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诚：美国大学世界通史教材对中国抗战的叙述

摘要：本文考察美国大学所使用的各种世界通史教材对中国抗战的叙述。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根据它们内容的详略，将它们分为三类，并简介了每种类型的一些代表性著作的内容。

2015年1月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日本要求美出版商修改教科书遭拒”。一向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日本为何抗议美国的世界历史教科书呢？此事的起因是2014年11月18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指出，美国一本世界史教科书中对 “慰安妇”被强迫充当战时军妓的描述不恰当，外务省已经通过纽约的驻美日本总领事馆要求麦格劳－希尔出版社作出修改。这本引起日本政府不满的教科书就是由夏威夷大学的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编写的《新全球史：传统与交流》，供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等地区的公立高中使用。该书认为“南京大屠杀”中国军民死亡人数达40万；并指出有大约20万年龄在14至20岁之间的女性被迫在“慰安所”提供服务，成为这个战争罪行的受害者，其中很多人来自韩国和中国。[2]2014年11月23日，美国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针对日本政府要求修改其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内容一事作出回应，表示明确支持作者的作品、研究以及表述，不作任何修改。出版社的公关部副部长丹尼尔·西格尔向媒体发送了一份公司声明，确认存在此事，但并未准备进行修改。该声明立场坚定地称：“学者们基于‘慰安妇’的历史史实进行写作，我们（出版社）明确支持作者们的作品、研究以及表述。”[3]该书第一主编本特利于2012年7月去世，生前是美国《世界历史杂志》的主编，曾长期担任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特聘外籍教授。本书的另一位作者赫伯特·齐格勒在接受中国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他明确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请求，但还是有一名日本政府代表不请自来，直接找到他的办公室。齐格勒教授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做的是面对并吸取历史教训，而不是一味地试图修改歪曲历史。

本文拟论述美国大学的世界通史教学、教材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叙述。

一、美国大学世界历史教学的历程

美国的世界史教学始于19世纪初，与之配套的“世界通史”教材充斥着以欧洲史为中心的基督教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哥伦比亚大学为首的众多美国大学开设“西方文明史”，取代了传统的“世界通史”课程。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美国“国防部特训教育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Special Training of the War Department）号召教育机构为战争动员做贡献，用他们的知识和资源为国防服务。于是许多大专院校设立“特别军事训练营”（Special Army Training Camps ，简称“SATC”)，培训招募的赴欧作战新兵。1918年7月，国防部教育特训委员会还要求一些大学开设了一门新的必修课“战争问题”（Issues of the War），让学生了解一战的原因和目标，同时还作为战时人文教育课程。所以这门讲授一年的课程的内容包括两部分：战争的历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原因，其中特别强调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如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第二部分关注交战各国的政府形式和国民特性。到1919年10月，540所大专院校开设了这门课程，为SATC培训了12.5万名新兵。[4]但是1919年1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战争问题”课程也随之终结。战后，将近一半参与该计划的学校决定继续开设并完善这门课程，增加一战后巴黎和会和欧洲新秩序的内容，用它取代以前的通史课程。其中最成功的是哥伦比亚大学，1919年它把这门课程改造成“当代文明导论”，分析美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关系，核心内容是一战后的国际关系以及美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新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是美国大学开设西方文明史课程的国际背景。到1926年，美国已有34所大专院校采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课程。[5]从此，西方文明史成为美国大学长盛不衰的世界史课程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大学只有少数教师从事非西方世界历史教学研究，美国之外的地区研究实际上不存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受到战争的刺激，美国“空前地关注整个世界”。美国总统的高等教育委员会随即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由它起草了一份美国高中和大学教授亚洲历史的备忘录。该委员会认为，一个受过教育、希望积极有效地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应该知道世界的发展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6]为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美国知识阶层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意识从此不断增强。随着战后美苏冷战的出现，自由派人士和保守派人士都希望美国能有效地应付国际事务：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正在涌现的亚非拉非殖民化浪潮等。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认为，为了美国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美国人应该学会尊重和理解其他国家、民族、文化和组织。换句话说，美国希望在战后世界舞台上扮演新角色，这需要历史知识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从40年代后期开始，联邦政府和私人基金都倾力支持“地区史研究”。如福特基金会仅1953—1966年就资助了34所大学2.7亿美元用于地区历史和语言研究。[7] 地区史研究成为美国史学家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拉美、非洲、中东、东南亚研究学会相继成立。卡耐基基金会则资助一些大学开设地区史课程，如“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地区研究对亚非拉地区历史和语言的广泛研究不仅极大丰富了美国史学界对这些地区历史知识和文化的了解，而且提供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和全球视野，这是后来美国世界通史教材编写的重要知识基础之一。

二、美国大学常用世界通史教材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后，美国一些大中院校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课程。1962年，斯塔夫里阿诺斯设计了一门全新的世界历史课程，选课对象从本科新生到研究生，并且编写了高中教材《人类的全球史》（A Global History of Man），在美国各地被广泛使用。[8]1963年，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H.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次年开设“世界历史课程”。1967年，麦克尼尔出版《世界史》，作为大学世界历史课程的教材。[9]一位美国全球史专家说，“20世纪60、70年代，教授世界历史就是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或者麦克尼尔（的教材）。”[10] 此外还有爱德华·R.坦尼伯恩主编的《世界文明史》[11]、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和菲利普·李·拉尔夫主编的《世界文明史》[12]。80年代主要增加了2部世界通史教材，一部是约翰·麦基的《世界社会史》[13]，另一部是阿尔伯特·克雷格的《世界文明的遗产》[14]。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史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大中院校的世界史教学日益风行。2000—2001年，美国大专院校开设世界历史课程的占59%，公立大学更高达69%。[15]与此同时，美国大学的世界史教材编写和出版进入了空前繁荣状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一些原先的同时教材一版再版。如约翰·麦基的《世界社会史》和阿尔伯特·克雷格的《世界文明史》都再版了3次；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威廉·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也再版了一次。其次，出现了10多部新编世界通史教材。如菲利普·J.阿德勒主编的《世界文明史》、杰瑞·H.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主编的《传统与相遇者》、理查德·布列特等主编的《地球及其各民族——一部全球史》[16]、帕尔米拉·布鲁梅特主编的《文明：过去与现在》、威廉·J.杜克和杰克逊·J. 斯皮尔沃格的《世界史》、菲利普·拉尔夫的《世界文明史》、霍华德·斯波德克的《世界史》、彼得·斯蒂恩的《世界文明史》，罗伯特·W. 斯特拉耶的《世界的方式——简明全球史·附史料》，罗伯特·提格诺尔等主编的《世界的合与分》，克雷格·A. 洛卡德的《社会、网络和转型》，菲利普·费尔南迪兹—阿梅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兰尼·菲尔兹等主编的《全球的历史》[17]，肯迪斯·古彻等主编《悬而未决：主题全球史》，和安东尼·艾斯勒的《人类的冒险》[18]等。其中杰瑞·H.本特利、菲利普·J.阿德勒、帕尔米拉·布鲁梅特、阿尔伯特·克雷格、威廉·J.杜克和杰克逊·J. 斯皮尔沃格的教材使用量较大，而且一版再版。

三、美国大学世界通史教材对中国抗战的叙述

如果从威廉·H.麦克尼尔1967年出版的《世界史》算起，那么美国大学世界通史教材出版迄今将近50年，出版的各种通史教材各具特点。本文拟选择美国大学使用的一些世界通史教材，考察它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叙述。为了便于比较，本文根据它们叙述的详略，将它们分为3类。

第一类，只简单提及中国抗日战争。如威廉·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第四版）也只提到，“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的扩张，中国陷入到了复杂的困境中。日本先占领满洲（1931年）继而再次侵略中国（1937年），并迫使蒋介石撤退到长江上游的重庆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蒋介石仍旧在重庆，而日本却控制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靠近苏联边界的西北地区立足。”[19]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第七版）只叙述了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成立。[20]最令人惊奇的是，威廉·J.杜克和杰克逊·J. 斯皮尔沃格的《世界史》及其简写本《精粹世界史》只提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几乎没有叙述中国的抗日战争，只引用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者桥本欣五郎论证“日本扩张合理性”的史料，并予以批判。[21]

同样方式叙述中国抗战的教材还有菲利普·J. 阿德勒的《世界文明史》，“美国人有时忘记了‘珍珠港事件’之前4年，日本和中国已经在进行殊死战争。这个冲突实际上始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但是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指挥官才找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全面侵华借口。经过几个月力量悬殊的战争，北京和南京相继陷落”。但是它附录了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所有俘虏都被杀死”。[22]

第二类，叙述了中国抗战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世界文明的遗产》写道，“大战于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才变成真正的全球战争日本已经在中国进行战争。从1937年中日之间战争的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役的开始，期间有3个关键性事件。第一，1938年1月日军入侵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日军占领了中国大多数城市和华东的铁路，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人，野蛮地强奸了7000多名妇女。但是，中国民族主义者的首领蒋介石拒绝投降。此后的僵持局面持续到1945年。”[23] 《世界的合与分》则认为，“像欧洲一样，太平洋的冲突改变了军事和政治形势。当日本企图统治亚洲而把美国的利益和力量视为目标时。当1931年日本军队入侵并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全面入侵中国其他地区时，它的扩张目标就昭然若揭了。虽然日本并未使中国完全屈服，但是侵略者屠杀了大量中国人口。最臭名昭著事件是“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至少杀害中国平民10万，强奸了数千名妇女”。[24]

2011年第一次出版的《世界的方式：简明全球史及其史料》则主要分析日本侵华战争的原因，但明确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个起源，亚洲早于欧洲爆发，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在亚洲爆发……1931年，日本军队占领了东北，建立了溥仪为首的傀儡政权——满洲国。日本的这个行动激怒了西方列强，促使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政治上与西方盟友决裂，并于1936年更紧密地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到此时，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导致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正式开始了”。 [25]

被重修再版了11次的《文明：过去与现在》对中国抗战论述也不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了。到1937年12月，日本军队占领了北京、天津和上海。中国军队希望在南京阻止日军的进攻，但是被打败了。在此后几周里，随着国民政府搬迁到内地重庆，日本士兵在南京城里兽性大作，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平民被杀害，约2万名妇女被强奸，南京城被劫掠一空”。[26] 皮特·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写道：“日本军队在中国屠杀了为数巨大的平民，这常常发生在攻克了实行抵抗的城市并对平民肆意加以蹂躏之后。例如南京城陷落之后，多达30万人被屠杀。”[27]

第三类，迄今为止，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论述比较详细的美国大学世界通史教材主要有2部。第一部是是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编著的《新全球史》及其简写本《简明新全球史》。该书写道，“全球战争始于20世纪30年代日本进攻中国……中国是第一个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残酷的国家：对平民的血腥屠杀和强制占领……众所周知的南京大屠杀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南京居民成为在战争狂热和种族优越感支配下的日本军队的牺牲品。在两个月时间里，日本士兵强奸了7000妇女，杀死了几十万名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大约40万中国人因此丧失了生命……到1937年9月，国民党和共产党结成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组成了大约拥有170万名士兵的现役军队。尽管中国军队没能打败拥有海上和空军优势的日本军队，但是到1941年，他们成功地牵制了一半的日本军队——大约75万士兵。”[28]

另一部是理查德·布列特等人主编的《地球及其各民族——一部全球史》。它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1945年中日战争”两个标题论述中国的抗战。“1931年9月，东北一段铁路发生爆炸，这是有预谋的，给予日本军队占领全省的一个借口”。

本书不仅叙述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日斗争，而且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游击队的抗日斗争：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进攻北京附近的中国驻军。下令进攻的低级军官得到了指挥官和政府不情愿的支持。几周之后，日军占领了北京、天津、上海和中国其他沿海城市，日本海军封锁了中国的沿海。美国和“国际联盟”再次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是西方列强专注于欧洲事务和国内经济问题，不愿在亚洲冒险与日本进行军事对峙。当日军击沉在长江的美国护卫舰和英国舰只时，他们的政府也只口头表达了义愤和决心。

中国军队虽然数量庞大，作战勇敢，但是他们军事指挥拙劣，装备落后，每战必败。日本飞机轰炸城市，炸开河堤，日本士兵焚烧村庄，屠杀成千上万的平民。不到一年，日军就控制了中国沿海各省、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最富裕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虽然日本的组织和作战技术很先进，但是对中国的进攻并未想象那样带来胜利。中国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领导游击队都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军……

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异常残酷。1937年冬天到1938年初，日军占领南京，强奸了2万名中国妇女，屠杀了20万战俘和平民，抢掠并焚烧了南京城。为了阻挡日军进攻步伐，蒋介石下令掘开了黄河大堤，导致4000个村庄被毁，淹死约89万人，使1200万人无家可归。两年之后，当共产党下令大举反攻的时候，日本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报复，成百上千的村庄及其人口、牲畜等都被毁灭。

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政府逃往四川。他在那里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但不是为了对日作战，而是为了未来对付共产党。这支军队人数超过300万，

尽管它只有100万支步枪，也不能为全体士兵提供后勤。国民党政府提高农民的税收，甚至不顾农民吃草根树皮。这些税收不够支撑一支庞大的军队、成千上万的官吏和逃往四川的食客。为了避免对富裕支持者征税，国民党政府印制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囤积物资和贪污腐败。

毛泽东在陕西延安也建立了军队和政府。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减轻农民负担，特别是贫穷农民的负担，把从富裕地区那里没收过来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他们对干部和士兵实行严格的纪律，容忍来自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和批评。虽然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少，但是共产党可以获得来自敌占区农民的支持和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