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面来风】资本收割方式的迭代；米莱遭遇重创，能不能顺利过关

资本收割方式的迭代

从80后、90后的房贷车贷，到95后、00后的精品咖啡、IP文化溢价，资本收割的方式在变，但底层逻辑始终如一：引导人们将资源投向消费而非生产，用于即时满足而非长期积累。

近几年，资本目睹着年轻人的消费重心从“拥有”一步步转向“体验”。旅行、看展、小众餐厅、情绪疗愈……这些“生活方式型消费”成为主流。

它们被赋予意义、被美化、被视为自我投资或精神富足的象征。但本质上，大多数体验仍是单向支出——钱花出去了，但难以形成可积累的资产。

更值得警惕的是，生产和消费的边界也正在被日益模糊。

在人人都可以拥有一个“IP梦”的自媒体时代，我们将写文章、拍视频、做播客视为“内容创作”，误以为自己在参与价值生产。

但现实是，绝大多数的个体创作者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变现。我们的创作更多是出于热爱、表达欲或者是社交认同，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情感驱动的消费——投入时间、精力、金钱，换取流量、点赞和短暂的被看见感。

因此，不买房、不买车、不生小孩，或许并不意味着挣脱了资本逻辑。资本的高明之处在于将消费重塑为自由，把负债包装成生活美学。

从前是“你值得拥有”，如今是“你要活出自我”；从前是分期买包，现在是出行打卡、熬夜剪辑、为虚拟的认同买单。形式变了，但逻辑没变：让我们不断地支出，却难有积累，用时间负债，把我们困在原地。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每一代人都会遭遇属于自己的“资本主义剧本”。上一辈为一套房耗尽一生，这一代为一场旅行刷爆信用卡；从前是“成家立业”，如今是“自我实现”——名字不同，本质相似：我们总在被某种叙事说服着，把欲望当作自由，把消费当作选择。

但真正的智慧，倒也不在于拒绝所有的消费，更不在于标榜清苦，而在于清醒地自我认知：我究竟想要什么，又愿意为什么而付出。

是想要被镜头记录的瞬间，还是真正丰盈的内心生活；是渴望被看见的热闹，还是可持续的自我成长……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精心拍摄生活，在深夜为流量焦虑，是否意识到，那些被消耗的时间与心力，本可以流向更有价值积累的地方。

认清自己的价值排序，不是要否定感受，而是拒绝被困在被定义的身份里。

你可以喝咖啡、看展、当博主，但前提是你清楚——这是你主动的选择，而非被算法和广告植入的“应该”，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刘知趣《 普通人为什么很难变有钱？ 》 ）。

米莱遭遇重创 ，能不能顺利过关？

改革从来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的，这一次，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省级选举结果，再次让阿根廷的政治气氛紧张起来。

这次选举被认为是对总统米莱及其自由派政党支持度的一次重要检验，虽然我和很多读者都支持米莱，但结果很遗憾。米莱的政党惨败，仅获得约三成选票，而庇隆主义阵营下的“祖国力量”则大获全胜，以超过47%的支持率领先自由派整整13个百分点。

这个结果在阿根廷政坛也引起轩然大波。

布省在阿根廷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聚集了大量工业、金融和商业资源，而且人口占全国约四成，是选举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州份。

正因为如此，布省的选举结果常被视为全国政治风向标，这一次的结果更是对米莱和他的改革路线都是一次严峻考验。

米莱在选举后自己也承认，这是一场沉重的失败，但他依然坚持改革路线。他表示，财政紧缩、削减公共开支和去管制的自由化改革仍将继续推进，这是他实现阿根廷经济长期健康的核心策略。

但是现实非常残酷，庇隆主义的强势回归，让自由派的改革之路充满阻力。

特别是即将到来的十月全国中期选举，如果自由派再遭受挫败，米莱在国会的执政基础将更加薄弱。

他的改革计划很可能需要妥协或延缓，尤其是在社会福利、养老金和公共支出领域，几乎不可能轻易推进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张是之《 米莱遭遇重创，改革再遇变数 》）。

需要摆脱不断“刺激”经济的传统思维定式

当前民间消费需求疲软，很多领域产能过剩，企业销售困难：消费率严重过低，投资率仍然过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改善民生的政策和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摆在首位。只想靠增发信贷、货币刺激把投资和短期增长拉起来，不但徒劳无益，而且会加剧结构失衡。

实行结构性货币和信贷政策本意是想支持实体经济、改善小微企业融资条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但因为很多体制和政策问题没有解决，这样的结构性政策往往流于形式，难以落到实处。例如，大银行给小企业贷款，信息不对称，风险大，只能提高利率以对冲风险。加上如果总想支持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不到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就必然导致不平等的融资条件。这些问题需要改革金融体制和银行管理制度，反思和清理各项政策，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们国家金融市场没有放开，主体都是国有大银行，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很难进入，这导致了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民企和小企业数量众多，但并不必然意味着贷款高风险。有大量民企、小企业经营是相当好的。但大银行很难辨别谁的风险高，谁的风险低，要是不加区别地扩大对小企业贷款，就会导致高风险。

而草根型的小型民间金融机构比较容易获得当地小企业的信用信息，也就能够降低贷款风险。但这些机构受到某些体制和政策限制，发展不起来。现在有了互联网金融，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更有效降低对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贷款难问题，但它们业务范围有待拓展，平台企业的贷款利率也有待规范，应有一个合理限度。民企和小企业贷款总体上还是相对困难。

解决这个问题，只靠行政考核结构性贷款指标不行，还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推动改革，建立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监管部门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只靠事前限制进入、设置很高的进入门槛和过多的其他限制，重点要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做好事中事后的金融监管。

我历来不赞成刺激消费的提法。老百姓只要有消费能力，还用别人刺激吗？他们无力消费或者不敢消费，是因为面临重大压力和风险。不解决这些问题，刺激起来的消费也不可持续。现在急需的是把失业保险做好，对失业保险暂时覆盖不了的失业者，要把失业救济做好。还有城镇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保障，都需要尽快扩大覆盖。

政府要承担责任。这种普惠型的公共服务政策要比政府到处找投资项目借钱投资，或者搞这个刺激、那个补贴等等特惠型政策，对拉动需求会有效得多（ 王小鲁《 需要摆脱不断“刺激”经济的传统思维定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