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淳于长夏承碑》探微

《夏承碑》原石拓片 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藏

来源 l 中国书法报

作者 l 李柯霖

释文：君讳承，字仲兖，东莱府君之孙，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将弟也，累叶牧守，印绂典据，十有余人，皆德任其位，名豊其爵。是故宠禄传于历世，策薰著于王室。君钟其美，受性渊懿，含和履仁。治《诗》《尚书》，兼览群艺，靡不寻畼，州郡更请，屈己匡君。为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上计掾、守令、冀州从事。所在执宪，弹绳纠柱，忠洁清肃。进退以礼，允道笃爱。先人后己，克让有终，察孝，不行。大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府归高，除淳于长。到官正席，流恩褒善，纠奸示恶。旬月化行，风俗改易。轓轩六辔，飞跃临津，不日则月。晧天不吊，歼此良人。年五十有六，建宁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呜呼痛哉！臣隶辟踊，悲动左右。百姓号咷，若丧考妣。咳孤愤泣，忉怛伤摧。勒铭金石，惟以告哀。其辞曰：於穆皇祖，天挺应期。佐时理物，绍纵先轨。积德勤约，燕于孙子。君之群感，并时繁祉。明明君德，令问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贤列。庶同如兰，意愿未止。中遭冤夭，不终其纪。夙卋霣祚，早丧懿宝。抱器幽潜，永归蒿里。痛矣如之，行路感动。党魂有灵，垂后不㱙。

《淳于长夏承碑》或称《夏承碑》，东汉建宁三年（170）立于河北永年。于宋代出土，原石久佚，现有明嘉靖重刻石立于此地。隶书在汉代发展趋于成熟，《夏承碑》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明清书家与金石学家的关注，但由于此碑版本流传甚多，真伪难辨，加之书手成迷，前人著述众说纷纭，存在问题较多，也使得此碑更具魅力。笔者从版本流传，翁方纲与许梿考异对比，书手者谁，明代隶书发展四个方面进行梳理研究，尽可能收集有关资料，总结考释，以求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夏承碑》宋拓本（部分）

一 、刻石流传经过

《淳于长夏承碑》又称《夏承碑》，碑高267厘米，宽128厘米。圭首之上有晕二重，自右周于左，其左复有一重，篆额3行黑字。其文14行，行27字，碑有穿孔。碑文为隶书，东汉建宁三年（170）立于河北永年。碑主人夏承（105—170），字仲兖，承有文德，累任县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冀州从事等职，官至淳于县长，任职不足两年便卒官，以示纪念，刊刻此碑。

关于《夏承碑》的著录最早见于赵明诚《金石录》：“碑今在洺州，元祐年间因治河堤，得于土壤中。建宁，灵帝时年号也，距今千岁矣，而刻画完好如新。余家所藏汉碑二百余卷，此碑最完。”明成化十五年（1479），广平知府秦民悦发现此碑仆地府治后堂，乃起而树之东隅，建“爱古轩”以覆之，但碑下截110字已被人剜剔掉。后嘉靖二十二年（1543），因筑城为工匠所毁，越二年，知府唐曜于漳州书院取旧拓重刻一碑置于亭中。碑文末有楷书“建宁三年蔡邕伯嗜书”9字。其碑文13行，行30字，碑后有楷书4行，为唐曜重跋。

汪上湖云：“今在永年县城内漳州书院二门外，近有县令曲阜孔君改名紫山书院。”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夏承碑》被砸成数块，现存于永年县文物保管所。

赵明诚所著述碑在“洺州”（宋代洺州属河北西路，故治即今河北省永年县城关镇），夏承本人“君讳承，字仲兖，东莱府君之孙，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将弟也”，《汉书地理志》中曰：“东莱：郡名。西汉高祖四年（前203）置东莱郡，属青州。”而夏承任命淳于县长后卒官（淳于：县名。汉代淳于县属北海郡，故治在今山东潍坊市），我们不禁要问，世代在山东的夏承为何死后其碑出现在河北永年县？作为金石学家的赵明诚为何没有提出如此明显的问题，洺州与淳于无接壤之地，故历史上不断有人推测赵明诚见此碑为异地重立者。

《夏承碑》宋拓本（部分）

二、翁方纲与许梿考异比较

《夏承碑》的传世版本现有两种，一为明代无锡华东沙真赏斋所藏，有清代翁方纲钩补并长跋，二为明代丹阳孙仲墙藏本，后归吴县潘氏滂喜斋，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关于两传世本的经过及其辨伪，现将清人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和清人许梿《古均阁宝刻录》进行详细的考异辨析。

（一）关于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的“五篇”考

在金石学复兴的乾嘉时期，翁方纲对于考据学、金石学尤为热爱，《两汉金石记》便是其著作之一。他著述了两汉及三国时期的金石碑版，共收集碑版286通，时间跨度471年，体例完备，资料丰盛。其中关于《夏承碑》的著述，分别以《成化本上半段原石考》《成化本阙一百十字字考》《都濠本阙四十五字考》《真赏斋阙三十字考》《嘉靖本又重刻考》5篇进行考辨，现将自己观点加以论述。

《夏承碑》宋拓本（部分）

1、成化本上半段原石考

“予既于辛丑春得见吴门陆谨庭所藏宋拓本，借拓而详考之，知是明锡山华中甫氏真赏斋最煊赫，有名之迹为谨庭跋于其后。越二年，谨庭复以计携北上集话，予诗境轩语及是碑之妙，而是日宋芝山适以其友瑛君所藏一本相视，即成化本。”

翁方纲何以见得真赏斋本？又云：

然吴山夫《金石文存》云：“《夏承碑》予得双钩本于海盐毕既明，后有丰道生跋，盖从宋拓影摹者。中缺三十字，盖犹在一百十字未缺之前者。”今梁尚书实缺三十字，其为毕既明本无疑，而何以王虚舟谓缺一百十字，乞虚舟之误欤？予既先后并得二本摹存于度，又据洪氏《隶续》以原石行数、位置列为图，并以今本图附于后，而以今石说尤甚者，一记出，按其行列、考次、回目，是而知碑之先后原委，其为三本之同异亦可以了然无惑矣。

翁方纲所见是吴山夫本，即杨景西，毕既明本，后有丰道生题跋。即华夏本（成化本），何屺瞻所藏是孙仲墙本，不幸的是，翁方纲从未见过此本，这也是他与许梿辨伪不异的关键。孙仲墙本归吴县潘氏。翁方纲将成化本与今广平碑对证，发现其讹谬者有三：原石泐字，成化时凿讹，嘉靖本因之以讹（共85字）；原石模糊，字画不可辨，成化时甚讹而嘉靖本加之讹者（共23字）：成化本上截之字有略近模糊而嘉靖本讹者（共3字）。其余与建宁原石无少异。秦郡守疑因成化本下半截是重刻，非建宁原石，何义门、汪上湖提出质疑。何义门认为成化本为初翻，嘉靖时是再翻，然成化本只有下半截之凿坏而非通体重刻。秦民悦见此碑仆于后堂，便树之东隅。重立之事非重刻也。假使成化时已重立此碑，岂能在短短五六十年间（1479—1545）即下半截如此泐蚀之多，未免无法令人信服。或许在成化之前，已有人将其重刻，不是不可能的。至于汪上湖之疑，“盖本于顾南原《隶辨》其说秦民悦所见碑在‘府治’，而无王文定（王恽）《秋涧集》云在‘府学’，则成化时何得尚在府治？”按《秋涧集》跋此碑“初未尝指为在府学也，都南濠《金薤琳琅》引《秋涧集》此跋，碑‘今在广平府’，此句是南濠语，非《秋涧》语，上湖误读此文，遂谓《秋涧》时已在府学，疑因秦守所树未必是原石，谬矣。元初此地仍曰‘洺州’，后乃升为‘广平路’，亦无府字，至明代始有‘广平府’之称”。《秋涧集》何由广平府学之语？

《夏承碑》明拓本（部分）

2.成化本阙110字考

此成化本阙110字仍在碑下半截。分两种情况，一是泐而未讹（共32字），二是泐而已讹（共78字），嘉靖重刻本改变其行次，而此110字又有考以原碑改正其讹者，而今人多见嘉靖本不得见成化本，其110字，不能知也。

3.都南濠本阙45字考

吴山夫云：“都太仆家本阙45字，谓是旧塌。顾南原家本与都正然。”然顾南原所收为双钩本，却未言阙字是某某。翁方纲通过考释认为都南濠所收为成化本，而顾南原所收为嘉靖双钩本。

4.《真赏斋》本阙30字考

翁方纲云：“予既考定陆谨庭所收宋拓本即华氏真赏斋本或有疑者阙30字，化行至十有恰30字，正合嘉靖重刻本一长行字数。”盖以《隶续》考定其改易行次，由于今所见《夏承碑》多为剪裱本，整拓已难见。故推测是在装裱成册时以每行5字，每页6行为式，恰失去1页，即30字。

5.嘉靖又有重刻本考

前述已知嘉靖本改易行次，此后翁方纲又见过数本嘉靖重刻本，皆非嘉靖本原石。其遒劲已失，与原石大相径庭。故较为可信的只有成化本（即真赏斋本）。

（二）许梿《古均阁宝刻录》考异

许梿（1787—1862），字叔夏，号珊琳，浙江海宁人，一生活动于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精金石文字，善书法，尤善书籍印刷。所刻书多手写上版，力求精益求精。

《古均阁宝刻录》刊于许梿晚年，共1册，书封面题“古均阁宝刻录”6字篆文，下面“汉夏承碑”4字则为楷书，下署“乐恬散人许梿书于吴寓斋”，下钤“叔夏”“金石富翁”2印。此本有许梿叙言，自述其一生治金石学经过和刊刻《夏承碑》的起因和动机。后有碑图，即双钩《夏承碑》，碑文钩摹十分精彩，线条细如发丝，笔力雄健。真可谓下真迹一等。碑图后附有释文与考释，对于《夏承碑》各版本的文字异同进行深入辨析。

《夏承碑》宋拓本（部分） 香港中文大学藏本

许梿所见旧拓有三：

一明无锡华夏中父藏本，阙化行以下30字。末有丰人叔，杨景西二跋。康熙戊戌为何义门所得，乾隆间归吴县陆谨庭，辛丑携至京师，翁覃溪为作跋语：嘉庆庚午余应秋赴会垣识任和赵文学晋斋于竹崦盦同观此本，手摹一过。迄今又50年不知流传何所。一明丹阳孙仲墙本，前后有孙桢及仲墙印论，审细整张为未补时物，有残缺。康熙时藏曝书亭朱氏，后何义门获于吴兴书贾，旋属长洲顾随菴，未几即佚，越60年曾孙湘舟覆购得之。湘舟考后其字，文保从子武保以先世遗物珠去复还，守护惟谨。一汀州尹墨卿（尹秉绶）藏本，有周公暇跋，嘉靖己亥墨卿以诒阳曲张古愚，道光余奉差金陵偶得于陈某帖肆中见之。

通过3本的比较，华本匡郭小而波画瘦，尹本匡郭大而波画肥，而孙本在不肥不瘦，恰到好处，且纸墨极佳，迨出土时精拓。又3本互勘孙本笔笔飞动，光彩呈露，自是绝尘。华、尹两本有形似而无神情，且有不相符合之处。他选择将是碑358字与宋刘球《隶韵》对照比较，发现孙本吻合之处较多，并选其数字进行考辨，验证孙本为建宁原刻。

翁方纲和许梿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进行考释，且又因翁方纲提出未曾见过孙本，更加使《夏承碑》的真伪扑朔迷离，哪个版本较为可信，恐都有理，此碑遗留问题较多，同时也足以见得此碑之受欢迎程度。

三、书手之谜

因嘉靖重刻本后有“建宁三年蔡邕伯嗜书”而被误认为作者是蔡邕，而后多数人质疑其真实性。如：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王世贞《兖州四部稿》、叶昌炽《语石》中均有提及。

《熹平石经》是蔡邕主持刊刻的一项工程，将儒家经典用隶书刊刻上石，字体方正平直，中规中矩，因用于正定文字，所以在文字使用方面更加严格规范统一，避免文字混用现象的出现。隶书发展到东汉已趋于成熟，史料记载公元170年，蔡邕被司徒桥玄征召为掾属，受桥玄厚待，出任河平县长，又被召拜为郎中，在东观校书，升任议郎。蔡邕修养极高，而《夏承碑》中文字混用现象较为明显，出自蔡邕之手难以让人信服。同时以是碑为坐标轴，对比前后10年汉碑，皆无《夏承碑》风格。

后人为彰显某碑之重要，故多妄加于名人，蔡邕，锺繇被冠之较多。中郎提出“笔软则奇怪生焉”，运用毛笔的属性来表现出千姿百态的线条，而《夏承碑》所表现出的正是，精彩飞动之势。假使出自大家之手，在丧葬制度严格的汉代，作为纪功碑性质的此碑怎能如此诡怪奇绝？恐有失妥当。仅仅凭借9字落款而冠之以蔡邕，实属不严谨。

《夏承碑》宋拓本（部分） 香港中文大学藏本

四、由《夏承碑》看明代隶书发展

《夏承碑》流传于明清，诸家题跋，赞赏有加：

蔡邕书《夏承碑》，如夏金铸鼎，形模怪橘，蛇神牛鬼，庞杂百出，而衣冠礼乐己胚胎乎其中，所谓气凌百代，笔阵堂堂者乎，予由是始知为中郎之迹。（王恽《秋涧集》）

夫八分书之流传于世者，独蔡中郎《夏承碑》。盖言用篆之二分，兼隶之八分，是于二者之间别构一体，《夏承碑》正用此也。其圆匀苍古，可谓绝妙，后亦无有能继之者矣。（何良俊《四有斋丛说》）

既得平正，须追险绝，险非诡怪之谓，谓其大胆落笔，有辟易万人气势，如此碑险极矣。然非具正法眼，定走入牛鬼蛇神一道。（吴世宣《爱吾庐题跋》）

是碑在诸汉碑中独具风采，字体方正，笔画匀称，雍容大度，运笔极富变化，以其具有代表性的藏锋起笔，藏露方圆，抑扬顿挫，舒展自如，上承篆籀，下开正楷，为古今一关捩。

《夏承碑》宋拓本（部分） 香港中文大学藏本

魏时期的《上尊号奏》《受禅表》无不受其影响。对比三者不难发现其用笔刚健遒劲，结体端庄凝重，章法严谨规矩，神韵浑厚朴茂。方笔斩截，豪迈纵逸，率直自然。汉魏隶书的发展是书法史的鼎盛时期，唐宋以降，日趋衰落，至清金石学的发展兴起，隶书渐渐复苏，篆隶的回归成为一种风尚。此外，《夏承碑》重刻于明代，加之明代其他出土汉碑，同时明代公私收藏的日渐完善，隶书的学习热情更加高涨。

如果说王世贞是理论家，那么文徵明便是实践者。由文徵明和祝允明领导的吴门书派是明代书法的中坚力量，吴门各家无所不通，各体兼善，尤以文徵明隶书成就最高。文徵明的隶书多见于书画题跋与引首，以正文形式保存的是两人合书《四体千字文》，篆隶两体由文徵明书写，文徵明师法汉碑，是明代隶书的受益者。

明清对于文徵明隶书的评价：

隶古在明世殊寥寥，闻惟陈文东、文徵明、文彭数人而已。（项元汴《蕉窗九录》）

书当以梁鹤为第一，今有《受禅》《尊号》二碑及《孔子庙碑》皆是。《孔子碑》是陈思王撰文，梁鹤书亦二绝也。盖承中郎之后，去篆而纯用隶法，是即隶书之祖也。今世人共称唐隶，观史惟则诸人之笔，拳局蠖缩，行笔太滞，殊不足观。至元则吴春孟思、褚夹士文，皆宗梁鹤，而吾松陈文东为最工。至衡山先生出，遂迥出诸人之上矣。近时有徐远芳，亦写隶书。一种恶札也。（明何良俊撰《四有斋丛说》）

汉隶之失久矣，衡山尚不辫，自余可知。汉隶古雅雄逸，有自然韵度，魏稍变以方整，乏其蕴藉，唐人规模之而结体运笔失之矜滞，去汉人不衫不履之致已远。降至宋元，古法益亡，乃有妄立细肚、蚕头、雁尾、鳌钩、长椽、虫雁、枣核、粗俗不入格，太可笑。独怪衡山宏博之学四楞关、余鹅、铁镰、钉尖诸名色者，精邃之识，而亦不辫此，何也？（王弘《石氏斋集》）

明清两代书家对于文徵明的隶书虽意见不同，但在重新振作的明清书坛，需要一股力量引领他们前行，而文徵明当之无愧。当代人学习书法时如何取舍，这是我们所应该反思的。

（文章转载自《大观·文史艺术》，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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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