steve 也是Kelly 实验室的博士生（JHU 傲娇的MD/PhD)，之后到David Baltimore所在的MIT/Whitehead Institute实验室做博后时，开始做V(D)J重组和B 细胞发育方面的研究。Steve强烈推荐我选David Baltimore做导师，从事V(D)J重组研究。当时Steve对我说，“要想在科研上取得成功，那就必须在对的时间，和对的人一起做对的事”（ to be successful，you have to do the right thing at right time, with right people）。

有关对的时间。1989年，Baltimore 实验室两名研究生David Schatz和Margie Oettinger，用分子遗传学的方法克隆了RAG1和RAG2，文章发表在Cell (我的Cell文章一月之后）。这个里程碑式的工作开创了许多新的机遇，包括in vitro（在试管里）建立VDJ重组模式，以发现鉴定各种此过程需要的蛋白。

我决定选此方面开展我的博后研究。1990年初，我给David Baltimore写了一封长信，阐述了我的想法和研究计划。很快，我就收到了他的秘书打到实验室的电话，邀请我去MIT/Whiltehead面试。我自费去了Boston，见到了Margie和几位博士后，也与David Baltimore谈了一个多小时。一周后，我收到他的信表示接受，他说1991年起实验室有空位（当时他实验室有20-30个学生和博后），但应该立即开始申请fellowship。我非常开心，记得当时我与室友开玩笑，称将离开Baltimore（城市），到Baltimore（实验室）去。

但数周之后，他的私人秘书与我联系，让我安排与他直接通话。David 直接了当地告诉我，他将于7月1日上任他母校Rockefeller大学校长。虽然破天荒地允许他继续有一个实验室，但人员不得超过10人。他将聚焦在NF-kB 和HIV 方面的病毒和免疫研究，不再继续VDJ重组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应该找其他实验室。就这样，我错过成为他直接弟子的机遇。

在NIH做博士后的3年中，我无意中进入干细胞研究领域。1994年，我也阴错阳差地进了Irv Weissman、David Baltimore、Lee Hood和Mike McCure等（均为免疫学家）创办的公司Systemix，它是世界首家干细胞公司。作为公司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David Baltimore 每年到公司来2-3次，听取科学家们汇报，支持公司长线投资R&D。记得会上他经常闭着眼晴，不知道他是否在小睡。但经常他突然睁开眼睛，提出犀利的问题。我是领教了他的sharp（敏锐）。但与公司管理层的互动中（主要是投资人和管理者），他的谈吐也非常出色，颇具智慧和人格魅力。

之后再见到他，已是2016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生命科学家大会。David Baltimore 与饶子和、陈竺作为共同主席，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生物学家大会。我和David 的博士后松阳洲（中山大学教授）组织和举办基因编辑的分论坛，讲者均为此新兴热门领域的佼佼者（图2）。

图2 世界生命科学家大会，图片来自周学迅

事实上，David Baltimore 的另一过人之处，是他实验室走出了众多的杰出科学家。我认识他的华人弟子中，除松阳洲外还有任瑞宝、程根宏、徐洋、罗文革、杨莉莉（现UCLA教授）等。我也有幸与他的两位MD/PhD学生：George Daley（现任HMS 院长）和Matt Proteus （Stanford知名教授），共同发表过有影响的文章。

图3 Baltimore和他的太太Alice Huang教授，图片来自程临钊

最后一次见到 David Baltimore （和他的太太 Alice Huang 教授， JHU 博士）是 2018 年 11 月在巴尔的摩市（图 3 ）。他们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参加前博士后 Steve Desiderio 的退休仪式和学术交流会，可见他们对弟子的关怀不遗余力。

图4 巴尔的摩实验室学术家谱图

此事也呈现了David Baltimore 为什么是现代生命科学领域最成功的导师。2018年，有人总结了他的弟子图（图4）。

David Baltimore 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也是在美国和全世界科学界广为传颂。除了创立和领导顶尖的Whitehead Institute （开创了附属著名大学的独立研究所的先河），他做了两所知名大学的校长（Rockefeller和Caltech)，还担任过AAAS的主席, 在多个科学家发起的重要组织中发挥了关键和有历史影响的作用。

最后，套用林语堂对全能的苏东坡的评价“the gay genius”（快乐的天才）, 我称David Baltimore为“a pluripotent genius”（全能型的天才）.

这两天，我罕见地写下许多文字，缅怀这位多能的顶尖科学家、诺奖得主，他是一位有原则的学者、伟大的导师、富有远见的智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和实践者（a principled scholar, a great mentor, a great visionary, and a great leader & practitioner）。

愿David Baltimore RIP！

作者简介

程临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生命科学与医学部首任部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1985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分子生物与遗传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先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两家干细胞生物科技公司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从事科研工作，曾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教授、血液科副主任及Lucas Lynn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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