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到死”？退休后还要工作，日本老人背后的经济困境

尽管有着相似的老龄化问题，但日本社会的诸多现状，和今天我们的认知仍然有巨大差异。

现代商业社会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也重新塑造了人类的寿命。而随着人类整体寿命的不断延长，“活得太老”，也未必就是好事。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老龄化早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人口结构变化，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系统重构。截至2025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例攀升至29.3%，每3.4人中就有一位老年人。

其中75岁以上高龄群体占比更是突破16.8%，标志着日本“超老龄社会”的全面降临。这一现象背后，是日本“团块世代”(1947-1949年出生者)约800万人集体跨入75岁高龄的“2025年问题”。

日本总务省2025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人口已连续16年减少，总数约1.2065亿，较上年减少约90.8万，减少幅度创下1968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新高。

与此同时，2024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仅72万，创下189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这种“顶部膨胀、底部塌陷”的人口结构，将导致日本2040年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或将逼近1:1，即每1名劳动者需负担1名非劳动人口。

在这样的人口结构之下，传统的养老金体系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这一冲击不仅仅在影响着老年人，也深刻影响着年轻人的未来规划。

早在2023年，日本就对年轻人做过一个调研，当在劳动方式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中问及打算工作到多大年龄时，回答工作到70岁以上的日本人比例约为39%，这是2018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值。

而关于对未来的担心，其中7成日本人都列举了生活资金困难等。

其中，面对工作到多大年龄的问题时，回答70-74岁的日本人比例为21%，回答75岁以上的比例为18%，即使单从回答75岁以上的比例来看，这也比2018年的调查高出了5个百分点，创下了该调查的最高记录。

为什么日本人频频选择老龄工作？寿命过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日本厚生劳动省2024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女性平均寿命为87.13岁，男性平均寿命为81.09岁，这已经是日本第40次创下女性平均寿命的世界纪录。

长寿本来应该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对日本来说，“过得过长”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日本养老金支付年限也在提高，而缴纳养老金的劳动人口却在不断减少，这一结构性矛盾正在将日本保障体系推向崩溃的边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不得不大力发展“老龄工作”。

早在1971年，日本就出台了《促进老年人就业稳定法》，旨在提高日本60岁以上年龄的就业率。到了1986年，日本对该法案进行修订，新法规定企业设定退休年龄时，不得低于60岁。

到了2004年，日本再次修订该法案，明确在60岁退休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延长退休年龄。到了2013年，日本明确延长到65岁退休，2021年，日本又宣布在65岁的基础之上，员工可以自愿延长到70岁再退休。

到了今年初，日本又实施了新的退休策略，允许国民自愿延迟至75岁退休，并承诺养老金最高可以翻倍。

这一政策包含三大核心内容：一是将自愿退休年龄上限从70岁延长至75岁；二是对延迟领取养老金者给予高额奖励，最高可达标准养老金的2倍；三是为雇佣老年人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人口结构的转变，也倒逼日本企业适应老年人的存在。数据显示，允许员工根据意愿工作至70岁的日本企业已占所有企业的29.7%。而2022年的调查显示，近四成企业在制度上允许70岁以上人士工作，这一比例为迄今为止最高值。

日本企业和日本年轻人对老龄工作的态度，几乎已经可以用“工作到死”来形容。

这一点，日本和我国几乎是两个极端。

在我国提到70岁的人还在工作，往往是一种可怜甚至是怜悯的态度，而日本在这一点上，却恰恰相反，老年人工作在日本已经成了常态。

目前日本65岁以上就业人口已经高达900万，占该年龄段人口的25%，也就是说日本65岁以上人口中，每四人就有一人在工作。

另外日本出租车司机中，有42%的人年龄都在60岁以上。这种银发劳动力支撑经济的现象，也折射出日本社会的无奈。

一方面是日本老人没有退休金或退休金不够花，另一方面则是日本缺乏劳动力，也不得不让老年人担负大任。

当然，经济压力还是主要驱动力。这也是日本老人的无奈选择。目前，日本65岁以上男性月均养老金为15万日元，差不多7000人民币，但要想维持两口之家，这个数字仍然还不够。

尤其是日本年轻人中的啃老现象也愈发明显，这也导致不少老人选择继续工作，来补贴家用。

老人工作是无奈，同样也引发了诸多问题。日本约40%的老年人被迫接受非正式岗位，例如短期合同、临时派遣、时薪零工，他们收入微薄每月仅有15万日元，被迫陷入“越老越穷、越穷越需工作”的恶性循环，日本65岁以上相对贫困率更是高达20%。

尽管各国对贫困的标准不同，但在日本这样的经济体里，他们的标准就是贫困的。

当工作的年龄不断被延长，对工作的痛苦指数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未来，我国的老龄化速度也并不比日本慢，而随着我国人口开始变老，在老人工作的问题上，大概率也会面临着相似的困境。

而今天许多人对工作的痛苦指数太高，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职场中的显性困境，例如年龄、学历、各种保障等等，未来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到来，这些都是我们一定会去改善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能够健康快乐地“工作到死”，强调工作带来的意义和高薪资，那么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日本用了25年，美国用了72年，而我国仅仅用了21年，这也意味着，我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必须要更加灵活和迅速。

如果未来我国要想像日本那样提倡退休工作，或高龄工作，其实难度比日本还要大。

日本社会长期受到“勤勉文化”影响，工作即价值的观念根深蒂固，许多日本老年人都将工作视为人生意义的一部分，退休后如果完全赋闲反而有一种被社会抛弃的焦虑。

这一文化能够让日本迅速推进高龄工作，甚至日本在今天已经是全球老年人再就业最成功的经济体，没有之一，其老龄工作占比在全球是最高的。

这帮助日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养老金和劳动力紧缺的问题。

而对我国而言，传统文化更强调“含饴弄孙”的退休生活，老年人工作的社会接受度仍然相对较低。更重要的是，今天很多人对工作之间的差别看法太大，认为工作仅仅只是赚钱的一部分，讨厌工作而喜欢钱，是钱捆绑了我工作，而不是工作是为了意义。

基于此，未来我们转向高龄工作的难度，其实还要不小。而在不同职业的薪资差异，以及劳动者保障上也相对不足，而这些都是挑战。

日本的问题告诉我们人口老龄化将如何重塑一个社会，而这不仅仅是教训，它更是一种经验，一种应对当前乃至未来的宝贵经验。

毕竟在应对老龄化问题这一块，事实上日本已经算是目前做的最好的经济体了，也许没有之一。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