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奸雄：埃尔多安与土耳其体制的深度变革

埃尔多安从伊斯坦布尔市长的位置上起家，到如今执政土耳其二十多年，击败了无数政敌，也给土耳其的政治体制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于1954年2月26日出生于伊斯坦布尔贝约卢区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家庭。他早年在宗教学校学习，后进入马尔马拉大学攻读经济学和管理学，并于1981年毕业。青年时期，他对足球充满热情，曾是半职业球员，同时也受到伊斯兰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加入了由内杰梅丁·埃尔巴坎领导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倾向的政治运动。

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始于20世纪70年代，他在国家救国党等伊斯兰主义政党的青年分支中活跃。1983年，福利党成立后，他成为该党的重要成员。1984年，他当选为福利党贝约卢区主席，1985年升任伊斯坦布尔省主席。在这一时期，他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推动妇女和青年参与政治，使福利党在基层的支持显著增加。

务实治理伊斯坦布尔

1994年3月27日，埃尔多安代表福利党参选伊斯坦布尔市长。当时，他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黑马”候选人，面临主流媒体的嘲讽和对手的轻视。然而，他凭借25.19%的得票率意外胜出，成为伊斯坦布尔首位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市长。这一胜利不仅是个人的成功，也标志着福利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崛起，该党在同年地方选举中赢得了28个省级市长席位，超过了其他任何政党。

作为市长（1994-1998年），埃尔多安以务实治理著称。他专注于解决伊斯坦布尔的长期问题，包括：水资源短缺，通过铺设数百公里新管道改善供水；垃圾处理：建立现代化回收设施；空气污染：推广天然气使用以减少污染；交通拥堵：建设五十多座桥梁、立交桥和高速公路。

这些成就为他赢得了民众信任，同时也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然而，1997年12月12日，他在锡尔特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朗诵了一首被当局视为煽动宗教仇恨的诗歌，结果在1998年被判刑10个月（实际服刑4个月），并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被迫辞去市长职务。

1998年的政治禁令并未终结埃尔多安的政治抱负。相反，这成为他转型的契机。福利党因被指控违反土耳其世俗主义原则于1998年被宪法法院解散，其成员随后成立了德行党。但埃尔多安与党内一些改革派人士逐渐分道扬镳，他开始寻求建立一个更温和、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平台。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土耳其的政党繁多，包括埃尔多安本人也多次改换门庭，这是因为根据土耳其的宪法，只要人数达到30人，提交相关纲领与文件，就可以成立一个新的政党。新成立的政党在六个月内，要在三分之一的省份即27个省，设立地方组织并召开会议才算有效，否则会被取缔。如果要参加议会或是地方选举，需要在半数以上的省拥有组织。但现役的军人、警察等特殊群体不可组建政党，另外，如果政党被判定为对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形成威胁与挑战，那么该政党将被解散，成员可以加入其他政党或者另起炉灶。埃尔多安曾经待过的德行党，就是由于违反原则而被取缔。

将土耳其政体转为总统制

2001年8月14日，埃尔多安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包括前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共同创立了正义与发展党（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简称AKP）。与福利党不同，AKP定位为一个民主保守主义政党，强调经济改革、市场自由化和加入欧盟的意愿，而非直接以伊斯兰主义为核心。埃尔多安在创立时明确表示，这不是一个宗教政党，而是致力于民主和发展的政治力量。这一策略吸引了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支持，尤其是中产阶级和城市选民。

由于之前的政治禁令，埃尔多安在2002年11月3日的议会选举中无法亲自参选，但正义与发展党在他的领导下大获全胜，赢得议会三分之二席位，得以组建单党政府。禁令解除后，他于2003年3月9日在锡尔特补选中以85%的得票率当选议员，并于3月15日正式出任总理，开始了其长期执掌土耳其政坛的历程。埃尔多安任内，土耳其政体有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由内阁总理制转变成了强总统制。在埃尔多安之前，总统更多是象征层面的国家元首，总理才是主管政务的首脑。

埃尔多安自2003年起担任土耳其总理，他通过连续三次大选（2002年、2007年、2011年）巩固了权力。在这一时期，土耳其实行议会制，总理是政府首脑，总统则主要扮演象征性和礼仪性角色。然而，埃尔多安逐渐表现出对更大权力的追求，尤其是在2011年连任后，他开始公开讨论改革政治体制的可能性。

2014年是一个关键转折点。由于宪法规定总理最多连任三届，埃尔多安无法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他转而参选总统——这是土耳其首次通过全民直选产生的总统（此前总统由议会选出）。2014年8月10日，埃尔多安以51.79%的得票率当选总统，接替阿卜杜拉·居尔。虽然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仍有限，但他通过强势领导风格和对AKP的实际控制，逐步将总统角色从象征性职位转变为实际权力中心。

2016年7月15日，一场由部分军方人员发动的政变未遂事件成为改革的催化剂。政变失败后，埃尔多安政府迅速清洗军队、司法和公共部门，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并指责流亡美国的宗教领袖费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为幕后主使。这次事件增强了埃尔多安的公众支持，同时为推动宪法改革提供了政治资本。

政变后的紧急状态为政府压制反对派提供了便利，数万名涉嫌与居伦运动有关的人员被逮捕或解职，反对声音被进一步削弱。在此背景下，正义与发展党和民族主义行动党（MHP）结盟，共同推动总统制改革。MHP领导人德夫莱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支持这一转变，认为强有力的领导能应对国家安全威胁。

2017年1月，土耳其议会通过了由AKP和MHP联合提出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议将议会制改为总统制。修正案包括18项条款，主要内容有：废除总理职位，总统成为政府首脑，直接掌控行政权。增强总统权力，总统可任命副总统、部长和高级官员，无需议会批准；可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令。削弱议会监督，议会从此失去对部长质询的权力，弹劾总统的门槛提高。除此之外，宪法法院的相关人员，也由总统任命，这是埃尔多安能够通过司法手段打击政敌的重要原因。

打破军人干政传统

除了政治体制的转变之外，埃尔多安还将军人干预文官政府的传统给打破了。土耳其军人干政的根基可追溯至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时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作为军事领袖，不仅领导了独立战争，还奠定了世俗、现代化的国家基础。军队被视为“国家守护者”，负责捍卫凯末尔主义的六大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民粹主义、国有主义、改革主义）。这种角色在1961年宪法中被正式确立，赋予军队“保护土耳其共和国免受内外威胁”的职责。

1960年，土耳其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和他所在的政党被指控为偏执世俗主义，用极端手段打击反对派，军官们遂发动政变，凯末尔的战友伊斯梅特·伊诺努重新出任总理之位。曼德列斯在经过审判之后被处以死刑。

在后来的1971年、1980年和1997年，军方都曾经出手，推动文官政府下台，先前埃尔多安所在的福利党，正是被军事政变所取缔。土耳其军人政治颇具特色的一点在于军方在推翻文官政府之后，从未揽权，而是组织选举下一届文官政府，一旦选举完成，军人会立马交权，他们更多为凯末尔主义保驾护航，作为调节器避免文官政府领导下的政治走向极化。

但埃尔多安的措施，使得这一传统不复存在。2007年起，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组织的两场“埃尔盖内孔”和“巴尔尤兹”审判削弱了军方高层，数百名军官被指控阴谋政变而入狱。

2016年7月15日，“居伦运动”走向高潮，一部分军人发动政变未遂，埃尔多安借机清洗军队，解雇数万名军官，削减军方政治影响力。任何与政敌居伦有染指的军官，都被逮捕或者解雇，国家安全委员会被改组，军队受文官控制加强，总统制下军方角色被边缘化。

确立总统制与边缘化军方角色，是埃尔多安带给现代土耳其的两大政治变革。如今，埃尔多安执政的土耳其在外交层面的影响力日益突出，在叙利亚危机、俄乌战争以及加沙危机的斡旋中，土耳其的存在感非常强。埃尔多安通过骑墙与火中取栗的手段，提升了土耳其的国际威望与影响力，埃尔多安近日还频繁强调欧盟不可缺少土耳其。目前来看，他或将外交上的成就作为政绩，辅以强硬手段增强执政的合法性。

未来土耳其可能还会遭受长时间的通货膨胀与经济下滑，但长远来看，政局会趋于稳定。埃尔多安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近期被以腐败罪名逮捕的伊斯坦布尔市原市长伊马姆奥卢的同情者们难以掀起大风浪。埃尔多安在未来的五年甚至十年继续执掌土耳其几乎已成定局，其一举一动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