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韵流芳 师古不泥——唐从祥题九龙书院书法的社会艺术价值论析

原文标题：墨韵流芳 师古不泥——法学家书法家学者唐从祥题“九龙书院”行书风格与社会艺术价值论析

前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星空中，书法艺术以其独特的笔墨语言与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文明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它不仅是文字书写的技艺，更是哲学思想的图式化、审美理想的线条化与文化精神的具象化。当一位法学家、诗人、学者挥毫题字时，其笔墨便超越了单纯的视觉艺术范畴，成为多重文化身份与学术修养的复合性表达。唐从祥先生（又名唐驳虎）为洪雅千年阿吒寺“九龙书院”所题匾额，正是这样一场法学家的严谨、诗人的灵韵、学者的渊博与书法家的功力之间的深度对话。这幅作品既是对北宋名臣田锡精神遗产的当代致敬，亦是对二王与颜真卿书风的历史回响，其笔墨线条间流淌的，是千年文脉的绵延与时代精神的映照。本文将以这一题字为研究对象，从风格源流、美学特征、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多重维度展开论述，揭示其作为文化文本的丰富内涵。洪雅阿吒寺作为北宋政治家田锡的少年读书处，承载着“天下正人”的精神遗产。2022年，书法家唐从祥应阿吒寺果祥大师委托题写“九龙书院”匾额，其行书作品以二王与颜真卿笔法为根基，融合现代审美创新，成为激活历史遗迹文化记忆的媒介。

一、历史语境与文化现场：九龙书院与题写行为的文化意义

欲解唐从祥题字之深意，必先重返历史现场，解读“九龙书院”本身所承载的文化重量。洪雅阿吒寺作为千年古刹，早已超越宗教场所的单一属性，成为地域文化记忆的储存器。而九龙书院作为北宋初年杰出政治家、文学家田锡的少年读书处，更平添了一层厚重的历史文脉。田锡其人，以直谏敢言、清正廉洁著称，其文章政事皆受后世景仰，堪称巴蜀文化孕育出的士大夫典范。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载体，是知识传播、学术研究与人格涵育的场域，关联着“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追求与文化理想的传承。因此，“九龙书院”四字所标识的，不仅是一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意义交织的文化符号——它链接着田锡的个体精神、宋明理学的学术传统、古代书院的教育理念以及洪雅本地的历史记忆。

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场域中，唐从祥先生的题写行为本身，便是一种富有深意的文化实践。作为兼具法学家、诗人、学者、书法家多重身份的文化人，其题写并非简单的笔墨挥洒，而是一次严肃的文化致敬与历史对话。法学家的身份赋予其对于规则、法度与秩序的深刻理解，这与书法的“法度”内在相通；诗人的情怀使其敏锐于意象、节奏与情感的表达；学者的修养则保障了对历史文脉的准确解读与文化精神的深刻把握。接受阿吒寺果祥大师之托，既是对其艺术造诣的认可，更是对其文化担当的期待。题写行为因而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宗教与世俗、学术与艺术的一场仪式，通过笔墨的媒介，重新激活了沉睡的历史记忆，使田锡的精神遗产与书院的文化功能在当代得以再现与传承。“九龙书院”的行书作品，通过解析其传承二王与颜真卿书风的技法特征，结合北宋田锡文化符号的当代重构，揭示作品在历史文脉传承、地方文化复兴及书法美学创新中的多重价值。

二、风格溯源与美学特征：二王与颜真卿书风的融合与创新

唐从祥先生的行书艺术，植根于深厚的传统土壤，尤以对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及颜真卿书风的传承与融合为显著特征。其题写的“九龙书院”四字，堪称这一艺术追求的集中体现。九龙书院”牌匾突破了案头艺术的局限，成为地方文化新的地标。其1.99米×0.79米的牌匾尺寸与千年书院的建筑，依托地方文化、风景、历史、人文结合，形成“书境合一”的审美场域。

王羲之作为“书圣”，其行书以“中和之美”为极致，笔法丰富多变，结体欹侧相生，气韵生动自然，如《兰亭序》所展现的“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的飘逸与含蓄。王献之则在其父基础上更显奔放洒脱，笔势连绵纵引，情感流露更为外显。观“九龙书院”四字，能清晰捕捉到二王笔法的精髓：点画精到，起收分明，转折处或方或圆，灵动而不失力度。唐从祥在“九龙书院”题匾中深植二王行书的典雅气质。以“九”字为例，其横画起笔藏锋如《兰亭序》之“永”字，中段行笔中锋推进，收笔处回锋蓄势，如“龙”字之蜿蜒勾连，“院”字之右部宛转，皆可见对二王流美书风的继承，线条如行云流水，洋溢着诗性的韵律感。

然而，唐从祥并未止步于二王的秀逸。颜真卿书风所代表的雄强、浑厚与正大气象，为其作品注入了更为深沉的力量感。颜书以篆籀笔意入行楷，笔力沉雄，结体宽博，气势开张，一扫初唐绮靡之风，开创了大气磅礴的新境界。在“九龙书院”题字中，不难感受到颜体的影响：字形整体趋于饱满、稳重，笔道扎实，力透纸背，尤其是“书”字的横画厚重、“院”字的撇捺开张，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庄严与正气。这与书院所象征的严谨治学、正心修身的场所精神高度契合。

唐从祥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二王的“韵”与颜真卿的“力”进行了创造性的融合。其书既不失行书的流畅与妍美，又蕴含楷书的庄重与骨力。细观其用笔，中锋为主，侧锋取妍，提按顿挫节奏分明，线条质感丰富，既有细腻的牵丝引带，展现顾盼之情，又有果断的铺毫力行，彰显骨鲠之气。在结体上，字形稳中求变，疏密得当，欹正相生，于平衡中寻求动态之美。章法上，四字大小错落，气脉贯通，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匾额形制更强化了其庄重感与视觉张力。

四字采用“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章法原则：“九”与“龙”间距较宽，形成呼吸空间；“书”与前两字略紧，增强整体性。四字重心通过笔画方向调整实现动态平衡：如“龙”字长捺向右下伸展，“院”字竖钩向左上提拉，形成视觉对角线的呼应。这种布局既符合榜书的宏观审美，又暗合田锡“刚直不阿”的精神特质。这种融合并非简单的技法叠加，而是基于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与自身学养的自然流露。法学家的理性或许使其更注重“法度”的严谨与结构的稳定；诗人的感性则赋予其点画间的节奏与情怀；学者的博通则使其能贯通古今，取舍自如。最终，“九龙书院”四字呈现出一种“清雄”之美：清雅而不柔弱，雄强而不粗野，韵致与气骨并存，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书院文化中“文”与“质”、“智”与“德”并重的理想人格追求。

三、社会价值：文化记忆的激活、地方认同的构建与公共空间的赋能

一件卓越的书法题字，其价值绝非仅限于书斋雅赏。当它被置于千年古刹、名人读书处这一特定的公共文化空间时，便极大地拓展了其社会价值的维度。唐从祥所题“九龙书院”，正是一件发挥多重社会功能的公共文化作品。

其一，激活历史记忆，传承文化基因。题字行为及其成果，首先是一次对田锡及其代表的文化精神的有效唤醒。田锡作为历史人物，其事迹与精神对于大众而言可能已渐模糊。通过当代名家的题写，将“九龙书院”这一历史标识重新物化、视觉化、焦点化，使其成为引导公众关注、了解田锡生平与宋代文化的媒介。书法艺术本身的魅力与权威性，增强了这一文化符号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从而促进了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播与教育，使传统文化基因在当代得以延续。

其二，强化地方认同，提升文化自信。洪雅阿吒寺与田锡读书处，是当地独特而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唐从祥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其“眉山唐驳虎”的别号亦暗示其与蜀地文化的深厚渊源）为之题字，无疑提升了这一文化地标的知名度与权威性。精湛的书法艺术与厚重的历史内涵相结合，成为地方文化的一张亮眼名片，能够增强当地居民的文化自豪感与归属感，激发他们保护、传承和弘扬本土文化的自觉性，从而助力于地方文化认同的构建与文化自信的树立。

其三，赋能公共空间，涵育社会风气。匾额悬挂于书院这一公共文化空间，其本身就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参与空间意义的塑造。“九龙书院”四字所蕴含的庄重、典雅、正大的审美气息，与书院应有的沉静、好学、向上的氛围相得益彰。其所传达的，不仅是对田锡个人的纪念，更是对读书、求知、修身、报国这一传统士人价值的推崇与倡导。公众驻足观赏之时，不仅在感受书法之美，也在无形中接受着文化场域的熏陶，这对于净化社会风气、引导价值取向、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

其四，促进艺术普及， bridging文化鸿沟。将高水平的书法艺术从书斋展馆引入公共视野，使其直面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美育途径。它拉近了高雅艺术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激发了公众对书法艺术的兴趣与认知，对于推动传统艺术的当代普及与传承，具有不可小觑的示范意义。唐从祥先生集多种文化身份于一身，其题字行为也象征着学术、艺术与公共文化生活的深度融合。

4、 艺术价值：传统书学精神的当代诠释与学者书风的典范意义

从纯粹艺术本体的角度审视，“九龙书院”题字亦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不仅是唐从祥个人书风的精彩呈现，更对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其首要价值在于 “师古而不泥古”的传承与创新精神。深入传统、尊崇经典是书法学习的必由之路。唐从祥对二王、颜真卿的深入学习，保证了其作品纯正的传统血脉与高度的技法水准。但他并未沦为某家某派的简单复制者，而是通过自身的学养与理解，进行了有机的融合与转化，形成了个人面貌。这种创作路径，彰显了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敬畏而非迷信，汲取而非照搬。在当今书坛或趋于保守、或流于怪诞的某些现象中，这种稳健而富有生命力的创作实践，无疑具有正本清源的示范作用。

其次，凸显了 “书以人重”的学者书法价值。中国书法历来强调“字外功”，看重书写者的修养、品格、学识对书法格调的深刻影响。唐从祥作为法学家、诗人、学者，其丰厚的文化积淀必然投射于笔墨之间，使其书法超越技巧层面，散发出独特的“书卷气”与“金石气”。这种由内而外、自然流露的文化气质，是单纯追求形式的书家难以企及的。“九龙书院”题字所体现出的典雅、正大、渊深的气象，正是其学者身份与综合素养的外化。它提醒我们，书法的至高境界，终究是文化人格的艺术显现。

再次，体现了 “形式与内容统一”的创作智慧。为“九龙书院”题字，是一项有特定主题、特定场合、特定功能的创作任务。唐从祥成功地将书法的艺术形式与书写内容、场所精神高度统一起来。他选择了既能表现文人雅韵、又不失庄重厚实的行书风格，融合二王与颜真卿，恰切地匹配了书院兼具文学性（田锡是文学家）与严肃性（读书修身之地）的双重属性。笔墨的节奏、字形的安排、整体的气势，都服务于“九龙书院”这一主题的表达，实现了艺术性与功能性的完美结合。这种“因题制宜”的创作能力，是艺术家综合素养与深刻理解力的体现。

最后，为当代文人书法提供了鲜活案例。在学科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身份已趋模糊。唐从祥这样横跨法学、文学、诗学、书学的学者型艺术家，堪称当代“文人”的一种典型。其书法实践，延续了中国古代文人“游于艺”的传统，展示了在专业领域之外的艺术追求与文化担当。他的成功，激励着当代知识分子在深耕专业的同时，勿忘涵育人文艺术素养，参与文化建设，从而为重塑当代文人精神、繁荣文化事业提供了有益借鉴。

结语

综上所述，唐从祥先生为洪雅阿吒寺九龙书院所题行书匾额，是一件融历史深度、艺术高度与社会广度于一体的优秀书法作品。它根植于二王与颜真卿的深厚传统，又能化古为新，形成清雄雅健的个人风格；它不仅是艺术家个人才情的抒发，更是激活历史记忆、构建地方认同、赋能公共空间的文化实践；它以其精湛的技艺、深厚的学养和恰切的表现，展现了学者书法的独特魅力，为当代书坛提供了如何有效传承创新、如何实现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宝贵范例。

笔墨虽小技，亦可载大道。“九龙书院”四字之所载，乃是田锡等古代先贤的读书精神，是千年书院的文化理想，是书法艺术的永恒之美，更是一位当代学者型艺术家的文化情怀与时代担当。田锡是北宋谏议大夫，其“直臣”形象通过牌匾书法得以具象化。唐从祥以雄浑行书题写“九龙书院”，既暗合田锡“天下正人”的气质，又通过书法媒介将历史文本转化为视觉符号。它仿佛一座微型的纪念碑，立于千年古刹之侧，无声地诉说着过去，也殷切地启迪着未来。其墨韵流芳，必将随着时光的流逝，愈发显现出跨越时代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作者：司马辉 注：以上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