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许多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孙玉良：看不起依附于权贵的腐儒

文︱孙玉良

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传统认知中常与“风骨”、“担当”、“独立精神”紧密相连。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却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遗憾的现象：许多知识分子虽饱读诗书，却在人格上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对于这些人，我将之称为“依附于权贵的腐儒”，并且从骨子里看不起这些挂着专家、教授头衔的所谓“知识分子”。记得十几年前，我还曾在一所大学怒怼过这样的“知识分子”,愤怒于他们想鼓动农民当“炮灰”来反抗不公不义。

这一类知识分子，普遍学历比较高，大多拥有硕士、博士、博士后学历，有着教授、副教授的职称，有的还在海外镀过金，学贯中西的样子。但读多了书，未必就天然能够成就“独立人格”，未必三观就端正。而且从逻辑思维上来说，读书之多寡，与人格之独立，并非必然的正相关关系。许多知识分子确实博览群书，学富五车，我很佩服他们知识量的丰富，但并不佩服他们面对万事万物的分析与判断，更不佩服他们在权贵面前的表现。他们往往将知识视为一种“装饰”或“资本”，而非用于培养批判思维和独立意志的工具。知识若只停留在脑中，未能内化为行动的准则和价值观的基石，则其作用仅限于“知道”，而非“觉悟”。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做人上不能做到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这类人往往善于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却怯于在现实中选择立场、表达主张，在大是大非面前骨头软得很。

骨头软，无非是屈从于权贵、个人的欲望而非崇拜真理而已。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文化中，“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不仅是一种人生路径，更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帝王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贵’,而非真理。许多知识分子将读书视为跻身权贵之阶的敲门砖，其求知的初衷并非追求真理或服务大众，而是为了获得体制的认可、权力的青睐。这种“依附型”心态，使得他们在面对权力时天然缺乏抵抗意识，甚至主动迎合、献媚。久而久之，其知识不再是照亮社会的明灯，而成了点缀权贵的装饰。即便是上面的决策错了，这些知识分子也只会摇唇鼓舌，助纣为虐，而不是像魏征一样敢于发出劝谏的诤言。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虽具备较高的谋略与专业技能，却缺乏独立生存的能力和勇气。他们习惯于“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雇佣逻辑，将智慧廉价出售给权贵或资本，以换取一时的安稳与利益，比如替糟糕的房地产说话的某些人，替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辩驳的某些人。这类人往往精于计算利弊，却疏于扪心自问：我所说所做的是否违背良知？是否有助于社会进步？当知识被异化为纯粹的交易工具，知识分子也就丧失了其最根本的社会角色——批判者、启蒙者和守护者。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以“谋生之技”取代立身之本，古代那种不畏权贵、只讲真理的纯正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了。

知识分子的真义，在于人格的站立。我对某些“腐儒”的批评，并非对知识本身的否定，而是对某些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精神的深切忧虑。美国的余茂春也好，日本的石平太郎也好，还有历史上的秦桧、汪精卫等等，你不能说他们没“知识”，他们的知识丰富得很，但他们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负面典型。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是权力的注释者，而应成为时代的质疑者；不应是利益的算计者，而应成为价值的捍卫者。唯有跳出“货卖帝王家”的窠臼，拒绝成为“依附型人格”的奴隶，知识分子才能重新找回自己的尊严与使命。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知识”的意义：它不应是用来换取庇佑的贡品，而应是照亮人间道路的火炬。而一个真正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正是那执火前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