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几个着力点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近日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数智驱动，同创共赢：AI+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

AI+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几个着力点

各位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论坛。中国AI的水平在全球比较高，赋能金融行业自身。高质量发展要求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和共享，我们要精准发力到这几个着力点上。我准备了四个方面的内容，时间有限，我重点讲一下创新。

一、以高水平AI+金融促进高质量发展

“AI+金融”发展水平相对领先，我对大行、互联网银行、交易基础设施都做过一些调研，具体数据这里不讲了。2023年之前，传统的AI算法主要做一些客服、数据分析，现在到生成式AI推理模型当中应用更多。往前看，我们AI+金融发展有一系列有利的条件。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为金融发展提供好的基础，也提出新的需求，数字化金融发展有充足空间和可行商业模式。

中央高度重视数字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也是其它几方面的基础。

国有金融机构有长期目标和规划，数字化转型往往处于发展规划的顶层。

中国公民对个人数据使用持相对宽松态度，使依托“个人数字足迹”的金融创新迅速扩展。例如数字个人支付等互联网金融创新。

传统金融形态发展不够充分，数智形态业务成长阻力较小。例如我国银行间市场交易机构的数字化虽起步较晚，但传统业态下的客户“存量”较小因而推进的阻力较小，数字化业务市场渗透率较高。

监管部门对金融创新呈现出阶段性的较高接纳度，给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

二、 AI+金融促进创新与开放

时间原因，我重点把创新这个点讲一下。我本人是研究产业出身，从产业的角度讲，过去多少年，产业跟银行的关系是“我求你”。产业想创新，哪也找不到钱，只能向金融部门贷款。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中国产业界在全球产业界的创新能力比中国金融界在全球金融界的领先程度一点不差。产业开始在多年努力之下爆发出来的创新前景特别是产业应用前景，在全球也是位居前列的。正因如此，创新融资来源会非常多元，不一定像过去那样完全依靠金融部门用传统方式给予支持。这里以VC/PE为例，看看有哪些新的方式和参与者出现。

首先是企业创投（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CVC）的出现。企业创投（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CVC）是企业内部设立的独立投资部门，比如华为的哈勃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CVC在初创企业融资来源中的比重显著上升，不同来源的数据不完全相同，但有共同趋势：初创企业融资结构发生变化，55-73%的AI独角兽接受过CVC投资（传统行业仅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在AI和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CVC占比最高。全球看都是这个趋势，国内美团、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大厂以及宁德时代、欣旺达等新能源车企都已出现在具身智能投资方行列，既有财务投资，更有战略投资，还有自身产业链协同及护城河类型的投资等，可能更愿意长期持有投资，而不急于退出，因此对资本市场环境的依赖性相对较小。

其次是政府创投（GVC）的入场。目前在创投领域，政府引导基金规模持续扩大，国有资金的比例已超过75%，全国已设立超2000支政府引导基金，总规模超1.5万亿元。国资LP正从传统出资方转向主动型资本，从“基金招商”到“投行思维”转变，在当下的创投市场中成为核心力量。例如试点“招商基金”模式，国资LP直接担任项目管理者，提升招商效率。同时，政府基金正在扩展容错机制。例如某市开发区允许国资在直投中接受单项目100%亏损，以鼓励早期科技投资。某市2024年发布方案，允许国资LP在硬科技领域接受更高风险如单项目100%亏损。显然这也是创投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三是海外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中国科技产业全球影响力竞争力急剧上升，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都在努力成为中国优质企业上市地点。2024年，中国境外发行市场的融资额达到448亿美元，相比2023年的195亿美元增长超过一倍，这些股票上市后的市场表现强劲。

对国内科技产业来讲，这些力量代表了更多选项和机遇，但对国内资本市场以及整个科创金融来讲，就是挑战，自己不改进，优质市场主体就可能流失。这些重要力量加入后，虽然产业创新能力在增强、创新企业在涌现，但如果国内传统创投行业和资本市场对优质科创企业没有足够吸引力的话，客户真不一定会来。

现在银行高度重视，每个大行拿出来很多钱做创投和各种投资工具的打包，但是怎么能找准企业？确实困难。怎么增强对科技创新的洞察力我也说不好，今天我们讨论AI+金融，我就说一点：利用AI提升对前沿技术方向的洞察力。大模型在技术预见、商业前景预判、同业竞争态势等投研决策方面能提供有力协助，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提供必要能力。

讲对外开放，是因为上海是开放的前沿，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有时候是制度设计，有时候是政策允许，其实更经常可能是技术手段的提升。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调研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它们的“债券通”通过与国际接轨紧密的香港金融基础设施及国外常用的债券交易平台互通互联，使境外投资者可以利用自身熟悉的金融服务环境和交易规则进行境外投资，成为CIBM机制外境外投资人进入我国债券市场的有力补充。上线当年（2017年），境外机构通过“债券通”进入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数量占比为28.8%；2023年底，这一比重上升至50.7%。

三、AI+金融促进协调发展与共享发展

协调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扩大消费。网络使消费金融即时抵达多元场景和海量消费者，创造出更多消费金融产品和商业模式，极大拓展了消费金融的发展空间。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以海量数据汇聚和模型计算能力，建立起消费者行为特征发现、信用评估和风控体系，实现个性化服务推荐并有效控制风险，实现精准高效营销。

消费金融也有普惠价值，智能化审批流程大幅降低了单笔贷款审批成本，使更多长尾人群能够获得消费金融服务，同时降低授信门槛和风控成本，为更多小微企业、个体户和普通消费者服务。现在我们有些消费金融做得很好，去年我调研了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他们200块钱可以起贷，平均每个客户2000多块钱，每日交易超1000万次，身份核验准确率99.99%，有10万多个风险变量，90%的客服机器自动办结，数智化水平真是很高。

四、促创新与防风险要并重

大发展时期更要有控制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前期创投界和科技金融积极布局大模型产业，当下低成本高性能开源模型广泛落地，科技金融全行业都要面对过去估值体系下投资策略的一些后遗症。智能化金融创新内含技术风险、操作风险，甚至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例如各个金融机构采用的量化模型越来越同质化，策略越来越趋向一致，同向操作带来风险。数字社交网络和自媒体内容产业的爆发，强化了叙事对投资者预期和市场情绪的引领，加大了投资者一致性预期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这些都有可能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处理好创新激励与风险约束的关系是一个永久话题。对创新者来说，创新行为不经甄别就受到鼓励支持而且无需承担风险，必定会纵容那些不负责任的“创新”行为此起彼伏，损害投资者利益和滥用社会资源。缺乏风险转移也是有害的，约束了创新努力，阻止了创新企业的建立。新的金融科技体系需要在鼓励创新和约束风险之间寻求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