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被俘却免于改造的国军将领，曾力挫七大元帅，陈毅视为座上宾

在解放战争的俘虏营中，有一个人的待遇格外特殊。

同样是国军高级将领，康泽被送进功德林改造15年，郭勋祺却被刘伯承、陈毅奉为座上宾。

1935年1月28日凌晨，贵州土城，细雨蒙蒙，寒风刺骨。

红三军团彭德怀、红五军团董振堂同时向青杠坡发起进攻，目标歼灭川军郭勋祺部。

这原本是一场必胜的伏击战，情报显示，郭勋祺只有4个团的兵力，红军兵力对比4:1，占据绝对优势。

朱德亲自到前线督战，刘伯承坐镇五军团，十大元帅中的七位全部参战，这样的豪华阵容，在整个长征期间绝无仅有。

可是战斗一打响，红军就发现不对劲。

川军火力密集，阵地坚固，丝毫没有溃散的迹象，从俘虏口中得知，敌军不是4个团，而是6个团万余人。

情报出了大错，电文翻译时把"旅"误写成"团"，，一字之差，兵力对比瞬间逆转。

郭勋祺这个35岁的川军师长，硬是顶住了红军精锐的轮番冲击。

青杠坡有营盘顶、桐梓窝、尖山三个山头，郭勋祺抢占制高点，凭险据守，红军缺少重武器，强攻山头付出巨大代价。

上午10点，红军连续冲锋十几次，青杠坡阵地依然牢固，川军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越战越强。郭勋祺亲率预备队和机炮营增援，严令各团长："官兵凡后退一步者，不问情由，一律就地枪决。"

战斗打成了消耗战，红军伤亡惨重。

下午，川军开始反攻，郭勋祺率第9团和特务营突破红五军团防线，一路打到白马山红军总指挥部前沿。

指挥部前面是敌军，背后是赤水河，朱德总司令都险些被俘。危急时刻，陈赓率干部团投入战斗，才稳住阵脚。

这是毛泽东重掌军权后指挥的第一仗，结果败了，1月29日凌晨，红军被迫西渡赤水河，放弃渡江计划。

土城一战，红军伤亡3000多人，郭勋祺由此一战成名，被越级提为模范师师长。川军士气大振，一度狂妄地说什么红军"畏我如虎"。

从此，川军对红军穷追不舍，红军连续遭受损失，被迫改变战略，开启了四渡赤水的传奇篇章。

郭勋祺和陈毅的友谊，始于1922年的一场足球赛。

那年，25岁的陈毅在《新蜀报》当编辑，27岁的郭勋祺是川军第七旅旅长，两人在万县经陈孟熙介绍相识，很快成了足球队友。

陈毅经常对郭勋祺讲革命道理，这个四川老乡思想进步，见解独到，让郭勋祺大开眼界。

1925年8月，郭勋祺参加了共产党人领导的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活动，1926年9月，又参加杨闇公主持的军事会议。这些举动引起刘湘猜疑，郭勋祺被明升暗降，撤去实权。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爆发，刘湘对革命人士大开杀戒，郭勋祺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同志脱险。陈毅就是在他的保护下，化装成商人，乘船安全抵达汉口。

郭勋祺亲自安排了这次营救行动，他给陈毅买好日本客轮头等舱的船票，深夜派亲信副官和卫士护送。

为了安全，副官先看好舱位，陪着陈毅在岸上等待，，直到天将拂晓，船已鸣笛二遍，才送陈毅登上轮船。

这份救命之恩，陈毅一辈子都记着。

抗战爆发后，郭勋祺率144师出川抗日。在南京保卫战中，他率部与日军第六师团激战，大腿中弹仍坚持指挥，1938年春，因功升任第50军军长。

命运的安排总是巧妙，郭勋祺的50军驻防皖南，与陈毅的新四军成了邻居。

老友重逢，格外亲热，郭勋祺不顾国民政府禁令，与新四军频繁往来。

他先后三次给新四军送去3万发子弹和1000套军装，蒋介石发给他的防共密电，他竟然交给新四军敌工部长夏育群查看。

郭勋祺甚至邀请陈毅、袁国平等人给50军官兵讲课。名义上是抗日动员，实际上传播的是进步思想，这在当时是极其危险的举动。

这简直就是"吃里扒外"。

1939年，事情败露，蒋介石以"作战不力"为借口，撤去郭勋祺的军职。

郭勋祺愤怒了，自己一心抗日，血战沙场，换来的却是被撤职的下场，他决定率部投奔新四军。

可是陈毅拒绝了。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不能接受对方的高级将领，这会给蒋介石找借口，影响抗日大局。"

郭勋祺想不通，9年后再见面时，他对陈毅发了脾气："当年我要起义，你们为什么不收？"

1948年春，郭勋祺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司令是康泽。

康泽，黄埔三期，大特务头子，毕业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实战经验几乎为零，他手下的部队都是川军，根本指挥不动。

蒋介石让郭勋祺当副手，用意是让这个川军出身的将领稳定军心。

郭勋祺对这个安排很不满："老子宁愿到成都去开台基（妓院），也不给他当小媳妇。"

可是不去不行，陆大校长杨杰劝他："不去蒋不会放过你，去了可以掌握自己的军队。"

郭勋祺心里清楚，这是蒋介石对他的最后一次考验，襄阳是战略要地，守不住就是死路一条。

1948年7月，襄樊战役打响。

攻城的是中野猛将王近山的六纵，王近山绰号"王疯子"，打仗不要命，是刘伯承手下的得力干将。

郭勋祺建议重点防守西门，他判断解放军很可能从这里突破，西门地势较低，容易攻破，应该加强防御。

可是康泽不听，坚持将主力部署在南门，他说："南门是正门，敌人肯定从这里攻。"

"郭勋祺有通共嫌疑，他的建议不能全信。"康泽在心里嘀咕。

郭勋祺看着康泽的部署，心中暗叹，这样下去，襄阳必失无疑。

7月16日夜，王近山果然从西门发起突袭，防守空虚的西门很快被突破，解放军如潮水般涌入城内。

康泽这时才慌了神，急忙调兵增援，为时已晚。

十几个小时，襄阳城破，康泽、郭勋祺双双被俘。

消息传到中野司令部，刘伯承立即下令："将郭勋祺护送到司令部来。"

同样是俘虏，待遇天差地别。

康泽坐着囚车，郭勋祺却被特准骑马，王近山亲自挑选了一匹好马，派几个战士伺候。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原因就在陈毅的一封电报里。

郭勋祺给陈毅发电报："弟愚顽不悟，为蒋凶卖命，悔极愧甚。今幸得解放，望能晤兄，聆听教诲，指引迷途，冀求新生。"

陈毅立即回电："阔别多年，久盼一见，今日得遇，欣喜异常，接电后速来野司，弟等扫榻以待。"

王近山一看，又是"兄"，又是"欣喜异常"，还"扫榻以待"，哪里敢怠慢这个大俘虏？

一百多里的行程，郭勋祺骑着马，康泽坐着囚车，这个对比太强烈了。

郭勋祺到达司令部后，陈毅设宴款待，20多年的老友重逢，往事历历在目。

"翼之兄，当年土城一战，你可是让我们吃尽了苦头。"陈毅笑着说。

"仲弘兄，那时各为其主，明打不算。"刘伯承也在一旁附和。

宴席上，陈毅详细分析了战争形势和党的政策，郭勋祺听后深受触动，主动提出要回四川做策反工作。

这正是共产党需要的，四川是蒋介石的最后防线，如果能争取川军起义，将大大减少解放军的伤亡。

陈毅专门腾出时间，与郭勋祺促膝长谈。他们谈论时局，回忆往昔，分析川军内部情况，郭勋祺的态度转变，让陈毅深感欣慰。

1948年10月，郭勋祺申请入党，刘伯承、陈毅亲自介绍，从陆军大学特五班找来他的外甥李根培，专门照顾他的生活。

陈毅还为他饯行，送他出了解放区，临别时，陈毅握着郭勋祺的手说："翼之兄，四川的父老乡亲就靠你了。"

回到四川后，郭勋祺成立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令部，自任司令员，他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人脉关系，积极开展策反工作。

郭勋祺先后找到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等川军将领，这些人都是他的老相识，听他分析形势，讲述共产党的政策，纷纷表示愿意配合。

1949年5月至12月，郭勋祺直接促成成都地区5个师起义，在国军撤逃、解放军未到的"真空"期，他还领头维持地方治安。

成都和平解放，郭勋祺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郭勋祺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水利厅副厅长、省体委副主任等职。从国军中将到人民公仆，他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

郭勋祺在新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四川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他主抓水利建设，为农业发展打下基础。

1959年12月28日，郭勋祺在成都病逝，享年64岁。

陈毅闻讯后沉痛哀悼，高度评价他的一生功绩，这个曾经在土城击败红军的川军将领，最终成为了共产党的朋友。

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敌人可以变成朋友，对手可以变成同志，关键在于，你站在历史的哪一边。

真正的英雄不在于曾经站在哪一边，而在于能否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他从土城战神到和平使者的转变，体现了一个军人的智慧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