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师反问：“考不上好大学，你爸妈会死吗？”我愣住了……

亲爱的陌生人，此刻我执笔写信给你，如同面对镜中过去的自己。

我是家鋆，曾是被无数人仰望的“别人家的孩子”，却在高三那年骤然坠落。

这不是一个关于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而是一次向黑暗深处探寻真相的坦诚告白。

当抑郁如影随形地侵入我的生活，我才明白心理世界的崩塌往往悄无声息。

那个曾经在题海中游刃有余的自己，突然连最基本的起床都变得艰难。

身体急速消瘦，校园变成令人窒息的牢笼，每个早晨都要经历一场与自我的艰难谈判。

但今天回望这段经历，我看到的不是失败，而是一次必要的崩解。

正如哲学家荣格所说：“没有痛苦，就没有意识的觉醒。”

这段与抑郁共处的时光，反而成为我获取“黑色生命力”的特殊途径——

它让我领悟到，考砸不等于人生完蛋，脆弱不是可耻的失败，而寻求帮助，更是值得尊敬的勇气。

一、打破“全或无”的思维牢笼

在抑郁降临之前，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期待的气息。

父母的期望如同无形的坐标，指引着我前行的每一步。

“班级前三”、“年级前十”不是奋斗目标，而是基本底线。

书桌前的长明灯见证了我无数个深夜，各类竞赛和补习班构成了我青春的主要背景板。

成绩单上的数字成为我换取认可的唯一货币，直到高三那年的一个清晨，这套运行了十几年的系统突然宕机——

我的大脑拒绝执行起床指令，身体仿佛被无形的枷锁固定在床上。

“妈，我起不来，我完蛋了。”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我看到母亲眼中闪过的惊慌。

精神科的诊断书上“重度抑郁伴焦虑”的字样，让我陷入了更深的自我否定漩涡。

药物和心理咨询的建议听起来像是给“失败者”的标签。

在咨询室里，我像只受伤的刺猬般蜷缩：“如果考不上好大学，我的人生就彻底完了。”

咨询师没有给予廉价的安慰，而是用平静的语气追问：“考不上好大学，然后会发生什么？”

“找不到好工作，让父母失望，成为他们眼中的失败者...”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那么，他们的失望会导致死亡吗？”这个直击核心的问题让我瞬间怔住。

“不会...”答案脱口而出的那一刻，我仿佛听见内心某根紧绷的弦突然松动的声音。

在后续的咨询中，我们开始系统识别我的“自动化负性思维”，特别是那些“全或无”的极端认知模式。

咨询师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帮助我逐一检视这些信念的真实性：

• 让父母失望是否真的意味着我是废物？
• 一次考试失利是否注定终失败？

这种认知重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转变，而是在黑暗中凿开一丝缝隙，让理性的光芒慢慢照进来。

我开始明白，我的痛苦不仅来源于当下的压力，更来自于对现实灾难化的想象。

二、当治愈不是线性进程

高考那三天，我靠着药物和意志力完成了答卷。

当成绩公布时，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优等生，只能进入一所普通的民办大学。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痛感依然真实而尖锐。

我天真地以为，新环境会带来新开始，大学生活会自动治愈所有创伤。

然而现实却给了我沉重一击——陌生的人群、陌生的环境，反而激发了更强烈的恐惧反应。

我的身体开始以更激烈的方式抗议：持续失眠、心悸手抖、月经紊乱，甚至出现短暂的听觉丧失。

最严重的一次，我在教室经历了突如其来的惊恐发作。

濒死感如潮水般涌来，我逃离教室，躲进校园最偏僻的角落，崩溃大哭。

在那个绝望的时刻，我颤抖着拨通了咨询师的电话，又在几声铃响后仓皇挂断——

我害怕成为别人的负担。

令人意外的是，两分钟后咨询师回拨了电话。听到他声音的那一刻，我的防线彻底崩塌：

“我...我真的坚持不住了...”

“没关系，实在撑不住我们可以后退。”他的声音沉稳而坚定。

“我不敢回家，那里也是压力的源头...”

“我们可以一起寻找其他出路，我陪你面对。”

“没有出路了，我无路可走了...”我几乎是在哀求。

咨询师接住了我的绝望：“我理解这种感受，这不是你的错。如果需要，我可以协助你与家人沟通。”

在那通救命的电话中，有一句话成为转折点：“除了结束生命，其他选择我都支持你。”

这句话简单却充满力量，它承认了我的痛苦，同时又为希望留出了空间。

在咨询师的协助下，我办理了休学手续，开始了每周两次的定期咨询。

三、看见真正的伤口

休学在家的日子里，咨询师开始引导我进行更深层的自我探索。

通过细致的提问和回忆，我们逐渐拼凑出那些被忽略的生活片段——父母无休止的争吵、冷战时期家里压抑的气氛、还有我从小扮演的“调解员”角色。

“听起来，年幼的你一直在承担调节家庭矛盾的责任，像个‘小大人’？”咨询师的话像一束光，突然照亮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

那一刻我恍然大悟：

我对离家的恐惧，不仅来自学业压力，更源于潜意识里认为——这个家需要我来维持。

如果我离开了，谁来做父母的情绪调解员？谁来防止这个家庭分崩离析？这种超越年龄的责任感，早已成为束缚我心灵的隐形枷锁。

认识到这一点后，我的治疗进入了新阶段。

咨询师开始帮助我“重新做回孩子”，学习建立健康的心理边界。

我们通过角色扮演练习，模拟如何回应父母的矛盾：“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我相信你们能自己解决。”

第一次实践时，我紧张得手心冒汗。

但当我结结巴巴地说出这句话并离开房间后，父母竟然自己解决了争执。

这个小小的成功带来了巨大的解放感。

通过意象对话技术，我开始连接那个一直被忽略的“内在小孩”——那个需要被关爱、被看见的小家鋆。

我学会将关注点从父母的情绪转移到自己的需求上，开始尝试发展个人兴趣，体验一个青少年本该拥有的轻松时光。

这个过程充满挑战，放下习惯性背负的责任需要反复练习和自我谅解。

咨询师始终耐心陪伴，肯定每一个微小的进步。

渐渐地，内心那个空洞的部分开始被填补——我不再是父母婚姻的粘合剂，只是他们的女儿。

最后的话

回顾这段曲折的旅程，我深切感激那位始终没有放弃我的咨询师。

尤其是那个及时的回电和那句“除了死亡，其他都支持你”，这些成为了我黑暗中的生命线。

但我同样感谢那个没有放弃自己的家鋆——那个曾经自认为是“废物”的女孩，原来内心藏着如此巨大的韧性，足以穿越最深的绝望。

分享我的故事，是想告诉同样在痛苦中挣扎的你：

请相信，光明是存在的，即使你此刻还看不见它。

勇敢迈出求助的第一步，或许就是你重生的开始。

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真正的勇气。

心理咨询并非魔法，不会立刻消除所有痛苦，

但它能赋予你工具与理解，帮你拨开迷雾，看清背后真正的痛苦与伤口，最终穿越它们。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选择咨询师，不妨私信百恩讲述你的故事，我们将为你推荐合适的心理咨询师。

别怕心事重重，百恩陪你慢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