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庸，不再有半点神性灵性，不再令人着迷 | 许纪霖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

历史系教授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以下内容为节选《晶报》对许纪霖先生的采访。

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我把知识分为两部分：一种是核心知识，一种是背景知识，前者代表了“专”，后者代表了“博”。

一个人需要精读自己专业领域(或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的那些好书，经典之作也就那么多。仅仅读这些书是不够的，还要阅读大量提供背景知识的书籍，读这些书可以不求甚解，观其大略就可以了。

直到某一天，你开始觉得这些背景知识很重要，需要将它们转化为核心知识，你再去精读。而在现实中，大多数人搞不清核心知识和背景知识的关系，总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提问：您着眼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当下，8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已经成长起来，您如何界定他们的气质、人格与思想呢?

许纪霖：“80后”是在一个完全世俗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和他们的父辈构成强烈对比，他们才是崭新的一代人。以阅读为例，父与子之间阅读习惯很不一样。

●父亲对儿子说：报纸上有一篇好文章，你去读一下。

儿子说：好，我到网上找来读。

●儿子对父亲说：网上有一篇好文章，你去读一下。

父亲说：“好，你帮我打印下来。”

父与子的阅读习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网络阅读将为我们带来什么，对“80后”、“90后”将构成何种影响？我们远远估计不足，新的阅读革新可能是一场经久不息的运动。

正如15世纪德国古腾堡印刷术大大推动印刷书的普及，使得近代启蒙运动成为可能，使得文化消费成为可能。爆发于世纪之交的网络革命，对未来几个世纪将造成何种影响，也才初露端倪。

再比如，社会上热议的“广场舞”现象，同样凸显了代际之间的冲突。“广场舞大妈”大约属于文革一代，她们为什么热衷于跳集体舞？年轻人为什么如此反感?我想说的是，60年代的运动千奇百怪，“广场舞大妈”的人格是在60年代的公共生活中锻造而成的。

而今天这个日趋个人化的时代，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广场舞大妈”不喜欢在网上跟人交流，似乎也只能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找到自我。

表面上看起来，她们热衷于公共生活，实际上，她们所缺少的是一个个人化时代所应有的公德，很少考虑自己的活动可能影响到别人。

但是，老的一代在熟人圈子里面比较讲私德，她们对家庭的重视、对人脉圈子的依赖和对熟人有人情。

相对而言，年轻一代人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有公德而无私德。

在他们的意识中，家庭观念非常淡薄，熟人之间也不太讲情面，分得清清楚楚。可年轻一代里的精英是有公德的，他们热衷于参加各种公益慈善活动。

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年轻人对政事的兴趣非常淡薄，他们更关注个人的心灵问题，不像老一代人那样“言必谈政”。

提问：在历史学者高华的笔下，60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通过组织读书会、阅读原典，逐渐走出思想的蒙昧状态……那个时代的动荡并未窒息思想的活力，反倒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许纪霖：事实上，“书”分两种，一种是书本之“书”，一种是社会之“书”。过去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这代人里的大多数，在读大学之前都有社会经历，我虽然不是“老三届”，但我下过乡，那三年时光在当时看来是“一片灰白”，现在回头去看，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使我没有成为一个书呆子。

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从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读上来的青年学者，社会经历太贫乏！如果他们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没有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单凭考证是不能探究到历史真相的，因为他们根本无从想象过去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

而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既有抽象的、知识上的理解，又有经验的、感受上的理解，对生活的情感体验无疑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越来越不相信理性，休谟说：“理性是情感的奴隶。”而人的情感与人的感受有关，本质上是一种“在场感”。

为什么那一代人被放逐到穷乡僻壤，也没有自暴自弃，还在坚持读书？因为他们越是了解这个社会，越是希望通过读书去探究社会为什么是这个样。知识越是匮乏，人们对知识的渴望越是强烈，一本好书通常以手抄本的方式在人们中间流传。

提问：那一代知识分子，之所以在穷乡僻壤坚持读书，除了在情感上对知识有一种渴求，在理性上对未来有无判断？比如未来的社会仍然需要那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

许纪霖：因人而异，那些有抱负的人可能会这么想，我没那么大抱负。我生于书香之家，对我来说，读书就是一个乐趣，甚至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乐趣，我从没想过那么多。

当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读书是不需要理由的。我也从来没有将读书工具化，那些将读书工具化的人，反而随时可以抛弃它。

提问：您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对60年代的岁月怀有何种感情?

许纪霖：我总是觉得，与我们那一代人相比，现在的学生生活经历太贫乏，生活体验缺乏丰富性，而这种丰富性是人生很宝贵的财富，比书本知识更为重要。

灵气哪里来?不就从书本知识与生活体验的两相印证中来吗?比如野夫的书，为什么写得那么惊心动魄?究其原因，首先不是他的文字好，而是他的经历是别人不可能有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颗敏感的心，还读了很多书，三者缺一不可。

反观现在年轻一代人的生活，则太平淡、太概念化了。我希望那些喜爱读书的学生，在读书之外寻求更多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悉心研读社会这部大书，培养一颗敏感的心。一个没有经受过挫折和困顿的人，是写不出伟大作品的。

今天我们的学院体制，整个围绕功利性的培养目标，学者写出来的东西越来越没有光彩，作品的专业味儿十足，却没有生活的质感、历史的质感，这都和青年学者经历贫乏有关。

钱理群有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他称这一代知识分子为“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情趣的文人”。

现在的学者多如繁星，可他们背后却没有文化、思想和智慧，和现实生活隔膜殊深；现在的文人也多如牛毛，却变得越来越没有品位，近乎无趣。

卓越与平庸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含混不清，这个时代变得不再令人着迷，这个世界在技术理性的摆布之下变得日趋平庸，不再有半点神性和灵性。

我为下一代人忧虑的是——他们的生活经历太贫乏，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时代又太庸常，从贫乏的生活、庸常的时代中提炼不出超越性的价值和意义。

我之所以鼓励年轻人在读书之外更多地感受生活，其道理也在于此。

面对庸常的时代，年轻人不是沉沦其中，就是缩回自己的小天地，构造属于自己的乌托邦（比如动漫），这种乌托邦既没有神性也没有灵性，更遑论超越性和批判性。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宫崎骏？宫崎骏的世界对现实有着强烈的疏离感和批判性。而我们构造的乌托邦，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复制品。

提问：难道这个时代还不如上山下乡的那段岁月令人着迷吗?

许纪霖：不能这样比较。你不能因为这个时代不尽如人意，就美化那段岁月。那个时代是被高度抽空的一个时代，人们生活于虚幻的乌托邦的想象之中，你毕竟不能把虚幻的东西当成实实在在的东西。

提问：您的研究从早期关注历史、思想领域内的一些大的问题，到今天关注几代人的心灵世界，已经发生了“兴趣的转向”。即便您在书中谈自由主义，也不忘强调伦理价值的重建，您好像越来越关注人的心灵需要。

许纪霖：是的。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虽然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却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自觉，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我曾研究现代学者林同济，他早年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也是一个具有儒家士大夫气质的人，他到晚年却发现道家的境界才是最高的，我在研究他的时候未必理解他的感受，也许是当时我还只有四十多岁，太年轻，我现在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才慢慢理解他在说什么。

当然，也有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通过儒与佛的汇通来平衡内心的。

提问：您将早期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称为“公共写作”，坦言自己更像梁漱溟所说的“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您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带有思想家气质的历史学者。

许纪霖：王元化先生认为，最高的境界是“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很多学者不太追求思想，觉得学术就是最高的东西；反之，网上的一些公知，有思想却没有学术，我可能两者兼有。

当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希望达到“有思想的学术”，就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当我从事公共思考的时候，我希望自己的思考是有学理支撑的。