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位上将是临时加上去的，一位干军工，一位转行政，为何如此？

1955年，因为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做表率，绝大多数离开军队系统的人都没有参与授衔。即便是王恩茂、叶飞等重心已转入地方工作的，也是因为在军队中有挂职。

不过，当时赵尔陆、阎红彦两个人的情况很特殊，按照正常标准来讲，他们也难获得军衔，但最后都破例成为了上将，这是为何呢？

先说赵尔陆，他的资历非常老，参加过南昌起义，后跟随朱老总上了井冈山。

革命年代他主要负责后勤、军工方面的工作，历任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红军前敌指挥部供给部部长、八路军总供给部副部长、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参谋长等职。军中许多供给标准和供给工作制度就是他领导制定的。

1952年评级时，赵尔陆还在中南军区担任参谋长，因而被评为正兵团级。这点是非常重要的，55年授衔很大程度上都参考了52年的评级标准。

但是，刚评完级的赵尔陆被调到了第二机械厂，后又改任第一机械部部长，这些单位虽然负责军工生产，但也意味着赵尔陆在军中没有职务了。

授衔前，相关部门面对赵尔陆的这种情况也很为难，经过反复讨论后，最终还是决定根据战争年代的职务，授予赵尔陆上将军衔。

一来他是中央红军后勤战线上的杰出人才，没有他，中央当年的情况只怕会更糟，这个贡献是旁人无可替代的；二来他1952年已经评级了，授衔也是根据评级进行的；三来他虽不在军队，从事的军工产业依然有很强的关联，给他授予军衔，也便于日后与军队的沟通。

赵尔陆本人对于这些倒是不在意，即便成了上将，他也没有多少喜悦之情。他基本上不愿意穿上将军服 ，除授衔时照的标准像和仅有的几张戎装照之外，与家人也只拍过一张穿着上将军服的照片。 并且从照相馆出来，到家就脱了。

赵尔陆女儿说，从那次家庭合影后就再也没有穿过。 至于原因就一个：穿上将军服会让他想起牺牲的战友和无数个无辜的同胞。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赵尔陆至少52年有过评级，阎红彦就更特殊了，重庆解放后就转到地方工作，没有任何军队级别，1955年1月才刚调任四川省副省长。

为了能让他符合授衔条件，中央临时让他兼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为何会如此呢？主要在于照顾“山头”。

毛主席曾说：我们领导革命也要从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这句话其实也有一层意思是，山头是客观存在的。

红军时期，我党有三大主力，这是三个大的“山头”，同时为中央提供落脚点的陕北红军也很重要，是为小的“山头”。授衔时，虽然没有直接言明，但“山头”确实也是隐性条件。没办法，部队来自五湖四海，想要最大程度实现团结的办法，就是尽可能保障平衡。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嘛，若特别偏袒或者忽视一方，都会让人产生意见。陕北红军虽然人数方面不如三大主力，但没有陕北，我党的命运就会更加曲折。这个贡献，再怎么说都要出一个上将。

在1955年那个环境下，除阎红彦外，还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了。能代表陕北红军获得大将乃至元帅军衔的有三个：谢子长、刘志丹、高高的山岗，可他们三人都没能活到授衔时。

失去标杆人物的陕北红军，最高就只能到上将一级了（徐海东是红25军代表），本来贺晋年符合条件，但他因为高的影响被排除，其他像崔田民、张达志等人要么在陕北时期职务不够，要么后来的发展够不到上将标准，想来想去，就只有阎红彦。

阎红彦1925年入党，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时，谢子长是总指挥，刘志丹是副指挥，阎红彦是第一大队大队长。

后来的战争生涯，阎红彦历任红30军军长、八路军129师留守处主任、八路军警备第一旅政委兼关中军分区政、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陕北红军初创时期他就是重要领导人，后来职务也不算低，在开国上将中，有十多位是副兵团级，所以授予阎红彦上将，其他人不会有什么话讲。

唯一的麻烦就是他很久都不在军队系统中，也没有参与军队评级，所以毛主席在1955年亲点他担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这样参与9月的授衔才名正言顺。

当然，这两位上将按照贡献和资历，也都实至名归，只是情况上有些特殊，中央的考虑还是很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